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美国对华政策 王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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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美国对华政策——以艾奇逊和承认问题为中心的再研究
作者：王立新（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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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利用大量第一手资料，从新的角度对1949－1950年间美国承认新中国的问题进行了再研究。作者认为，杜鲁门政府未能承认新中国的根本原因并非是国会和舆论的压力，而在于那个时期由反共主义和中美关系神话构成的独特的对华意识形态。正是这一意识形态使杜鲁门政府无论在信仰上还是在情感上都无法接受新中国，对新中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愤怒和远远超出其它国家的敌意。与传统的看法不同，本文认为，艾奇逊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下，根本没有考虑承认新中国，因此并非过去学者所认为的灵活的现实主义者。“失去的机会”说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和错误的逻辑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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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意识形态 中美关系神话 反共主义 艾奇逊 承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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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立新，1966年生，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10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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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美国面临新的对华政策选择。在战后美苏冷战的背景下，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苏联，美国的政策应该是尽可能地防止苏联―― 这一美国的主要敌人――力量的增长，为此应该阻止中共投向苏联的怀抱。尽管美国不喜欢中共的意识形态，但是一个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并不必然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因为根据现实主义的逻辑，是苏联力量的增长，而非共产主义本身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只要中共独立于苏联，只要中国不与苏联的结盟，中国不仅不会威胁美国的安全，相反可能会牵制苏联在亚洲的力量。因此从维持全球均势和维护美国安全的角度看，合理、恰当的对华政策应该是尽可能阻止中共与苏联结盟，即实施“楔子战略”（wedge strategy），为此甚至应该考虑承认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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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949年至朝鲜战争爆发前的美国对华政策，也许是中美关系史研究中成果最为丰硕同时又充满巨大分歧的领域。大多数美国学者认为，以杜鲁门和艾奇逊为首的美国行政当局试图贯彻的正是阻止中苏结盟的楔子战略，特别是国务卿艾奇逊等人渴望与新中国建立正常的关系以防止中共完全倒向苏联，但国会内部的亲蒋势力、美国反对承认的公众舆论和中共蓄意激怒西方国家的行为使杜鲁门政府无法这样做。华裔学者邹谠、沃伦·科恩(Warren I. Cohen)和南希·塔克(Nancy Tucker)都持这样的看法。科恩和塔克甚至认为，为了在中国和苏联之间打进楔子和鼓励毛泽东成为“亚洲的铁托”，艾奇逊准备停止对蒋的一切援助和听任台湾的“陷落”，华盛顿还计划与北京政府开展贸易、给予外交承认和支持北京获得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总之，艾奇逊的政策是现实主义的和灵活的。这一观点被称为塔克－科恩命题（Tucker-Cohen theme）。 但另外一些美国学者,如约翰·加迪斯（John L. Gaddis）、沃尔多·海因里希斯（Waldo H. Heinrichs）等人认为科恩－塔克命题忽略了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双重性，没有看到尽管艾奇逊愿意听任台湾的陷落，国防部却从军事安全的角度认为台湾对美国在太平洋的防御圈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并认为共产化的中国注定是苏联的卫星和苏联在亚洲扩张的工具。这两种政策取向共存于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中，因此仅仅描述艾奇逊现实主义的一面是不够的。多数中国学者除否认中共的政策构成美国拒绝承认的原因外，大体赞同美国学者的第一种观点，即认为艾奇逊等人的政策是比较灵活的，杜鲁门政府未能实现同新中国的和解是由于美国国会和舆论的阻挠；而另一些中国学者则认为，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的一年半时间里，杜鲁门政府对新中国实行的是全方位的敌视政策，即排除对话，不予外交承认，在敌视和孤立新中国问题上，艾奇逊等人与国会内的亲蒋势力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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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阻碍美国承认的力量究竟什么，是国会、公众舆论还是艾奇逊本人，美国始终未能真正按照现实主义的原则推行其对华政策，杜鲁门政府继续支持国民党，并在其他国家，包括西方大国英国宣布承认新中国之后继续拒绝考虑给予承认。从这一事实自然引申出来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国会、公众舆论会如此激烈地反对与新中国和解？如果确如部分中国学者所分析的那样，艾奇逊与国会的中国帮没有什么两样，那么为什么被誉为现实主义代表的艾奇逊等人也如此敌视新中国？如果我们把关注点从美国本身转移开来，把美国的政策与其他西方国家如英法的政策做一比较，就会进一步引申出一个或许更加有助于理解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实质的问题：为什么在西方国家中单单美国如此僵化和激烈的敌视新中国，执行一项其敌意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政策？况且，承认并非意味着友好，而不过是意味着承认事实。美国对华政策的引人瞩目之处就在于，为什么美国连这一事实都不愿承认？究竟是什么力量导致了这一结果。迄今为止，中外学者对这些问题并没有给予满意的回答，无论是美国国内政治纷争还是英国在香港的特殊利益都不能对美国政策的这一不同于英法的特点给予足够富有说服力的解释。为此必须从其他方面寻找美国政策独特性的来源。已有研究的局限性还在于，中外学者关注的焦点仅停留在卷入政策过程的各种势力的政策主张层面，而对其政策主张背后的思想根源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和清晰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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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认为，阻碍美国执行一项现实主义对华政策和杜鲁门政府实施楔子战略的最重要的因素是那个时期美国对华思想中强烈而独特的意识形态。这种独特的对华意识形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冷战初期建立在古典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反共主义，这种反共主义本质上与整个西方的反共主义没有什么不同，但在美国的强度要大的多，特别是反共主义由于国内与国际的原因在1949年后尤其强烈；其二是自19世纪初以来逐渐在美中关系中形成的建立在美国独特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关于中美关系的神话。以美国拯救，中国感恩为主要内容的关于中美关系的神话帮助界定了美国的国家身份，在美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中共的胜利使这一神话破产，使美国人产生强烈的幻灭、沮丧、愤怒等情绪和对背叛者进行惩罚的心理。艾奇逊等人就深受这种独特意识形态的影响。本文的研究试图表明，弥漫在美国社会的独特的对华意识形态导致承认政策与美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和对中国的特殊情感相冲突因而缺乏起码的道德合法性，使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决策者艾奇逊面临道德与利益选择的两难，并执行了一项自相矛盾的对华政策矛盾，最终导致对新中国的承认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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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府到民间：冷战初期狂热的反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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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美苏崛起为世界的超级强国，整个世界形成两极体系。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两极体系内在地孕育着大国冲突的种子,冷战后的世界本应上演的是传统的地缘争霸游戏。从地缘政治与美国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应该是牵制苏联力量的增长，维持全球均势，这一目标要求把遏制苏联与遏制共产主义分离开来，合理的遏制政策应该是以苏联为对象，而不是以共产主义为对象，美国应该与不受苏联控制的共产党国家合作以便遏制苏联的扩张主义。后来的尼克松政府正是这样做的。冷战初期，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提出的遏制战略也主要是以遏制苏联的扩张为目标。但是在1949－1950年间，美国的遏制战略经历了一个深刻的变化：遏制对象从苏联的力量转变为遏制任何地方出现的共产主义的扩张，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目标压倒了地缘政治目标，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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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种转变的原因，历史学家大体上提出两种解释：其一是认为这种倾向产生于美国的国内政治和党派倾轧，特别是共和党在1948年总统大选中的意外失败使其更加肆无忌惮利用意识形态语言，主要是反共主义辞令攻击民主党的对外政策。关于第一点，学者们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里不再赘述。其二是认为它源于杜鲁门政府通过夸大共产主义的“邪恶”和威胁来恐吓美国人的策略和公共关系运动，这一策略的目的是向国会和民众兜售其援助欧洲以遏制苏联的计划。杜鲁门政府的高官们，包括杜鲁门本人在公开的演讲中，不惜使用夸张性的言辞，大肆宣传共产主义的邪恶与威胁，以说服保守的国会以及仍沉迷于孤立主义思想的民众支持美国战后的国际主义政策。最典型的就是杜鲁门在出台杜鲁门主义的咨文中用极端的意识形态语言把世界划分为自由与集权的两极，声称美国的政策就是“支持自由的人民”，“抵制武装起来的少数人和外来的压力企图强加给他们的奴役”。杜鲁门在咨文中不是从维持欧洲均势的现实主义角度，而是从捍卫自由的角度来界定美国在希腊和土耳其的利益，鼓励公众以一种极为简单化的观点和模式看待世界，实际上把所有的共产主义都描述为可怕和危险的，美国都应该加以反对，而没有对不同的共产党国家加以区分。正如当时美国著名专栏作家瓦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所批评的那样，杜鲁门把具有具体和特定目标和界限的美国的外交政策变成了没有界限的“十字军讨伐运动”（crusade）。从杜鲁门演说中一个简单而合理的推理就是，既然共产主义如此之坏，为什么我们只反对欧洲的共产主义，而对中国的共产主义听之任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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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杜鲁门主义所高唱的反共主义是出于公共关系考虑，主要是为了争取国会和民众的话，1950年4月7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NSC68）文件的出台则表明在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战略家们的思想中，两极思想和遏制无所不在的共产主义开始主导美国对外战略，美国外交战略从冷战初期凯南的现实主义遏制转向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道德主义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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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冷战初期，美国的对苏政策受到乔治·凯南思想的深刻影响。作为现实主义者，凯南认为，美国的国家安全依赖于美国在世界各种力量之间建立平衡，即依赖于世界的均势。同时，并不是所有地区都对美国具有同等重要性，美国对苏联扩张的遏制应该是有选择的。其它国家的国内制度不是美国外交政策应该关注的问题。美国应该坚持“传统的不干涉其它国家内部事务的政策”，“不能认为我们天然地有义务采取措施影响其它国家内部事务的进程”。也就是说，对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厌恶不意味着采取敌视的行动。当1949年底凯南离开政策设计室的时候，其思想对美国遏制战略的影响大大减弱了。1950 年4月对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具有重大影响的NSC68号文件的出台标志着美国遏制战略的重大转变：其一，NSC68宣称，美国的“根本目标是确保我们建立在个人尊严和价值基础上的自由社会的完整和活力”，因此美国的战略不再是有选择性的若干战略要点，而是遍及全球的。贯穿该文件的是两极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对抗：“本纲要的成功最终全赖美国政府、美国人民和所有自由国家的人民意识到冷战实际上是一场关系到自由世界存亡的真正的战争”。其二，该文件基本没有涉及如何鼓励和利用共产主义阵营内部分裂以削弱苏联的力量。在凯南原来设计的遏制战略中，是苏联而不是国际共产主义威胁了美国的安全，美国应该同独立于苏联控制的共产党合作以遏制苏联的扩张主义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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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美国在外交中到底是有选择性的承担义务，通过建立均势和平衡苏联的权力来维持美国的安全还是反对任何地方出现的共产主义以捍卫自由世界？杜鲁门政府的目标应该是前者,但根据NSC 68的措辞和逻辑，美国的目标应该是后者。文件起草委员会顾问詹姆斯·科南特（James Conant）曾对此询问主要起草人保罗·尼采（Paul Nitze）：美国的目标是否是“恢复所有的克里姆林宫受害者的自由”和“让整个世界民主化”。尼采回答说不是,美国仍然要区分长远目标和短期目标，但是尼采又指出：“如果美国的目标仅仅是击退侵略，而不想建立一个更好的世界，那么战斗的意志将会减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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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作为了解国际事务的决策精英更倾向于从现实主义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理性地、审慎地估算国家利益和制定外交政策，与国会和公众相比，行政当局应该较少道德主义和意识形态色彩。如果连行政部门都如此的话，国会和公众的政策倾向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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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的大量研究已经表明，在冷战初期，国会远比行政当局更加强烈地从意识形态角度僵化地看待战后美苏之争，把共产主义视为铁板一块，认为所有共产党都是对美国利益的威胁。特别是那些亲蒋派的议员，不管其真实动机是什么，都以强烈的意识形态语言来反对新中国。美国社会也弥漫对共产主义的强烈恐惧，民众舆论普遍相信苏联具有统治整个世界的目标，共产主义是铁板一块的，中共听从莫斯科的命令。1949年11月进行的盖洛普民意测验中，有70％的受访者相信苏联扩大自己的实力是“为了成为整个世界的统治力量”，而只有18％的人相信苏联这样做“只是为了保卫自己免于在将来的战争中被攻击”。 1948年11月进行的盖洛普民意测验中表明，有51％的受访者认为“中共服从莫斯科的命令”，而回答不是的只有10％，并有45％的人认为“发生在中国的战争是对世界和平的真正威胁”，而回答不是的只有22％。 1950年底中国卷入朝鲜战争后，则有超过80％的被访者认为中国这样做是出于苏联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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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9年下半年到50年代初期正是美国社会反共主义意识形态甚嚣尘上的时期，从政府到民间，从官员到民众，普遍存在对共产主义的敌视和恐惧。大体说来，这一时期美国的反共主义意识形态包括如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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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相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与美国自由思想截然对立的一种信仰体系，共产主义政治制度被视为本质上“集权”的、反民主的、反资本主义的制度，因此被广泛认为是对美国人最珍视的价值――自由的真正威胁，是对美国立国基础的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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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相信美国与苏联的斗争一场两种截然对立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之间你死我活的竞赛,对共产主义的遏制关乎到自由价值观和美国生活方式的存亡。在战后初期，由于苏联在反法西斯斗争赢得巨大的威望，由于在亚洲和西欧一些国家以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力量在二战中的壮大，也由于苏联工业化的成功增强了苏联模式对第三世界国家选择发展道路的吸引力，美国深切地感受到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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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相信共产主义集团是铁板一块的，世界各国的共产党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他们都服从来自莫斯科的指挥，组成一个团结的整体，鼓动世界革命，并企图最终统治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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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相信共产主义的另一个可怕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一种敌对的意识形态，同时还与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国家巨大的实力以及各种宣传、欺骗、操纵和颠覆手段结合在一起，本质上一种不加遏制会自然传播的扩张性的意识形态。美国人的这一信仰成为后来流行的多米诺骨牌理论的思想基础，即一个国家导向了共产主义，就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其它国家也会跟着陷落。因此美国对共产主义必须进行坚定而有效的遏制，不能允许任何一个国家，哪怕它很小，导向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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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五，反共主义在两党乃至整个美国社会具有高度“共识”，在美国陷入越南的泥沼之前，几乎没有人能挑战上述反共主义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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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民族主义、关于中美关系的神话以及神话的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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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期以来在美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中占据一种特殊的位置。与中国、法国等世界大多数国家不同，美国人缺乏共同的血缘和历史经验以及共同的文化心理，美国的国家认同主要是建立在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理想，即自由主义基础之上。美国的这种独特的国家认同导致这样一个结果，即国家凝聚力来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敌对的意识形态的存在以及美国意识形态对其他国家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以证明这种美国生活方式的普世性和巨大威力。前者表现在美国长期以来通过与专制、压迫、腐败的欧洲的对立来界定其国家身份，后者则表现出美国人相信自己肩负着用美国的文化改造世界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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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Edward Said）曾言：东方在欧洲（西方）的自我认同中扮演重要角色，欧洲正是通过与东方的比较来界定自己的文化身份的。东方“帮助欧洲将自己界定为与东方相对照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萨义德就此提出欧洲认识东方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他称所谓的东方主义就是“根据东方在欧洲西方经验中的特殊位置来理解东方的一种方式”。这里的东方和欧洲分别置换成中国和美国，东方主义同样适用。中国主要是通过它提供的机会来帮助界定美国的。所谓的机会是指中国有着巨大的人口和悠久的文明，而自近代以来处于衰落之中，其可塑性似乎为美国提供了用美国的模式改造中国人的信仰、道德、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巨大机会。还有什么比一个具有古老文明和庞大人口的中国被美国所改造，并在美国的监护下实现现代化更能证明美国制度和价值观的巨大威力的呢？自近代以来，中国在美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中扮演的就是证明美国文化具有普世优越性的角色。中国成为实现美国民族抱负、国家使命和树立美国国家威望的巨大试验场。试验的成功不仅将证明基督教和美国文化的普世性，而且在传播自己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的成功也是一个国家大国地位和荣耀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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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人到中国不是为了掠夺，而是为了给予，不是为了占领，而是为来改造。与其他国家同中国的关系不同，中美关系是以双方深厚的友谊为标志的，美国人在中国的善行，美国对中国的“保护”和中国人对美国的“感激”和信赖构成中美之间的特殊关系。艾奇逊在就白皮书致总统的信中一开始就大谈美国对中国的“友谊”：“美国人民与政府对中国的关切可以在我们的历史上追溯到很远的时期,尽管两国相距遥远,在背景上存在广泛差异，把中国和美国隔开，但把两国人民联结在一起的宗教上、慈善事业上以及文化上的纽带一直使美国对中国的友谊非常强烈。这种友谊是可以用许多年来美国的种种善行加以证明的，包括用庚子赔款为中国学生提供教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内的废除治外法权,以及战时及战后的广泛对华援助等。”
尽管所谓美国对中国所谓的无私帮助在相当程度上不过是无稽之谈，其提出者完全忽视了华人在美国所遭受的不人道的待遇、美国在中国享有的种种特权以及屡次口惠而实不至的对华政策对中国民族主义情感的伤害，但美国人却对此深信不疑。杜鲁门在关于美中关系白皮书的声明中说：“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令人温暖的友好感情一直是美国对外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事实之一。” 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汤姆·康纳利（Tom Connally）1950年9月22日在参议院的演讲中称：“我们与中国人民之间传统上一直存在着友好的关系。” 直至50年代后期,一位参议员仍然说：“我把中国看成是被保护者，我们总是竭力保护他们，总是抵御对他们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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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历史上对中国无私的利他主义帮助和中国满怀感激而产生两国特殊的友好关系构成所谓的中美关系神话。在这一神话中，美国长期以来是中国主权的保护者和现代化事业的指导者；美国的价值观和制度具有普世性，中国人民愿意接受这样的价值观和制度，愿意接受美国的指导，并因此对美国的善行非常感激。正如国务卿威廉·詹宁斯·布赖安在评论威尔逊宣布美国退出六国银行团时说的那样，美国政府的这一行动实际上“赢得了中国人民永久的感激”。中美关系神话的构建及其被广泛的接受满足了美国人的民族主义心理需要，中国成为美国拯救世界计划的一部分，中国在诉说着美国的伟大。专栏作家约瑟夫·克拉夫特（Joseph Kraft）评论说，中国一直是满足美国人自恋症的地方，是美国人自我陶醉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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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美关系的神话不仅与历史事实相差甚远，更重要的是，这种建立在幻觉上的迷思（myth）会对中美关系造成极大的危害：其一，它严重遮蔽了美国对中国局势的认识。既然中国人信赖美国，热爱美国的价值观和民主制度，愿意接受美国的指导，从这一信念自然引申出来的就是共产主义并不适合中国，共产主义对中国的统治并不是中国人民自愿接受的，而是外来力量强加的，因此他们相信中国人民迟早会摆脱共产主义的羁绊，重新拥抱美国的民主制度。所以艾奇逊在给总统杜鲁门的信中称“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终将东山再起”，推翻外来统治。其二，由中国共产化而导致的中美关系神话的破灭在美国激起强烈的负面情感反应，使美国人完全不能接受这一现实。面对中国抛弃美国的制度与文化，拒绝美国的“监护”与“指导”，并选择社会主义。美国在中国一个多世纪的心血付诸东流，美国对自己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自信心遭受沉重的打击。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这样评论说：“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起来掌权，使我们对自己的认识以及自己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产生了疑问。就我们过去的传教工作和提高中国人民一般水平的工作而论，它们表达了我们领导人类进步事业的信心，但现在我们的自信心理受到了一次惨重的打击。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不仅唾弃了基督教，而且也唾弃了法律的至高权力、个人主义的理想、多党竞选制、公民自由权，总之，唾弃了我们的整个政治秩序，以及通过合法手续得到自由和安全的种种观念。我们感到我们的基本价值标准直接受到威胁。如果中国人自愿选择共产主义，那就可以断定，人类的大多数是不会走我们的路――至少目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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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人看来，中国抛弃了美国为中国设计的所谓强大、自由、民主的道路，几代美国人在中国经营的事业，包括教育、医疗和宗教事业都成了泡影，把几亿中国人塑造成美国的顾客和基督徒的梦想似乎要永远破灭了。而当中共在国内发起宣传运动，中国人民谴责和揭露美国对中国的侵略时，长期沉醉于中美关系神话的美国民众表现出来的是迷惑、恼怒、激愤和强烈的幻灭感，中国被视为“忘恩负义”。这种情绪的宣泄口就是寻找替罪羊和对中共的“忘恩负义” 进行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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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前曾长期在华工作的著名美国记者伊罗生这样描绘美国人当时的心情：“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中，有极其众多的美国人把自己视为中国和中国人的仁慈保护者和恩人，是中国人的救星、教师、治愈其痛苦的医生、保护者，看作是热情而忠实的朋友和仰慕者。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心灵、肉体和不朽的灵魂承担着责任，美国政府则承担着保护中国政治独立和行政完整的责任。他们就是这样看待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这样在教堂里进行描述、在历史书中记述它，也是这样在所有的教室里告诉孩子们。这是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共享的经历，他们几代美国人把一分、10分和20分的硬币放入募捐的盘子里，为中国人捐献救济金，他们的税款凑成数十亿美元的巨大数目，用于救济和支持处于和平与战争中的中国和中国人。在所有这一切之后，中国人大规模地、坚决地拒绝了美国的帮助、希望、渴望和告诫。他们采取了敌视美国人和反对美国利益的路线。其结果是他们把美国人从那扇美国人曾经如此漫长和如此英勇地竭力保持其开放的门户中逐出了中国。在做这些事情时，中国人显而易见地咬啮了这么多年来一直喂养他们的手。他们恩将仇报，简言之他们是忘恩负义的无耻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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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正是美国对中国的这种特殊情感达到高潮和中美关系神话广为传播之时。战时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共同抗击日本凝结的友谊，富兰克林·罗斯福对中国大国地位的提升，一个统一、民主、强大，对美国友好，并在国际事务中追随美国的中国的前景使美国人普遍相信，中国就在他们手中，美国的国家理想和使命的实现似乎唾手可得。但是这种希望由于中共的胜利而骤然破灭了。艾奇逊的传记作者戴维·麦克莱伦评论说：“美国人在对华态度中所倾注的情感使他们不可能相信中国人拥抱共产主义是出于自己的意志，也不能相信中国人会以如此羞辱美国的方式拒绝美国。他们一直不了解中国的现实，对来自北京的对他们的汹涌的仇恨和谩骂毫无准备。（他们不禁问道）中国人真的是这样想的吗？他们是否也是某种邪恶阴谋的受害者。” 在国民党、国会和亨利·卢斯主办的杂志的鼓噪下，美国民众相信，有人出卖了中国。要么是中国人被共产党愚弄了，要么是中国被美国一小撮亲共分子出卖了，甚至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具有巨大影响的《时代》与《生活》杂志把中国的局势视为国务院高级官员欺骗和散布失败主义的结果，看作是共产党听从莫斯科的命令和实施阴谋的结果，而绝不可能是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结果。麦卡锡之流的政客则借此煽动美国人，把他们带入一种自我怨恨和惋惜中国陷落的狂怒之中。正如费正清所言：“我们在这场危机中聊以自慰的，是认为新的中共独裁政权并不代表中国人民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的利益，认为它只是靠武力和操纵手段才维持下去，总之，我们认为它太坏，不能持久，因此作为一种原则和义务，我们无论如何必须反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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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的一位官员后来回忆说：“因为在别的国家对中国不好时我们在为中国做事，我们认为中国人应该感激我们。想到我们自义和团时代和海约翰以来我们对中国的政策和在中国的行为，我就经常陷入这一想法之中。中国人应该表示感激。这就是我们对红色中国如此恼怒的原因。他们还去与俄国人联合在一起使我们加倍地发疯。我在我的同事中间，特别是从参加联合国代表会议的政府官员中听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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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一位舆论分析家说：“我自己对此未做过调查，但如果让我估计的话，我可以说，美国人非常的失望，他们原来认为中国人是友好的、诚实的人民的思想是错误的。中国人咬了曾供养他们的手。现在他们不得不把中国人视为对美国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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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美国人一直有意无意地利用中国来建构和支撑关于美国自身身份与世界地位的意识形态神话。而这一神话被中共的胜利所打破。在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革命的胜利无疑对美国构成挑战，但这种挑战主要不是经济上的和军事上的，因为中国积贫积弱，不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这种挑战主要是意识形态上的，革命的中国冒犯的是美国人认为作为其政治共同体基础与核心的自由与民主的价值观。学者戴维·麦克林曾对中共的胜利对美国的心理影响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中国新政权对美国的冒犯要比它虐待美国人员、在宣传上对美国的攻击、对美国经济利益的挑战或中共控制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战略威胁要深得多。中共对美国最深刻的冒犯在于，通过忠诚于一种非美的意识形态和作为美国主要对手的国家，中共出卖了美国要在亚洲实现自己的全球使命的目标。……如果不注意中国在美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中所占据的位置，是不可能对1949－1950年间美国对华政策中最独特的要素给予一个满意的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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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中共的胜利使美国长期以来在中国经营的事业毁于一旦，中国“背叛”了美国的理想，沉重打击了美国对其价值普世性的信心，损害了美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自尊，触动了美国人的民族主义情感，这是美国最无法忍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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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言之，中共胜利触犯了美国最核心的两大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这构成中美和解的巨大障碍，这是一个艾奇逊也无法逾越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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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利益的两难：艾奇逊自相矛盾的对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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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务卿的职位和身份使艾奇逊对国际事务有较多的了解，使他能够较多地从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的角度来处理与新中国的关系，但艾奇逊并非可以完全摆脱那个时期意识形态影响的超人，同那个时期的民众和大部分外交官一样，艾奇逊从根本上说也是前文所说美国对华关系中独特的意识形态的俘虏。其所谓的现实主义政策受到意识形态的深刻制约。因此我们在1949到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这一期间，看到的是两个艾奇逊，一个是能够审慎估价美国的国家利益，从地缘政治和全球均势的角度处理对华关系的现实主义的艾奇逊；一个是其认知严重脱离了中国的现实，僵化地从意识形态角度看待中共政权，对新中国充满敌意的道德主义的艾奇逊。现实主义的艾奇逊反对国会给予国民政府大规模援助，试图与蒋介石拉开距离，以便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反对美国出兵保卫台湾；在对新中国的关系问题上，艾奇逊试图实施楔子战略，探求离间中苏关系的可能性。而道德主义的艾奇逊始终没有认真去推行和实施楔子战略，从心里极不愿承认新中国，把中共政权视为苏联的工具，并寄希望于中共很快能倒台。两个艾奇逊实际上表明了他陷入了利益与道德的两难，这一时期艾奇逊对华政策的自相矛盾即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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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美国一代政治精英，他深信美国价值观和制度的普世性，对共产主义极为厌憎和敌视，担心共产主义扩张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相信美国应该成为捍卫自由的领袖。艾奇逊在一系列的公开演讲和国会的作证中都表现出那个时代美国人基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担心。他在1950年4月22日的演讲中称：“如果苏联共产主义仅仅是一种挑战我们自由思想的旧专制思想，它的威胁或许不那么可怕。它无疑是一种专制思想，但绝不仅仅是这些。这一狂热的主义统治了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之一，这个国家加上它的卫星国，控制着亿万人民的生活，并且在目前拥有最庞大的军事力量。……他们诉诸一切诡计和一切阴险残酷的手段来消灭我们认为最根本的东西――个人的自尊，个人思想和精神的完整。”因此，美国“面对的是对我们文明的基础和自由世界安全的挑战和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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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应对这一威胁。艾奇逊认为首要的、最根本的是“要证明我们对自由的信仰是炽热的和富有战斗性的”。艾奇逊对自由有一种近乎狂热的信仰，他在演讲中称“自由是人类历史上最富有活力的最具革命性的概念，它经常会让世界各地企图统治和压迫人民的每一个独裁者和每一个专制君主感到恐惧。”因此美国 “ 必须使用一切我们知道的手段向地球的各个角落传播自由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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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奇逊笃信所谓的关于中美关系的神话。前文已经述及，艾奇逊在就白皮书给杜鲁门总统的信中开篇即大谈美国对中国的传统友谊。他对美国人对中国的特殊情感也深有体会。艾奇逊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我们的国土上，几乎没有一个城镇的人民不为在华传教团体征集资金和衣物，不为那些在遥远的、危险的异国他乡的上帝的葡萄园中辛勤劳作的人们担忧，不听传教士鼓舞人心的演讲。因此，爱恨情结(love-hate complex)中爱的部分得到了培育，并为我们后来的对华政策注入了强烈的感情。后来罗斯福总统提出在斯大林和丘吉尔看来不切实际的思想也是来自这一背景。这一思想是：中国在我们的帮助和庇护下，将从废墟中上升到大国地位，在战后为亚洲的稳定发挥积极有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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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他相信美国对中国的独特贡献和友谊，因此他也认为中国人民信赖美国，美国的政策必须考虑到中国人民的情感，美国不能辜负中国人民的信任，而承认中共政权就是辜负这种信任。1949年10月12日艾奇逊在与印度总理尼赫鲁讨论承认问题时，尼赫鲁倾向于尽早承认，但艾奇逊反对承认，其理由就是承认中共等于抛弃了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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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艾奇逊对中共的胜利也是异常的愤怒，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会背叛美国的理想，艾奇逊咬定中共政权并不代表大多数中国人的利益，而不过是苏联的傀儡和苏联帝国主义扩张的工具，并依靠操纵、颠覆等手段获取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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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奇逊在1949年8月的一次公开演讲中称中共政权目前虽然“能说服大批的中国人相信它是在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并一直在不断扩大它的统治区域”，但 “在事实上是在为一个外国强权的帝国主义利益服务。……代表一外国强权的利益并把他们的企图建立在对世界现实故意歪曲的观念之上。” 1950年2月16日，在白宫的一次会议上，艾奇逊称中共“完全从属于莫斯科政权”。 1950年3月15日在旧金山演讲中，艾奇逊称“共产党是通过欺骗而不是通过他们的贡献上台的。……中国尽管有悠久的令人骄傲的历史，却被迫纳入苏联的轨道，成为苏联政治制度和苏联经济的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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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奇逊不断地强调中共对苏联的依附和共产主义乃是外来势力强加给中国，不仅表明艾奇逊自己对中共政权的本土特点缺乏了解，同时也将其自己置于不利地位。一个简单的逻辑推理就是：既然中共是苏联的傀儡，中共是在苏联的支持下掌权的，并不代表广大的中国人民，甚至是短命的，美国怎么能与这样一个为外国利益服务的政权建立外交关系？如果中共是通过阴谋、篡夺和操纵上台的话，那么中国内战的结果也就不是“必然”的结果，不是白皮书所说的那样是“中国内部势力的产物”，而不过是苏联大力支持中共的结果，进一步也就是美国援助国民政府不力的结果。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就是美国不仅不能承认中共“傀儡政权”，而且还应该试图推翻它，“解放”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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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艾奇逊对中共性质和中国状况的描绘与他自公布白皮书以来一直试图达到的说服民众支持政府从中国内战中脱身的目标是矛盾的，与一些学者认为艾奇逊试图承认中共政权的目标（如果艾奇逊确有这一目标的话）也是相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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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中共不过是苏联的daili人，那么中共就是一个不合法的政权。艾奇逊的这一信念深刻地影响了他处理中国事务的态度和心理，使他未能认真对待中共与苏联分裂的前景和鼓励中苏分裂的楔子战略，甚至认为这一战略是不必要的，而是更多地冀望于中国的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力量自己起来推翻共产党的统治。艾奇逊从1949年中期开始的一系列举动表明他实际上根本没有打算考虑承认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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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24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范登堡(Arthur H. Vandenberg)向杜鲁门政府提出，行政当局在没有与外交委员会充分磋商之前不得考虑承认未来中国的共产党政府。同一天参议员威廉·诺兰 (William F. Knowland)向杜鲁门递交了一封16名共和党和6名民主党参议员签名的信，要总统澄清目前没有考虑承认问题。7月1日，艾奇逊致信康纳利，保证在考虑承认之前与外交委员会磋商。随后，艾奇逊公开提出了承认新中国三条件, 即中共政权实际上控制该国领土，愿意履行国际义务，其执政得到人民的普遍认可。艾奇逊的这一做法是非常令人困惑的，因为如果艾奇逊真的曾经考虑过承认问题的话，他在这一时期提出承认的三个条件显然是不明智的，因为这样三个条件肯定是中共无法达到的。毛泽东自1947年2月以来一直声称新中国不会承认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艾奇逊完全没有必要提出这样三个条件，因为国会并没有要求他这样做，他实际上是自缚手脚。戴维·麦克莱伦(David S. McLellan)对此评论说，“了解这一点后，人们艾奇逊不得不质疑艾奇逊的智慧。” 其实，不是艾奇逊的智慧出了什么问题，而在于艾奇逊与那些参议员一样，并没有真正打算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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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承认政策可能会遭到国会反对的情况下，杜鲁门政府要想推行这一政策，就应该发起一场公共关系运动，以争取舆论的支持，但是艾奇逊却没有这样做。研究冷战史的著名学者梅尔文·莱夫勒（Melvyn Leffler）认为，如果杜鲁门政府进行这样一场运动，未必就不能成功。“尽管支持对华贸易和承认中国的人占少数，但杜鲁门的声望在（大选中）战胜杜威后很高。如果（杜鲁门）和艾奇逊努力寻求在精明地估算美国的自我利益和共产主义阵营内民族主义之间矛盾的基础上与共产党中国和解，公众会跟着走的。”“杜鲁门和艾奇逊本来有机会影响公众舆论，但是缺少这样做的决心。” 很多学者将艾奇逊未能贯彻和推行承认政策归咎于国会内部亲蒋势力和舆论的反对。亲蒋势力和舆论的反对固然是其中的原因，但决不是主要的原因。如果说艾奇逊渴望承认中共政权，只是担心国会和公众的反对，则无法解释为什么艾奇逊极力说服其它国家不要承认，并试图拼凑一个不承认的联合战线。因为按常理，艾奇逊应该愿意看到其它国家承认新中国，这样就可以说服美国公众：不承认是无济于事的，从而推动与中共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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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者认为，从国务院的楔子战略应该可以推导出艾奇逊试图改善与中共的关系，因为只有向中共示好才能使其脱离苏联的控制。但是，这是一个错误的逻辑推导。事实却是，离间中苏关系的设想并没有导致艾奇逊试图与中国和解，而至多表现出不触怒中国或不采取任何行动而听任中苏分裂的自然进程。在艾奇逊等人看来，向中共示好，包括承认新中国并不能加速中苏分裂的进程，因为南斯拉夫与苏联的分裂并不是西方示好的结果。甚至艾奇逊的一些幕僚们还相信，对中共施压反而有利于中苏分裂，因为在西方施压的情况下，中共对苏联依赖加深，苏联会对中共提出更多的利益要求，这样会导致中共对苏联的不满。国务院的主要幕僚查尔斯·约斯特（Charles W. Yost）在一份备忘录中提出中共对西方的态度不会因为西方的和解政策而得到改善，与共产党政权打交道的经验表明，“他们常常把对他们的妥协政策视为是受用心险恶的马基雅维利主义的驱使或因为西方自身的弱点”。西方的灵活政策不会促使中苏分裂，因为这样会使中共在美苏之间两头获利，而强硬政策反而会奏效。他写道：“铁托主义不是源于西方的鼓励而是源于地方共产党政权无法忍受俄国人的压力。尽管一个持异议的共产党政权绝对需要接受西方的援助以便生存，但是如果卫星国对莫斯科的依赖程度很大，以致于鼓励后者剥削前者超过其忍耐的限度，则该卫星国更有可能与苏联分道扬镳。一个能够从西方获得援助的卫星国因为缺少在经济上对苏联的依赖反而更可能保持对克里姆林宫的政治忠诚。……有各种理由相信，我们这方面的强硬而不是温和的政策，只要随着形势的变化对政策不断进行调整，更可能促进中共与俄国的最终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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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后来杜勒斯提出的促使中苏分裂的建议与约斯特如出一辙：“加剧共产党中国与俄国之间紧张和困难的最大希望是使中国人处于最大限度的压力之下，而不是通过缓解这种压力……压力和紧张将迫使他们向苏联提出更多的、苏联无法满足的要求，结果使紧张进一步加剧……这才是应该遵循的路线，而不应该寻求通过与俄国展开某种看谁对中国最好的竞争来分裂中国人和苏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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楔子战略并未导致艾奇逊对中共示好还可以从艾奇逊与英国外相贝文(Ernest Bevin)的谈话中表现出来。例如艾奇逊在1949年9月13日与贝文等人会谈时，贝文担心“如果太过于冷酷无情，我们会把中国赶向俄国人的怀抱，但如果我们谨慎从事，我们便能削弱俄国人的控制。”但艾奇逊认为，西方是应该谨慎从事，“但我们怀疑承认是否是使中国脱离俄国控制的一张强有力的牌，无论如何俄国人总是会在那里（指中国）的”，而且承认会打击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士气。艾奇逊后来在回忆录中也说，当时贝文表示担心如果“美国的态度过分强硬，那就会把中国赶到俄国人的怀抱中去”。而艾奇逊似乎对此并不担心，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俄国人已经在那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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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把杜鲁门政府反对美国占领台湾或直接出兵保卫台湾视为是为了离间中苏关系。其实这是一个误解。美国拒绝保卫和占领台湾的首要原因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不认为福摩萨和佩斯卡多二列岛（即澎湖列岛）对美国具有足够的军事上的重要性”足以支持美国直接出兵占领台湾；其次是是不能授中共以攻击美国的口实，从而有利于中共加强统治。国家安全委员会第37/8号文件中称：“美国军队部署在福摩萨将使中共成为中国领土完整的捍卫者从而获得支持并妨碍我们利用中国人由于苏联在满洲、蒙古和新疆的行动而产生收复失地情绪的努力。” 1949年12月23号的NSC 48/1号文件《美国对亚洲的立场》也是从这一出发点来论证美国不要保卫台湾：“美国任何反对共产党占领中国领土（如福摩萨）的做法，都可能有利于共产党，他们把反对外国情绪的人们团结到自己一边。此外，美国占领福摩萨的行动将……可以使中国共产党利用民族统一问题进行反美宣传，并因此调动中国几乎所有的公众热情，团结起来，支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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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种种迹象来看，并非艾奇逊本来打算承认新中国，只是因为屈从于国会和公众的压力而未能这样做。事实是，艾奇逊本人就坚决反对承认，国会和公众的压力只是更加强化了他的看法。“如果国内政治因素是重要的，那么也仅仅是在间接的意义上：美国在1949年未能完全抛弃国民党――这部分是国内压力的结果――影响了中共对美国的态度，而这反过来又影响了国务院在与毛政权关系问题上的立场。” 莱夫勒也认为，“艾奇逊不想提高共产党的声望，他不希望其他国家的政府认为美国正在趋向于承认。他不打算以任何方式、任何途径和任何姿态让中国的共产主义感到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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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艾奇逊本人在多年后自己做了回答。艾奇逊在1969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说：“对于我们来说，承认似乎是一个徒劳无益的姿态，它对中国共产党人和我们肯定都没有多大意义，只能使别的亚洲国家感到不安。结论是等待适当的时机，到中国内部发生动乱或中俄之间发生麻烦时才能采取行动。同时，我希望北约国家采取一致的政策，我们都会对共产党中国实施贸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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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月，艾奇逊与汉斯·摩根索的两封通信也表明杜鲁门政府未能承认新中国根本不是因为公众的压力，而是国务卿艾奇逊本人压根就反对承认。两人通信的起因是时任芝加哥大学教授的汉斯·摩根索在1956年12月17日出版的《新共和》(New Republic)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谈及艾奇逊担任国务卿期间因为“未能引导公众舆论支持合理的政策而导致其任务失败”。艾奇逊读后于1957年1月3日写信给摩根索，对摩根索的说法表示“迷惑”。他说：“我不觉得有什么政策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失败了”，“或许有其它什么事情被我的下意识压制住了”。言外之意，请摩根索明确地指出来。摩根索在1月14日给艾奇逊回信，称他所指的失败的政策之一是对新中国的承认，即杜鲁门政府相信不承认是不明智的，但是因为担心舆论的反对而未能实施承认政策。艾奇逊在1月16日给摩根索的回信中详细地为他的对华政策进行了辩护，断然否认曾考虑过承认新中国。艾奇逊说： “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杜鲁门政府不承认中共是错误的，而且我更不明白怎么能说未能这样做是因为担心公众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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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美国与英国以及艾奇逊与凯南在承认问题上的态度做一比较，可能会更加看清美国政策的实质。英国是最先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尽管只有代办级的关系。在英国承认政策背后起支配作用的现实主义思想。英国外交部在1949年8月19日的备忘录中说：“承认中共政权的政治上的反对理由是显而易见的。但另一方面，拒绝承认一个事实上控制着中国大部分领土的政府在法律上是不合适的，并将在保护西方在华利益方面导致严重的实际困难。……既然国民党政府被认为已不再有能力维持有效的抵抗，各国对它继续承认的问题就应该建立在实际便利（practical convenience）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情感的基础上加以考虑。” 贝文1949年12月16日在给艾奇逊的文件中说：“我们所有的西方国家毕竟都承认了苏联及其卫星国，尽管我们无疑不赞成这些政府，但我们承认了它们的存在。我们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只不过是承认一个事实，就像我们过去承认苏联及其卫星国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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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经典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的乔治·凯南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在1950年7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站在美国利益的立场上，并不存在根本的反对中共在联合国拥有席位的理由。给中共席位在我看来并不构成对现实具有任何重大意义的改变，中共席卷整个中国大陆才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现实，中共现在是否应该拥有在联合国的席位仅仅是一个承认既成事实的问题，承认本质上并没有改变任何东西。”“我们在这里要处理的是建立在尖锐的战略和政治现实之上的利益冲突，而不应该把它视为一个道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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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显然艾奇逊并没有把是否承认新中国建立在“实际便利”的基础上，不把与中共的冲突视为纯粹的“利益冲突”，而更多的是“在情感的基础上考虑”承认新中国的问题，并将其视为一个“道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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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不难发现，长期以来在国际学术界流行的有关中美和解的所谓“失去的机会”（lost chance）说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和错误的逻辑基础上的。错误的前提包括两个：一是认为中国渴望与美国和解，这一前提的错误已为近些年来的研究所证明；二是认为艾奇逊是一个政策灵活的现实主义者，意欲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本文的研究表明，艾奇逊并非一个灵活的现实主义者，至少不是贝文和凯南那一类现实主义者，对中美和解并无兴趣，本质上与那些国会议员和公众没有什么不同，都信奉反共主义价值观，都对中共的胜利表现出强烈的沮丧和愤怒。而错误的逻辑就是从楔子战略自然引申出美国愿意向中共示好的结论，这一结论是错误的，楔子战略并不一定必然导致美国政府谋求改善与新中国的关系，相反可能强化了美国对中国的高压政策。塔克－科恩命题对艾奇逊的赞颂以及对朝鲜战争使中美和解未能实现的判定仍然在相当程度上主宰对这一时期美国中美关系的解释，实际上反映了尼克松访华后中美两国普遍存在的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懊悔心情以及对中美和解未能早日实现的惋惜。但情感偏好毕竟不能代替对历史真相的探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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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6日，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K. M. Panikkar）曾向美国驻印度大使多诺万（Howard Donavan）提出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美国为什么继续承认俄国而拒绝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当美国承认俄国时，俄国并没有承担前政府的义务，那么为什么美国坚持中共政府要承担前政府的义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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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在于那个时期美国独特的对华意识形态。正是这一独特的意识形态使杜鲁门政府无论在信仰上还是在情感上都无法接受新中国，对新中国表现出远远超出其它国家的敌意和异乎寻常的愤怒。在决策层面，它使艾奇逊等人始终在现实主义国家利益与基于意识形态的道德要求之间挣扎，艾奇逊的现实主义考虑始终未能挣脱意识形态与道德的束缚。这是杜鲁门政府未能承认新中国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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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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