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钱的大锅饭时代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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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姓倪的同龄人，中饭吃得太多，撑得难过，坐在自己家的房檐下，伸直两脚，垂下双手歇着，慢慢睡着了。当他醒来的时候，一看太阳就知道上学迟到了。这时教导处刘老师正在找他，问他为什么不来上课，答曰：吃得太多，走不动了，坐在家里休息，困着了。


来源：《档案春秋》2007年第03期 作者：张振国


大家去吃大锅饭

　　1958年是大跃进的一年，大概是七月或者是八月的某一天晚上，母亲告诉我说，今天要快点吃晚饭，吃完晚饭快点洗碗洗锅子，然后把灶沿敲掉，把汤罐扔在门外，再把一个小的和三个大锅子来个底朝大，明天早晨用不着我们自己烧早饭了。明天要早一点起来，到万人食堂，去晚了早饭要被人家吃光。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第二天早上，我们一家大小跟着母亲赶到食堂。食堂设在浦东我们倪家村后来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倪鸿福的家里。正客堂里摆了八桌，客堂廊檐下摆了两桌，两面朝东的厢房里也摆上了几桌，面朝两的两间厢房里不知什么时候砌上一排大灶，最南面的灶披间是仓库，天井里搭了帐篷，也放了几张八仙桌。我们过去的时候已经有人在吃早饭了，是几个陌生人。八仙桌上放着两叠碗，一把筷，一盆黑色的大头菜、一盆红色的腐乳、还有榨菜和白里透黄的萝卜干，一米粥自己盛，要吃十碗也没人管，尽管吃。“待会儿吃饭也在这里，早点来，不要死吞吞，晚了可能找不到座位。”

　　中午，孩子们都听父母的话，大大小小、男男女女都往食堂跑。大多数是一家人坐在一起，坐不下的才和别人家拼一桌。坐满八个人就上菜。菜很多，红烧肉、红烧鱼、红烧鸡块、炒猪肝、红烧百叶结、冷咸肉、烤大肠、猪肚、肉皮汤，按照我们浦东人的习惯，八菜一汤，荤菜不能添，饭和汤有的是，尽管添。开饭的时候，人头济济，热气腾腾，人声喧哗，小饭桶在头上传来传去，似乎是排球比赛。大饭桶安放在¨口，厨房间的人不断地往饭桶里装饭，饭桌上的人不断地将饭盛进小饭桶，方便大家添饭。有人穿梭其间，为大家添蔬菜加汤。这就是有饭大家吃，撑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大干社会主义，实现大跃进，处处放卫星的共产主义。我们自然是很高兴，不用自己淘米烧饭，不用洗碗洗筷，放学路上跳进河里光着屁股游泳。回到家里，三五一群丢砖头，比输赢；玩香烟牌子。


　　纯农户吃饭不要钱


　　当时专管烧饭的老阿婆说，那时的食堂一律称“万人食堂”，是大办起来的。

和我们在同一食堂吃饭的有三个自然村的农民家庭，绝大多数是纯农业户。光荣爸爸、光荣妈妈们身后跟着一串活蹦乱跳的小光头、羊角辫；大黑狗小黄狗闯前跳后，跑跑停停，在拐弯处举起后腿撒尿。当然还有扶老携幼的、多手多脚的，如一队散兵游走在通往食堂的小道上。纯农户吃饭不要钱，劳动力少，老人多的、兄弟姐妹多的人家，生活的担子轻了不少。还有非纯农户的人家，按一个农村劳动力可以带2个孩子或者丧失劳动力的人吃饭，不要花钱。如果一家八口，只有一个农村劳动力的，那么其余五个吃大锅饭，要按比例收伙食费。还有其他劳动者，如小学老师也来食堂吃饭；商店里的职工也来食堂吃饭，这是因为他们的厨工合并给了食堂。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老师、工人们付过饭钱。后来听说不是种地的吃饭是要自己花一点钱的。过路人随时可以进食堂吃饭，他们只要交一张红旗人民公社统一印发的就餐券就可以享受了。

　　吃饭吃出矛盾来

　　早晨五点半，工人可以受照顾先吃早饭，因为他们要到厂里上班。上中学的，学校离家远，也必须提前供应早饭。农民在出早工，七点半收工后才能去吃早饭。有幅宣传画，画着一个青年农民揪着太阳的耳朵说：太阳太阳我问你，敢不敢来比一比，你睡懒觉迟迟起，天下就你老面皮。就是说农民起得很早，在斗天斗地，大放卫星，争取亩产一百万斤粮。他们放不下的是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管工”记得头头是道。食堂上午十点钟开始供应中饭，一直延续到中午十二点半，都可以去吃饭。对上三班制的工人更是照顾有加。后来有些农民就想不通，为什么农民的食堂要让工人、商人先吃早饭?问题很简单，只是心里有疙瘩。早晨，一大锅粥里的粥油被先批掉了，米烧粥被吃掉不少，后来者只能开水泡米饭，好菜让他们先拣走，好肉被他们先吃掉了，阔带鱼被他们吃掉了，鸡头鸡脚的留给后来人。矛盾在慢慢形成中。

　　有的人该吃的时候吃不下，饥饿的时候没东西吃，征得同意后，有胃病的人可以带一点米饭回去，有的将米饭装进热水瓶，加热成热粥。按需分配的农村共产主义出现了新问题，有的说我们自己有饭吃了，家里那几只鸡鸭没有吃的了怎么办?公社有了养猪场、养牛场，鸡鸭怎么办?小问题酿成大问题，大家把泔脚一桶一桶地带回家养鸡鸭，大灶都拆了，还养鸡鸭做啥?轻轻回答，托人卖掉，换钱。个别工人户的家庭捷足先登，他们把食堂里的菜悄悄带回去，甚至与万人食堂疏通关系，寻找各种理由，将鸡蛋等带回家去，在电炉上加热，用来为孩子开小灶。

　有个姓倪的同龄人，中饭吃得太多，撑得难过，坐在自己家的房檐下，伸直两脚，垂下双手歇着，慢慢睡着了。当他醒来的时候，一看太阳就知道上学迟到了。这时教导处刘老师正在找他，问他为什么不来上课，答曰：吃得太多，走不动了，坐在家里休息，困着了。这个消息是在学校晨会课上刘老师亲口公开的，告诉同学不要吃得太饱，太饱了有害健康，影响学习。无独有偶，他的堂叔因为吃得太多，弯不下腰，出不了工，只能在家里呆着。一般的男劳力喝上十一二小碗米粥是司空见惯的。

　　有的人吃得太饱了，撑得难过，只能是出工不出力。有句顺口溜：春天出工懒洋洋，夏天出工寻风凉，秋天爱听秋虫唱，冬天出工晒太阳。这是听人讲的，没有亲见。

　　万人食堂难以为继

　　浪费现象越来越严重，不得不迫使加强管理，最好的办法是免费限量发放饭票，按劳动力大小分，谁家浪费大就少发谁家的免费饭票，算是一种简单的惩戒措施。虽然议论纷纷，说是共产主义到头了，但是这么一做起码节省了烧一锅粥的米。可惜还不是长效管理机制，没几天，免费的饭票失去了作用。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没有饭吃，问题大；有饭吃，问题也大，提早到来的共产主义被简单的吃饭不要钱代替，鱼肉荤腥吃掉了不少，白花花的大米一麻袋一麻袋地拉进万人食堂。饭吃饱了，人变得懒散了，甚至更自私了。

　　为了节约粮食，烧饭要讲究出饭率。负责烧饭的大妈先用大淘箩淘米，然后把米倒进大铁锅的沸水里。每一锅子90－110斤米不等，烧开后就把米捞起来放进大木桶做成的饭桶里继续蒸，据说这样烧法，米饭蓬松，出饭率高，我们常在那里等着，等着米饭蓬松出笼。猪羊鸡鸭来不及长，菜蔬来不及种，浦东42道全荤菜肴缺少来源，轮番不上，终于老干(草头干)豆瓣汤、老干土豆汤也快吃不上了。

　　万人食堂的大锅饭吃了不到两个月，被迫改用有价饭票，定人定量，伙食费由红旗公社承担，节余归己，可以继续使用；不足部分自己负责，饭菜票十天一卖，食堂进入有序管理阶段，但是危机也潜伏在那里。连头搭尾巴食堂开了2年多，真正属于吃饭不要钱的食堂只办了两个月不到。就在这两个月里，大家都热衷在自己地段的万人食堂里用餐。(本文图片为上海市档案馆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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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这个混蛋,狗屁不通,祸害人民

【 在 jprp (极品人品) 的大作中提到: 】
: 这个转自天涯
: 1960年饥饿的北京
: 　　核心提示：1959年至1961年是中国人刻骨铭心的时代，人们把这三年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直到拨乱反正之后，这一文过饰非的社会名词才从中国人的词汇中消失，而代之以“三年困难时期”。所有饥饿与奋斗的记忆，是这段时期人民信史的基本内容。
: 　　同志间彼此不大敢互相串门请吃饭了。没有菜，如何招待客人?只有这点口粮，光吃饭也招待不起。不少干部开始浮肿了。报社最早浮肿的，是从英国回来的潘非同志和苏蓝同志。他们在国外工作，生活待遇还算比较优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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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转自天涯

1960年饥饿的北京

　　核心提示：1959年至1961年是中国人刻骨铭心的时代，人们把这三年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直到拨乱反正之后，这一文过饰非的社会名词才从中国人的词汇中消失，而代之以“三年困难时期”。所有饥饿与奋斗的记忆，是这段时期人民信史的基本内容。
　　同志间彼此不大敢互相串门请吃饭了。没有菜，如何招待客人?只有这点口粮，光吃饭也招待不起。不少干部开始浮肿了。报社最早浮肿的，是从英国回来的潘非同志和苏蓝同志。他们在国外工作，生活待遇还算比较优厚......

我刚从四川、云南、贵州出差回来。一下火车，北京市萧条的市面使我大吃一惊。
　　食品店里，货架上空空如也。不，这样说也许并不确切。货架上放了不少空的食品匣和空的糖果盒。柜台里放了一些糖果、点心，旁边贴着一张引人注目的标签“非卖品”！这，大概是为了装点门面，装点市容。令人看了，白咽一口口水。菜市场里，鱼肉鸡鸭全无。蔬菜也少得可怜，限量供应。我的爱人老赵在保定工作，两个孩子都在托儿所，家中就我和母亲两个人。十天供应两斤菜。食堂里，也只有一点素菜和咸菜。偶尔有一点荤菜，还要凭票供应。干部的粮食定量都削减了。全报社只有陈柏生和我两人，原来定量二十四斤，此时增加到二十六斤半，体现了党的政策。原来副食品吃得多，一个月二十四斤口粮还吃不完。现在虽增加了两斤半，但每顿饭我都要仔细地按定量吃了。早餐二两，午晚餐各三两。只因油水少，不到开饭时间，就饥肠辘辘了。我估计，男同志一般每月三十斤口粮，一定比我更加困难。
　　同志间彼此不大敢互相串门请吃饭了。没有菜，如何招待客人﹖只有这点口粮，光吃饭也招待不起。记得在北京的交大同学一次相约在一位同学家相会。大家不约而同地带了粮票和菜票，交给主人买菜做饭。

图为1958年一个村庄的食堂记忆：当1958年的政治疯狂来临时，农民用装穷的办法对抗这种疯狂已经完全没有效力了。兴办公共食堂只是1958年一系列浪漫主义狂热举动中的一项。
　　不少干部开始浮肿了。报社最早浮肿的，是从英国回来的潘非同志和苏蓝同志。他们原来当人民日报驻英记者，在国外工作，生活待遇比较优厚。他们一回国刚好遇到经济严重困难，生活水平陡然下降，自然适应不了。我的一位亲戚五十年代初派到印度工作，1958年回国后下放到山东农村劳动一年，得了严重的肝炎和浮肿。我去看他，他的腹部已腹水鼓起老高。这种病急需营养，可是，任凭你有多少钱，市场上也买不到任何营养食品。他的爱人对我流泪，我也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安慰她。

　　北京的情况尚且如此，全国其他地方可想而知了。干部得浮肿病的数以万计，不能不引起党中央的关注。
　　在这样的严峻时刻，陈云同志想出应急之计:从国外进口一部分白糖、面粉，在国内城市市场上供应一些“高价点心和糖果”，开放一些“高价饭馆”，农村和小城镇则开放一些自由市场。这样既能使营养不良的机关干部和城市居民解救一下燃眉之急，国家也可以回笼货币。
　　这个主意看起来相当简单，却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一时，各食品店熙熙攘攘，柜台前挤满了购买高价点心和糖果的顾客。我也赶到百货大楼，买了几斤糖果和点心。我记得，奶糖六元一斤，点心五元一斤。我买了几斤，送一半给我那位得肝炎的亲戚，一半寄给我在东北抚顺矿区中学当教师的妹妹。她那里物资供应更加紧张，连酱油和咸菜都要凭票供应。

　　我也想到高价饭店去观光一下。我不知不觉，想到五十年代的好时光。五十年代初，王府井的市面实在繁荣。人民日报对面的东单三条一条胡同里，就有两家饭店、一家西餐厅和一家小吃店。那时刚实行薪金制。编辑部工作人员的月平均工资约为一百元左右，按那时的物价计算，不算低了。我们的食堂办得也很不错，所有的菜都是单炒，一份荤菜不过两三角钱。可是，人心真不知足。只因掌勺的师傅还是从老解放区来的或解放初期招聘的，手艺不高，炒出来的溜肉片和溜肝尖味道差不多，辣子鸡丁和辣子肉丁也相差无几，我们就送了个“菜无二味”的雅号。食堂的菜吃腻了，便去光顾小饭馆。
我们最常去的是一家上海饭馆，就在东单三条进去不远的地方。一间半门面，放了七八张桌子，后面便是厨房。老板是一位胖胖的中年人，一口上海腔的普通话。听说他原是北京铁路局的留用人员，提前退休开了这个饭馆，生意十分兴隆。

　　老板娘是典型的上海小市民，瘦削的瓜子脸，大眼睛，最引人注目的是额前有道刀疤，虽有刘海也遮盖不住。我怀疑她的出身恐怕不是良家妇女，很有点上海滩上“白相人嫂嫂”的味道。

　　老板不当职员而来开这个小饭馆，很可能出自她的主意。她坐在进门处一张三屉桌后面，职掌收钱的大权。老板则走出走进，和店员一起端菜、收盘子。我们常常要一份客饭，一菜一汤，三两米饭。菜也不错，多半是炒肉丝、红烧鱼块、溜肝尖或香肠炒油菜等，汤是鸡蛋汤或豆腐汤。一份客饭四角钱，吃得很饱了。最贵的菜如炒鳝鱼丝、红烧鲫鱼或清炒虾仁，也不过一元钱左右。

　　我一个人吃，很少吃这种高级菜。客饭的菜虽和食堂的差不多，但味道好些，吃得满意些。在那个上海饭馆，常常碰到报社的同事。有时我们把几份客饭合起来吃，便可同时吃三四样菜。

　　有时换换口味，去吃一顿西餐。一份客饭一菜、一汤、三两面包，一杯红茶，一份果酱，也不过七角钱。到小吃店去吃更便宜了。二两奶油炸糕，一碗红豆粥，不过两角多钱。多走几步，到东安市场的五芳斋去，吃一碗三鲜馄饨加二两春卷，也只要三角多钱。一盘什锦炒饭加一碗蛋花汤，也是三角多钱。到北方饭馆去，一份猪肝、肉丝炒面或炒饼，或是三两水饺，也不过三角多钱。一星期，我平均在外面吃三四顿饭，花不了两元钱。加上食堂的伙食费，一个月十五元到二十元，吃得很好了，而且花样翻新，食不重味。


　　我是南方人，报社南方籍的同志颇多，北方籍的同志常常笑我们“南蛮子”嘴馋，讲究饮食。他们多半在食堂吃饭，一个月伙食费只要十二三元。我们比他们每月多花七八元钱，但吃的花样和质量高得多。就是这样吃，伙食费不过占工资六分之一左右，手头还很宽裕。我还常常招待外地来北京的老同学或朋友吃饭。两三个人吃饭，两元钱吃得很好了。同事之间也常常互相请客。今天你请我吃烧麦，明天我请你吃小笼包子，花费不多，交流了思想，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和感情。吃饭时的一席闲谈，往往比同坐办公室一年半载了解得深得多。
结婚成家了，家里的伙食也不错。活鲫鱼、排骨、猪肝，随便买。一斤鲫鱼不过三四角钱。一斤螃蟹也不过三四角钱。我每月给母亲一百元生活费，家用已绰绰有余。我的工资，供应两个孩子、母亲、保姆和我的生活费，赵宝桐的工资添置衣服、家具、文娱费用等等，每月还有节余。那时候，我和老赵每月工资三百六十元，正如田流同志讲的，上街去，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从来不用为生活开支操心。当时齐白石和徐悲鸿的画公开出售，每幅不过八十～一百元左右。我当然知道，我家的收入大概属于中上水平，比一般干部高。比起普通工人、农民来，自然更高许多。但我留心观察，大多数干部生活安定，困难户很少，至少，在报社编辑部没有听说要申请困难补助的。我本以为我们的生活一定会愈来愈好。谁知道会遇到这样的挫折……

　　我一边向北京饭店走去，一边回想着五十年代的生活情景，思忖这情景怕是一去不复返了！

　　我跨进北京饭店餐厅，原以为，这里一定会顾客满座，谁知竟空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我看看表，十二点一刻，正是上座时候。那么，是我走错了门﹖正想退出，服务员迎上来了。我一看菜单，心中明白了。最起码的菜是五元，一直到二三十元。要价太高了，这不比奶糖和糕点，三五元一斤，总能吃些日子。这一顿饭吃下来，就是六七元或十几元，不免使人望而却步。

　　我既然来了，只好硬着头皮点菜。我要了最便宜的一个菜:罐头螃蟹烧白菜，五元钱，再要三两米饭。我不敢要汤了，一个汤又要一两元。我环顾大厅，空空荡荡，十几张餐桌都空着，心中不是滋味。

　　不一会儿，总算又来了两位顾客。服务员让他们和我坐在一桌，大概为了收拾方便。我看他们大约是一对夫妻，男的有四十六七岁，穿着一套旧的黑呢制服，那是进城后发给县、团级以上干部的。他大概穿了十来年，磨损很多，紧绷绷地捆在他身上。女的只有三十岁左右，上身穿一件紫红呢外衣，下身穿了一条绿色军用呢裤，俗气得很。他们看着菜单，小声商量了好大一会儿，服务员站在一旁都不耐烦了，他们才要了一个鱿鱼炒肉片，菜价十一元，外加两斤花卷。服务员不屑地撇着嘴唇走了。

　　菜端上来了。罐头螃蟹，淡而无味，我只好对付着吃下去。那两位的鱿鱼炒肉片端上桌后，小小的一盘。我寻思，两人如何够吃呢﹖只见那个女人一口接一口地吃菜，男的却只将花卷蘸点汤吃。我想，这大概是老夫少妻配偶中当丈夫的一种待遇，有点好吃的，都要让给年轻的妻子。二十个花卷，他们两人竟然都吃光了，盘子里滴水未剩，扫得精光。我不觉看了好笑。

　　站起身来，走出北京饭店。远望天安门，依然金碧辉煌，气象万千。我的心情却黯淡无光。冒险到高价餐厅一次，已经够了。我的钱袋，不允许再到这种地方作无谓的消耗。马路上只有卖冰棍的，五分钱一支，这倒未涨价。我买了一根，咬了一口，凉意更加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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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jprp 的大作中提到: 】
: 有个姓倪的同龄人，中饭吃得太多，撑得难过，坐在自己家的房檐下，伸直两脚，垂下双手歇着，慢慢睡着了。当他醒来的时候，一看太阳就知道上学迟到了。这时教导处刘老师正在找他，问他为什么不来上课，答曰：吃得太多，走不动了，坐在家里休息，困着了。
: 来源：《档案春秋》2007年第03期 作者：张振国
: 大家去吃大锅饭
: (以下引言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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