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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戈1982 :阎连科诉诸的不是规则,而是身份和运气。……他在公开信里,一面对权力者低声下气、摇尾乞怜,一面发扬作家的话语权和道德感。他与他的读者应该都知道,若他不是著名作家,这封公开信的重量,还不如电线杆上包治性病的广告。——《阎连科上书的重量》
阎连科上书的重量
三年前,阎连科在北京西南四环一处叫“世界名园”的社区买了一座宅院。此地环保、幽静而富有诗意,作家写到,“景色打在眼上,有青白的声响”。他原本有意在此写一部中国的《瓦尔登湖》,可惜,那一场安静的文戏,刚刚开始它伟大的剧情,便被公权力的铡刀拦腰斩断。阎连科和他的中产阶层邻居们的瓦尔登湖梦,在推土机的铁蹄肆虐之下,化作一地断壁残垣。
2011年7 月,阎连科接到正式通知,说因修北京万寿路道路南延工程,包括他在内的39 户人家被要求拆迁。此后,自然是就赔偿等问题展开谈判,谈判的结果,大半是无果。10月8日,尚未签拆迁合同的32户人家的墙上被贴上一则公告,公告称这些房屋“未取得规划审批手续,属于违法建设”。11月24日,世界名园所属的丰台区花乡政府突然通知拆迁户们,将于11月30日进行强制拆除。十万火急之下,阎连科公开致信中央领导人,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关注,“这件事情可以在理性、人道的轨道上大致依法,早日结束……今后可以少些此类荒谬的拆迁恶剧”。
这些年来,因拆迁、征地、冤狱等问题,受害者致信中央与地方领导,并不鲜见——能收到回音,则十分鲜见。然而像阎连科这样的名人,如此公开叫板,恕我孤陋,还是头一回见识。在史铁生去世以后,若论大陆最优秀的作家,我以为当首推阎连科和叶兆言二先生。且对阎连科而言,他不仅著作等身,还在体制内担任要职。就连这等人,都要在强拆的压力之下噤若寒蝉,欲使用法律的武器而不得,被迫公开上书,摧眉折腰事权贵,由此可见拆迁的杀伤力,已经危及社会金字塔的顶端。
对此,媒体惯用一个说法,“阎连科和他的中产阶级邻居们”。据《广州日报》(11月3日)报道,世界名园的住户,“至少有1个少将、不下10个司局级干部和七八个处级干部,其余的业主有律师、金融行业的人,还有全国闻名的心外科专家”。只是这些光华夺目的身份,并不能阻挡拆迁队的推土机将他们家的围墙轰然推倒,更悲剧的是,此刻他们还沉湎于惶惑的睡梦之中。
阎连科曾说,要化解这场拆迁纠纷,以及纠纷所带给他的不安,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背靠法律。如果我们不能背靠法律,任何人都不会有安全感,任何人都会有一种焦虑感”。据其公开信,他与他的中场阶级邻居们不是没有使用法律的武器进行抗争,不过在权力的铜墙铁壁之前,孱弱的法律终归头破血流,一无所得。他选择上书中央,不啻是自打耳光,并宣告法治信念的凄然破产。
阎连科的公开信,不止是写给中央,更是写给公众。然而不管写给谁看,这都是不走寻常路。他诉诸的不是规则,而是身份和运气。如其所言,他的作家身份,对拆迁办来说,的确毫无意义,他只是一个被拆迁的对象而已;但对权力者和公众来说,他的身份就是最有力的利器,是反败为胜的最大法宝。所以他在公开信里,一面对权力者低声下气、摇尾乞怜,一面发扬作家的话语权和道德感。他与他的读者应该都知道,若他不是著名作家,这封公开信的重量,还不如电线杆上包治性病的广告。
然而,即使作家的身份、公开的呼告,帮助阎连科度过了这场劫难,所生出的光明未必大过所掩盖的黑暗。这只是阎连科一人的成功,却是大多数国人的悲哀。因为纵观中国,如阎连科这样的作家,不会超过十人;他的上书能上达天听,则是依赖权力的垂青,而非法治的恩泽,说白了,就是运气,就是权力者的脸色忽然多云转晴。这可以称为维权,却是最功利主义的维权,并无借鉴意义,你想效仿,却无那些本钱。
当然,不论此事结局如何,最终结出善果还是恶果,对一个伟大的作家而言,他应该从中发掘最接近时代的真相与人性的隐秘的那一面。自称“现实主义的不孝之子”的阎连科,如果能将这一段“奢侈的”岁月,“这像是一场集体荒诞”的故事如实记录下来,也许会发现,他所积淀的文字,不是小说,胜似小说,其中所包含的苦难、幽暗与荒谬,超过了《受活》、《丁庄梦》、《为人民服务》之总和。
供《新快报之意见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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