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史开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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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史开生面

《晶报》专栏



能与自己娓娓而谈的人不会永远孤独。那位反动其时代风气的学者，样貌丑陋、性情偏激，在世时少有知音、穷困病苦，但始终与自己娓娓而谈，并让对话泉涌而出，酿成名著，终于在百十年后，成为学界关注、研究的白炽星。



斯人即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浙江绍兴人），清代相当独特的一位史学家，梁启超誉为“清代惟一之史学大师”。他的名著《文史通义》，上承刘知几《史通》、郑樵《通志略》，下启近代“新史学”，至今仍是学界研究热点。



章学诚属于晚慧型，自小较钝，15、6岁随父至湖北应城，入馆学习八股，成绩平平。他不喜八股，偷偷变卖妻子的首饰，雇书吏抄录先秦史书，然后自行分拆、组合，编纂成纪传体史书。可见在少年时代，他的史学兴趣就如春笋生发。



20来岁时，章学诚买了本庾信的诗集，吴兆宜注。在“春水望桃花”一句的注文中，吴搞了些小考据。学诚的父亲抹去注文，旁批道：“望桃花于春水，神思何其绵邈”。此后，学诚顿觉吴注索然无味，进而对考据产生反感，而终其一生，他都与乾嘉主流考据学割席而坐。



30岁左右，学诚因人推荐，入太学志局，参与编修《国子监志》。在志局他过得并不如意，数年后愤然离开。随后出没朱筠、毕沅、谢启昆等人幕中，充当文案师爷，或者助修史籍、方志（其中《续资治通鉴》、《和州志》等流传至今，《史籍考》仅存编例，《湖北通志》也仅残存少量文稿）。不当幕客时，则于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执教，聊以养家。中年得中进士，或许因为厌恶混迹官场，或许因为学术抱负，他没有出仕。



学诚不大写诗，自称“不能诗，而生平有感触，一寓于文”。他喜欢在秋冬之交写文章，因为其时“灯火可亲，而节序又易感也”。一生贫病的他，对春天没有感觉，那是闲适士大夫的专享；他只爱秋尽冬初，那才是贫士的季节，所谓“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



学诚的一生，太没福气，有封信可举为概括。那是他40多岁时给朋友的一封求助信，当时他在途中遇盗，旧稿几乎全部遗失，生活又无着落。这封信的言辞，骄傲而悲伤：



“若不逼于困苦饥寒，呼吁哀号，失其故态，则……尚思用其专长，殚经究史。宽以岁月，庶几勒成一家，其于古今学术，未必稍无裨补。若使尘封笔砚，仆仆风霜，求一饱之无时，混四民而有愧，则不过数十寒暑，便无此身，以所得之甚难而汩没之甚易，当亦长者之所恻然悯惜者也”！



终其一生，骄傲都与他如影随形。在朱筠门下时，他常议论如泉涌，且姗笑无弟子礼，见者愕然。还好，朱筠厚道而爱才，也不以为忤。



对老师尚且如此，对朋友就更不客气。当时学者，常信佛而素食，他不以为然，跟朋友罗有高戏谑说：“佛说人死为羊，羊死为人。今生所食，来世则反报，你信么？”罗说：“当然”。学诚又说：“那么穷鬼想发财，最好去杀掠富豪；贱人要发达，最好去劫持大官。来世反报嘛，必可以富贵”。罗鬼冒火，但不能驳倒学诚。



又有一次，他与周震荣讨论问题，意见不合，竟至攘袂变色，丑语相诋。恰有另两个朋友来，维护周氏，学诚气得不行，言辞越发凌厉。正辩作一团，立户外的僮仆嘲笑说：“这是省城，不去拜达官贵人，却在这里争些无益的东西”，又举空荡荡的包袱示意：“所以我们才吃不饱饭啊……”学诚闻之失笑，索酒斗饮，大醉别去。



章学诚的凌厉言辞缘于内心深处的自信，此种自信太过坚硬，几乎接近信仰。他始终坚信自己的学问卓成一家，虽不合时宜，也能在学术史中长存。他称“君子之学，贵辟风气，而不贵趋风气”，又道“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更言“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为千古史学辟其蓁芜”，还说恐惊世骇俗，只愿刊部分手稿以就同志，不欲遍示于人。其孤独、骄傲、自信的样貌，溢纸而出。



章氏学问的核心是史学，且是对当时主流考据学进行反动的“新史学”。在给钱大昕的一封信中，他说：



“世俗风尚，必有所偏，达人显贵之所主持，聪明才智之所奔赴，其中流弊必不在小。载笔之士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苟欲有所救挽，则必逆于时趋。”



学诚所暗斥的“时趋”、“流弊”，就是流于琐碎，有时甚至近乎“学术手淫”的乾嘉考据学。他对考据风气有一种深刻的警惕，认为“今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但知聚铜，不解铸釜”，犹如“观坐井之天，测坳堂之水，而遂欲穷六合之运度，量四海之波涛”。并指出无谓考据之无厘头——“古人之考索，将以有为也……今则无所为而竞言考索”，因此，“近日考订之学，正患不求其义，而执形迹之末，铢黍较量，小有异同，即嚣然纷争，而不知古人之真，不在是也”。



学诚不但批判考据，更批判考据背后的崇古与迂腐。他说“学当求其是，不可泥于古”，认为对古代的学术、思想、制度应有选择地传承，不能一味尊崇信奉。因此，应该将学术研究务实化、当代化，也即“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这些观点在当时可谓惊人之论，在今日也仍有相当价值。



章氏的史学成就，集中在思辨方面（学诚不善记诵，他曾多次谈及自己的记忆力不好，占有史料也不算多，“闻见寥寥”。但一到抽象思辨范畴，他就有当时学者罕见的清晰、严谨）。何炳松曾概括其史学理论精华，主要有三：一是记注和撰述的分家，也就是史料与史著的区分，所谓“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二是通史的观念。在实斋以前，仅刘知几略有点通史的意见，及郑樵有过朦胧的通史主张，但系统论述通史之意义、利弊、编纂等问题，则自学诚始；三是倡导历史的主观与客观主义。这是用现代语言诠释，学诚自己的常用语则是“天人之际 ”，所谓“尽其天而不益于人”。



此外，章学诚在校勘学、方志学上也富有成就。在他之前，校勘学虽已极盛，却少见系统论著；历代所修方志汗牛充栋，也乏有专门论文。章氏的《校雠通义》、《方志略例》，可谓独开生面，空谷足音。



而在知识论，就是关于学问的学问方面，章氏也颇多精湛论说。他分别“学问”与“功力”，认为“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谓学，是犹指秫黍以谓酒也”。大意是说，以思辨为核心的学问与以记诵为核心的功力，看上去相似，其实不同。学问建立在功力基础上，但功力不等于学问，就像酿酒的粮食不等于酒。



他又分别著述中的学问（思辨）、文辞（语言）与考据（材料），以人身为喻，生动形象：“学问，其神智也；文辞，其肌肤也；考据，其骸骨也。三者备而后谓之著述”，如果割裂义理、考据和文辞，则“义理入于虚无，考证徒为糟粕，文章只为玩物”。此种论辩，较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旧说，更加新颖、深刻。



章氏对学术史也有独见，如《浙东学术》一篇，论述浙东、浙西学派之渊源、特色，且阐发“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之妙论。再如《校雠通义序》中“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一说，也为治学术史者重视。



当然，章氏最出名的还是关于“六经皆史”的论述。他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将时人视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六经还原成史籍、政典。不止如此，他更称“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说这些话的时候，作为史学家的章学诚真是斩钉截铁，不怒而威。（后人考证，“六经皆史”的渊源来自隋王通，明王守仁、清初顾炎武等人，我觉得并不能减弱实斋“六经皆史”的原创性。此前诸说皆非专为史学而发，王通等人的著作中也不存在以此为中心、一以贯之的理论主线。）



不过，章氏在学术批评中也有流于意气或失之道学的地方。他攻击诗人袁枚“以六经为导欲宣淫之具”，已颇无趣，还恨不得袁枚被干掉、凌迟，就简直是面目狰狞了。为捍卫封建妇道，他又攻击曾经的朋友汪中“无耻”、“狂惑丧心”，此种气味，令人掩鼻。



章氏的偏执、激烈或许缘于其不幸际遇（相比之下，物质精神双丰收，美人名声俱入怀的袁枚，自然要乐呵呵得多，“性灵”得多了）。他的一生，总是困厄，既困于贫，又困于病，还困于乏有知音。他年轻的时候，苦于鼻上的暗疮；中年的时候，听觉陡降，跟人说话更像吵架了；在晚年，则困扰于头疼与右眼失明。他的职业生涯也颠沛流离，出没于官员的幕府之中，奔走于书院的教席之间，还曾数次遇盗，其中一次使他的手稿几乎全部遗失，另一次则使他一穷二白地困守乡村小旅馆多日，等待朋友救援。



物质、生理的困厄之外，还有心理上的困厄—— 因缺少知音而产生的孤独感，对主流学界既看不起又不无嫉妒的骄傲与悲伤。他曾多次跟朋友讲述自己的史学思想后，提醒朋友不必外传，以免惊世骇俗。在给钱大昕的一封信中，他推心置腹地大谈自己对考据学的意见，却没得到回音或共鸣。他也偶有知己，但只惊鸿一瞥。在国子监时，欧阳谨为祭酒，曾擢其为第一。六馆之士，相诧而嘻，欧阳却称学诚“当求之古人，固非一世士也”。 另一些人则将他看作一个问号，如翁方纲向刘端临征询章氏“学业究何门路”，阮元则写信给洪亮吉，说：“会稽有章实斋，所学与吾辈绝异，而自有一种不可埋没气象，不知是何路数，足下能定之否？愚意此亦一时之奇士也”。



章学诚本人，当然知道自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天才，也知道自己与身处的时代并不合拍。作为史学先知，他必须接受不被人关注，不招人喜欢的命运。支持他终身从事跟其时代习气截然不同的新颖写作的，是对自己天才的信任，以及不浪费这种天才的责任感。因此，他终身“撰著于车尘马足之间”，视学问为最珍视之物，“饥之可以为食，寒之可以为衣”。



实斋在世及死后的百年内，整个学界都漠视他的著作。偶尔有学者焦循表达对《文史通义》的尊敬，但在赞美章氏的时候，居然把他的名字写错了。直到晚清民国，章学诚带有浓重叛逆色彩的学说，才为诸多带革命性的思想家，如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人重视，绍介于众，“章学”也由之兴起。



在人人以故纸为基本食粮，以考据为生活方式的乾嘉时代，章学诚对考据学进行了尖锐批判，而在批判中，他又掺杂着对它的尊敬，遂产生一种复杂心态。譬如初次接触到戴震及其学说时，他就受到不小的震动，也因之一度彷徨。（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对此有精彩分析）他认为学者应当从过去的沉浸中摆脱出来，但因为生计，他终身从事最多的仍然是修补方志、编撰《史籍考》一类书籍的工作。像清初学者一样，他试图以自己的方式从过去中脱颖而出，形成全新的学说，但最后仍不能完全摆脱传统的束缚，这既表现在其卫道思想，也表现在其史学评论的方式上——他的思想躲藏在诸多分散的文章、札记、书信中，需要人们耐心地去搜查、组合、汇总、诠释。



如果不过度拔高也不过度贬抑的话，或许可将章学诚称作中国第一个真正近代意义上的史学家，足以与西方的布莱德雷、柯林武德等史学家并提而不逊色。（值得强调的是，章学诚是一个史学家，而非史家，他在历史著述上并无太多建树，但在史学理论上，比之前的所有中国学者走得更远。）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学诚不屑屑于考证之学，与正统派异……实为晚清学者开拓心胸，非直史家之杰而已”，寥寥数语，道出了章学诚生前寂寞身后尊荣的秘密——一个超前其时代的学者，终将在能理解并尊重其学术的时代闪现光芒。



【参考文献.以作者姓氏拼音为序】



仓修良，叶建华著，《章学诚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

胡适著，《章实斋年谱.齐白石年谱》，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倪德卫著，杨立华译，《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钱锺书著，《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1999

山口久和著，王标译，《章学诚的知识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余英时著，《论戴震与章学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

章学诚撰，《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章学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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