王宗禹：我家的两次被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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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丨王宗禹：我家的两次被遣返

王宗禹  新三届  2018-02-21


作者简介
王宗禹，1950年1月生人，文革时在北京二龙路学校读高一，1968年12月去山西插队，1972年12月去大同矿务局当矿工。1978年考入中国矿业大学，后来在煤炭科学研究院做技术工作，高级工程师。1997年开始在煤炭科学技术杂志做编辑，后来在中国安全科学学报做副主编、编审。


第一次被遣返

我的父亲王桂芳，后改名王馨圃，1911年出生于山东省莱阳县照旺庄乡大陶漳村。我的祖父是一名乡村教师，家里有几亩地和七棵梨树。父亲姊妹六个，父亲是老大，下面还有四个妹妹和一个弟弟，祖父靠教书为生，家里没有人种地，土地就租出去了。

父亲从小读了九年书，十几岁就到东北吉林市一个水果店学徒。后来回到老家娶了我母亲，我母亲家是本县望岚口村的。我姥爷后来到北京做小生意，开了个肉铺。姥爷家没有男孩只有两个女儿，后来从别人家过继了一个男孩。姥爷把我父母叫到北京帮助他经营肉铺，父亲后来自己独立开了个粉坊。

龙口的粉丝是很出名的，父亲找了几个胶东的有手艺的老乡一起做粉丝生意。在西直门外租了一个院子，置办了一些工具，石磨、炉灶、牲口、大车等，取名宏兴粉坊。父亲既是经理又是会计。凭着这个小买卖把我祖父祖母接到了北京，母亲先后生养了我们七个孩子。我行四，上面有一个姐姐，两个哥哥，下面有三个妹妹。


1957年全家照，最小的男孩为本人，当时最小的妹妹还没有出生

从1930年代到北平解放，生意一直平平淡淡地做着，家里孩子多，生活并不富裕，解放后头几年也没有什么变化，一直到一九五六年，进行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称为公私合营。所谓公私合营就是政府派人来把所有的资产折算成货币，称为定股，然后按照定股的年息百分之五领取利息，称为定息，规定领取十年，之后全部资产就归政府所有了。定股的多少完全由政府一方说了算，我家的定股是1573元。我家每个季度可以到银行领取19.66元的定息。




图为父亲领定息的凭证

        按照规定，定股达到1500元就算资本家，1500元以下是小业主。于是父亲就有了资本家的身份。一方是政府称为公方，一方是资本家称为资方，厂子由政府派人来当厂长，父亲被安排当副厂长，后来又被降为生产股股长。同时还安排父亲做了北京市工商联常委兼海淀区工商联主任。父亲的月工资是62元，工商联主任没有薪水。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父亲既是工厂的当权派（虽然根本就没有权）又是资本家，首当其冲就成了斗争对象，被斗、被打、被剃头、被抄家。后来有传言，要将地富反坏右等赶出北京，父亲是资本家，算是民族资产阶级，属人民范畴，似乎不在此列，没想到还是没有逃脱厄运。

厂里的一伙人告知父亲已经被列入遣返名单，9月9号离开北京，遣返回原籍。厂里送来一些草绳捆绑行李用。户口被提前办理了迁移手续，我姐姐早已工作，在新疆石油系统的勘探队，她的不到两岁的儿子在我家里，大哥中专毕业后分配在长沙无线电工业学校工作，二哥在北京林学院上大一，我在北京二龙路学校上高一，大妹在北京女八中上初一，二妹上小学，还有一个小妹很小的时候过继给了我在成都的叔叔（他没有孩子）。户口本上7个人只留下我一个人的没有迁走，家里的房子被封了，我好不容易把户口落在北京一个远房舅舅家。

    9月9号厂里来了一辆大卡车，下来一伙人，为首的是一个叫胡全发的，要押送我们这一家人去火车站。街坊四邻不少人来围观。胡全发恶狠狠地推了父亲一把，要他跪下，父亲顺从地跪下，又叫我爷爷也跪下，爷爷也跪下了。胡全发对父亲翻起了旧账说，你叫我们工人干活你在一边掐着表，还摆资本家的派头。你算什么东西！然后叫我母亲去找白布和笔墨，然后对父亲说，你写！父亲说，写什么？姓胡的说，你自己说吧，你是个什么玩意？

看着胡全发气势汹汹的样子，此时父亲想什么我完全能猜到，他怕挨打，尤其是当着老父亲，妻子儿女和街坊四邻的面挨打，那将是一个极其不堪的场面，他唯一的选择是顺从。父亲沉吟了片刻说，我是个不接受改造的资本家，行吗？最糟糕的事情没有发生，姓胡的说，行，你就这么写。于是父亲在白布上写了“不接受改造的资本家”，母亲被命令把白布缝在了父亲的后背上。又在另一块白布上写了“老资本家”，缝在了爷爷的后背上。

父亲在我眼里是个不敢亲近的人，平时父亲对我很严厉，有时我在外面和玩伴打架，人家找到家里，或者玩皮球打碎邻居家的玻璃，我还没少挨父亲的揍。加之父亲资本家的身份使我们这些做子女的在学校受到歧视，也心存一些怨恨，有时会幼稚地想，为什么父亲要做资本家呢，为什么不做工人呢？

同时我也从平时生活的细节上感觉到父亲对我们是疼爱的，他是个非常本分，待人很厚道的人，辛苦挣钱养活一大家子人很不容易。此时父亲要走了，我似乎感觉到了什么，跨了两步到他面前想说两句什么，一时又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喃喃地说，回去好好的……父亲说，我知道。我还想说，以后我回去看你，还没有说出口，胡全发一伙人就催着走。父亲走了，被人押着，母亲，爷爷，还有妹妹抱着我的外甥，一同往外走，街坊四邻让开了路，人形错动之中我看到父亲蹒跚地走，后背上有一块飘忽的白布。没有想到这竟是我看父亲的最后一眼。

一家人到了火车站，一伙红卫兵检查行李，一辆准备托运的自行车被没收了，捆好的行李也被打开，几件旧绸子被面改做的棉袄也被没收了。

老家有几间破败的草屋被生产队用作仓库，腾出来了。父亲下地干了几天农活便病倒了，先是吃不下东西，后来出现腹水，肚子像鼓一样，在家里躺了几天越来越厉害，母亲向生产队要了一辆马车送到了十几里地的县医院。家里就剩下14岁的大妹燕鸣和12岁的二妹燕南，还有70多岁的爷爷以及不到两岁的外甥晓葵。燕鸣每天下地干活，燕南在家里做饭，照顾爷爷和外甥。

父母走了多日没有消息，没有电话和任何通信手段，燕鸣不放心走着去了县医院，得知母亲已经送父亲去青岛了。我不知道母亲一个大字不识的小脚女人是怎样把父亲送到青岛的，后来听母亲说青岛有个远房亲戚帮着把父亲送进了医院，到医院看病还要报家庭成分，那个亲戚还帮忙谎报了父亲的成分。医生开始说是肝炎，后来又说可能是肝癌，没办法治，你们走吧。就这样父亲又回到了大陶漳村。

父亲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有一次清醒时说想吃葡萄，已是初冬时节，哪里有葡萄，本家叔叔(王桂秋)骑着自行车跑了好几个村才找到了葡萄。父亲吃到了葡萄，但是生命却走到了尽头。11月28日父亲口吐鲜血撒手人寰，是年55岁。从离开北京算起到父亲离开人世仅仅80天。

第二次被遣返

二哥还在北京林学院，新疆的姐姐给他寄生活费。长沙的大哥每个月从他30多元的工资中拿出12元寄给我。我侥幸把户口留在了北京，远房的舅舅收留了我。危难时刻，舅舅一家对我不错，我把户口落在他家，还要住在他们家里，每天晚上用木板搭个床，特别是他家里都是女孩，非常不方便。舅舅的成分是小业主，自己每天也活得战战兢兢的。我也知道舅舅的难处，当时正是大串联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长征队离开了北京。

这个长征队是北京农机学院的大学生发起组织的，要从北京出发步行到江西的井冈山，然后沿着红军长征的路走到延安，再从延安走到北京，计划要走一年的时间。长征队有好几百人，分成若干个连和排，成员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学生和大学生，以中学生为主。长征队有个非常大气的名字:中国长征红卫军第一方面军。事实上我们只从北京走到了河南兰考，接到中央停止大串联的通告，长征队就解散了。

据说当时被赶出北京的有十万人，依据的是北京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就是臭名昭著的西纠）的一个通令，被赶走的人大部分是所谓的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及其家属。这一阵风过去之后几个月，陆陆续续不少被赶走的人返回了北京，要求落实政策。父亲已经死了，母亲带着我的两个妹妹和外甥也回到了北京。原来的住房已经贴上了封条，母亲找当地的派出所和街道临时负责人要求打开房门住进去，但是他们互相推诿谁也不管。天已经黑了，正是严冬时节，一家人就要露宿街头了，母亲也是急了，撕掉了封条，砸开了锁住了进去。

父亲原来的单位北京清河粉丝厂给一点生活费和粮票勉强维持生活。我家住在西直门外，大妹燕鸣每个星期去20多里外的清河厂里取一个星期的钱和粮票，每次去都很怵头，厂里负责发钱和粮票的姓董的胖子总是百般刁难。关于回京落户问题，厂里说北京市此类人数众多，要统筹解决。就这样过了一年多，1968年3月18号北京市公安局发布了一个通告，通告说，地富反坏右分子及坚持反动立场的资本家要重新遣返回农村。

我父亲原来是北京市工商联的常委，海淀区工商联主任，不曾定为反动资本家，现在人已经死了，母亲和妹妹等落户应该没有问题了。没想到不久厂里通知，公安局已经批下来了，父亲被定为反动资本家。人民内部矛盾一下变成了敌我矛盾,而且根本没有辩解的余地，一家人再次被遣返回山东。这次从山东回到北京，父亲的头衔由资本家变成了反动资本家，必须再次被遣返回山东老家。

这次被遣返我陪着母亲和妹妹一块回去的。从气候等自然条件看胶东真是个好地方，各种粮食蔬菜水果品质都很好，尤其是享誉国内外的莱阳梨品味极佳。但老百姓的日子依然过得很苦，经过三年大饥荒后，刚刚吃饱饭又开始学大寨。村里连电都没有，每天早上摸黑起来，两个未成年的妹妹跟着妇女劳力，我跟着男劳力下地干活。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妹妹和我干农活显然不得要领，所以格外吃力，好在村里人对我们都很友善。锄地时，每人一垄，锄得快的就在地头休息，我锄得最慢，每次都有人在前面帮我锄。

当地农村的运输工具主要是一个轱辘的小推车，运庄稼，运肥料，运粮食都靠它。好劳力一下能推四五百斤，乡间的崎岖小路，甚至没有路的地方都能走得飞快。我也尝试着推小车，从开始的推二百多斤到后来的三百多斤。以致后来生产队把我当做能推小车的劳力使用。但是比起当地村民来毕竟技不如人，干活当中偶尔会发生翻车事故。一旦翻车，别的人都会停下来帮助我重新装车、固定，从来没有人埋怨我。

印象最深的一次，我们一伙人推着庄稼从地里往村里走，过一个土坎时我翻车了，伙伴们帮着我收拾，重新上路，没多久我又翻车了，心里特别懊恼，马上就要收工了，大家都饥肠辘辘，如果有人埋怨我或者骂我两句我也只能听着。没想到一伙人嘻嘻哈哈地帮我收拾，没有一个人有埋怨我的意思。

家乡的梨是我吃过的梨中最好吃的，外地人称之为莱阳梨，当地人称为茌（读作CI）梨，或者叫大梨。看起来其貌不扬，但吃到嘴里甘甜如饴,爽口细腻真是妙不可言。莱阳梨早已名声在外，当地人都知道，正宗的莱阳梨只产于五龙河沿岸的11个村，肥沃的油沙地，清冽的五龙河水以及适宜的气候孕育了这水果中的珍品。我家的大陶漳村就是这11个村中的一个。

但是正宗中的正宗该数芦儿港村的那300亩地的梨树。每年国庆节之前，从这300亩地的梨中选出好之又好的装筐运到莱阳县城，北京来直升机运走，直接就上了人民大会堂国庆招待会的餐桌。那一年芦儿港结出了一个特别大的梨，称了称有两斤半。在那个争先恐后表忠心的年代，生产大队决定，把这个梨寄给毛主席。于是通过邮局给北京中南海寄去了包裹，以后便没有了下文，我一直很好奇，不知道最后这个梨进了谁的肚子。

梨树都是生产队的，每年九月一号开始摘梨，在这之前谁要是敢到梨行去摘梨会被以盗窃论处。但是也有例外，一次我们一伙人在梨行附近锄玉米，看梨行的老头向我们招手，我们知道有梨吃了，果然老头从草棚里拿出一小筐梨让我们吃。我们吃梨，老头侃大山，先说当年打游击，又说起吃梨的门道，他说真正最好吃的梨是风口上的，有钱人未必能吃到。可惜当时还没有到完全成熟的时候，老头的话我记了几十年，遗憾的是到现在我也没吃过风口上的梨。

梨不但好吃，而且便宜。梨长到网球那么大的时候，为了避免梨长得太多太密以致压垮了树，必须间下一部分。间下来的梨已经很甜了，有一天邻居送来几个间下来的梨，说生产队在村里的小庙正在卖这样的梨。母亲尝了尝确实很甜，挎了个小篮子去买梨。卖梨的是个中年男人，论辈分管我母亲叫婶子，问我母亲买多少，母亲说，买一块钱的吧。那个人说，婶子你先回去吧，一会我找个小车给你送到家里去。母亲说，多少啊？他说二百斤啊。老百姓手里真的没有什么钱，水果蔬菜惊人的便宜，到了梨，苹果等大批量下来的时候，最好的梨和苹果都是几分钱一斤。那些经过挑选，个头均匀，包上纸准备出口的梨卖给社员是一毛六一斤。

有一次解放军的部队拉练路过大陶漳村，村里大喇叭通知，每家拿出两棵大白菜送到大队部给解放军吃。家家都不缺大白菜，每家都拿出最好的大白菜，我妹妹也抱了两棵大白菜送到大队部，没想到大队部的人说，不要你们家的。妹妹才明白，我们家已经归到四类分子阶级敌人那一类了,解放军不吃阶级敌人家的菜。

淳朴的民风给人以安慰，但是无可逃匿的政治雾霾之下，尽管你清白如水但你确确实实已经成了那个时代的贱民。我感受到的村民淳朴和友善也许只是一个侧面，我四姑父郭宗瑞原来是青岛国民党军校的学生，后来是国民党青年军的军官，一九四九年随国民党部队带着我四姑到台湾去了。四姑父的父亲是本县红土崖村的地主，文革时被人活活打死了。一向老实善良的农民怎么会出手打死人哪？山东人的厚道是出了名的，可是那是从前，经过一次次政治运动的洗刷，淳朴厚重的民风已经日渐单薄了。

四姑名叫王桂清，自从去了台湾便断了音信。在台湾的还有我们本家的两家亲人，爷爷还有两个哥哥，大爷爷的大儿子王桂一在台湾做生意，二爷爷的老三王桂林在台湾做工。1949年之后，台湾海峡两岸天各一方。这边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反右派……阶级斗争腥风血雨，我所接受的教育就是，我们的生活是最幸福的，天下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有责任去解救他们。至于台湾，大多是从电影里接受的信息，一提起台湾总是和美蒋特务联系在一起的。

文革之前的1964年，父亲接到一封信，信是寄到1949年以前父亲做生意老字号的地址，邮局几经辗转把信交给我父亲。信是从西班牙巴塞罗那寄来的，信的内容竟然是台湾的大爷来寻亲的，他说他们已经从台湾移居到西班牙。后来才知道他们还是在台湾，出于安全考虑托朋友从西班牙发的信。记得父亲和爷爷很是兴奋又有些惶恐，兴奋的是找到了亲人，惶恐的是那时虽然还没有搞文革，但是阶级斗争的弦已经拉得很紧了，父亲不敢隐瞒，报告了派出所。不知是哪一级领导答复说可以回信，自此父亲就和台湾的四姑有了联系，同时在台湾的大爷和三叔也同大陆的亲人有了联系。

文革开始后，我家惨遭不幸，一家人被赶回老家，父亲含冤去世。和四姑的联系中断了一段时间，后来又有了联系，四姑常常给已经被赶回老家的爷爷写信。有一次四姑信里说，听别人说可以往回寄钱，她也想给爷爷寄钱，又怕收不到，先试探性地寄20美元，如果能收到再多寄，没多久乡里的邮递员送来了33元人民币，说是那20美元兑换的。爷爷给四姑写了信，说以后不要寄钱了。

若干年以后，两岸可以探亲了，此时四姑已经去世，四姑父多次回来探亲。下面是一段我大哥和四姑父的对话：

大哥：“您当初在部队里是什么职务？”
四姑父:“骑兵排的排长。”

“哪支部队？”
“整编74师。”

“那不是张灵甫的部队吗？”
“就是。”

“孟良崮战役不是被全歼了吗？”
“我们是骑兵，跑得快，逃出来了。”


四姑一家

我在山东老家待了三个多月，北京的同学来信告诉我学校要军训和复课闹革命了，我于1968年9月底回到北京，没多久就开始动员上山下乡。我于12月17号去山西省天镇县插队，插队四年后的1972年年底去大同矿务局当了矿工。作为知识青年还是有机会被安排工作的，为了解决两个妹妹的出路，我去找过北京市委信访办公室，他们说两个妹妹可以作为回乡知识青年对待。我赶快给妹妹写信，燕鸣领着燕南去莱阳县委知青办公室，人家也认可了两个妹妹的知青身份。

有了知青的身份就有了安排工作的希望，但是现实并不乐观，招工的名额很少，知青分为下乡知青和回乡知青，很少的招工名额也优先给了下乡知青。直到1976年，打倒四人帮以后，大妹妹才被安排在莱阳县皮鞋厂当了工人。那一年离被赶回老家已经10年了，燕鸣已经24岁，燕南则还在生产队劳动。


1976年燕鸣和燕南

又过了两年，眼看着燕南安排工作无望，全家人都很着急，燕鸣给北京市知青办写了好几封信，知青办回了信，要燕鸣找父亲的原单位清河粉丝厂，燕鸣给粉丝厂写了信，希望他们能够和莱阳县联系，帮助解决燕南工作安排的问题，但好长时间没有回信。

后面的事情颇有些戏剧性，1978年家里好事不断，先是姐姐一家从工作了20多年的新疆克拉玛依油田调到了徐州华东输油管道局，10月份我从大同矿务局考上了位于四川的中国矿业大学。12月份，燕鸣快要结婚了，正在这时，燕南被安排在了县制药厂上班，都以为是燕鸣写的那封信起了作用。燕南只上了几天班，那天家里收到了北京清河粉丝厂寄来的挂号信，信里有母亲和燕南的北京户口准迁证，还有一封信，信里说，现在落实政策了，可以迁回北京。

燕南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母亲，没想到母亲却不肯回北京，经过这些年的风风雨雨，一次次的打击摧残，母亲已经身心俱疲，只想安心在这里养老。燕南则执意要回北京，那天正是燕鸣结婚后的第三天，按照当地的风俗，新娘的父亲要去新人家开箱，父亲不在了，就由本家的叔叔（王桂馨）代替，按说这样的仪式新娘的妹妹是不参加的，燕南心里有事，还是跟着去了。燕鸣听到这个消息，百感交集，坚决支持燕南回北京。母亲拗不过女儿，燕南急急忙忙辞去了刚刚得到的等了十几年的工作，又把刚刚得到的城镇户口迁回农村，办理了迁往北京的户口。

   1966年全家被赶出北京时是六个人，爷爷和父亲已经去世，燕鸣留在了当地，外甥晓葵早已回到他父母身边，十二年之后燕南和母亲两个人回到北京。燕南被安排在粉丝厂当了工人，母女二人挤在一间集体宿舍里。厂里领导没有人来看望，更没有人道歉。老邻居老朋友来看望，有人感慨说，还是落实政策好啊。

是啊，落实政策了，落实政策多么好啊。在被损害者眼里，落实政策是一个充满温馨和希望的词，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词，其背后掩藏着当权者的霸道和傲慢。政策永远是好的，当初迫害你的时候政策还没有落实，现在落实了，你该感激涕零才是。

一场梦魇已成过去，不知它会不会再来。

二零一八年一月写于北京

文图由作者提供本号推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