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坎村土地纠纷与宗族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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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忍受政府的拖延态度，乌坎村村民选择在两个月后第二次集体上访，这与他们近20年的长久忍耐形成鲜明对比。20年间，村民始终软弱，眼看着土地在眼皮子底下被霸道的村干部源源不绝地非法转让，直至最后一块土地被“盗卖”。这“最后一根稻草”没有压死骆驼，而是终于激起往日一盘散沙的村民激烈反抗。

记者◎吴丽玮   摄影◎张雷



第二次上访后，因未能就罢免村干部一事与政府达成一致，11月26日，乌坎村民聚集在村委会前表达不满

二次上访

11月21日，距离村民9月21日的第一次集体上访过去了整整两个月。“两个月，政府一点问题都没有解决。”村民愤怒升级，当天再次聚集到陆丰市政府讨说法，大家态度坚决，这次不光是要追回村里几乎流失殆尽的集体土地，更是要罢免横行40多年的村干部。

第一次上访的导火索是碧桂园在村里“破土动工”。“这是村里最后一块土地。”28岁的村民庄烈宏是当时上访的组织者之一，他告诉本刊，几个愤怒的年轻人见此情景，拿着大喇叭在村口呼喊村民起来集体上访。“村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连小学生都偷偷从家里偷了锣，在村里边跑边敲。我们扯了白布让大家签名、按手印，一共签了2000多人。最后到市政府的一共有3000多人，很多人没签上名，直接赶到市政府去。”

陆丰市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黄贤嘉向本刊澄清，引发上访的碧桂园破土动工只是村民的误解，“碧桂园还在和陆丰市政府谈，并没有签约，村民看到的是碧桂园在勘测土地质量而已，并不是动工”。原来挂在园区里办公楼下的招牌“陆丰市碧桂园开发项目协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已被悄悄撤下，在这座办公小楼的三层，会议室贴着几张A4的打印纸，写着“陆丰碧桂园物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字样。一位姓罗的负责人告诉我们，他们正在等待政府解决村里的土地纠纷问题，村民上访一时间令等待变得遥遥无期，“但还好村民没有将矛头指向碧桂园，条幅上也没有出现‘碧桂园’三个字”。官方给出的这片区域面积是442亩，这位负责人不置可否，但村民们都认为将有1000多亩土地被卖掉，而这是村子所剩无几的土地里，面积最大的一块。

在市政府的允诺下，村民被劝回，但他们渴望的土地调查却并未如预期展开。村民洪瑞卿说：“当时政府答应每7个工作日公布一次调查情况，但一次都没有公布过。10月22日，政府答应半个月后给我们一个结果，一直到11月19日，代市长邱晋雄对一些问题做了答复，但最主要的土地问题并没有说清，他只说用地企业的‘绝大部分收益归村民所有’，但我们要的是对非法出卖土地的解释和解决方案。”

而在第一次上访的一个星期后，村支书薛昌和村主任陈舜意再次违法操纵了村民选举。村民张炳钗给我们看他留存的一沓选票，白色的是东海镇人大代表的选票，候选人是陈舜意、林爱兰和李权，粉红色的是陆丰市人大代表的选票，候选人是薛昌和郑兰孙。张炳钗说：“和以往的选举一样，基本上没人投票，但有的老年人一听村干部要替他们把票投给薛昌和陈舜意，硬是从票箱把票抽回来撕掉了。因为之前村民在上访，9月27日村干部来家里给我们发了选民证，但日期是今年8月31日。”9月29日村里公布了选举结果，一共收到选票3500多张，其中薛昌得票80.5%，陈舜意得票78%。公布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外——40多年来几乎每次选举村干部都会高票当选，但昔日对村政治保持淡漠的村民这一次却不愿再忍耐。市、镇两级政府对待土地问题的暧昧态度，被村民解释为“与村干部是一伙的”。“第一次组织上访的都是年轻人，没有估计到日后事态的发展，而且做出了错误的判断，以为要回土地就行了。单单要回土地是办不到的，一定要搭起两条桥梁——惩治贪官，要回土地。”村民林祖栾是11月21日第二次上访的组织者，这位长者被村民尊为“领袖”。村民举着“打倒贪官”、“惩治腐败”的纸牌和条幅，把愤怒全部转移到侵吞村民集体财产的村干部身上。



村民林祖栾是11月21日第二次上访的组织者，这位长者被村民尊为“领袖”


土地消失20年

从汕尾市陆丰市区出发，沿着东海大道一路向南，开车15分钟，转入一条东南方向的斜岔路，很快就到了乌坎村村口。这个陆丰最大的村庄里本地人竟然有1.2万之多，平衡去外地打工和来到本村的外来人口数量，村里大约有7000多人。村庄西边有大片闲置的土地，一直延展到东海大道以西1公里有余的地方，南面紧邻338省道，省道向南一半是虾塘，一半是杂草丛生的荒地，向东满布到乌坎大桥处。从乌坎大桥西侧的岔路牵连出一条围绕着乌坎港的防洪堤，渔船一条连着一条，向着内海深处静静地停靠着。站在防洪堤上面对着大海，景致不凡，内海不过两三百米宽，对面被一座蜿蜒的洲渚挡住了去路，村民叫它虎头山，虎头山一侧打开了豁口，望着远航的小船。

村子里几乎没有什么大片的耕地。张炳钗80多岁的老母亲还在耕种，面积仅有1分而已，四垄田地，分别种着番薯、香芋和当地人叫做凉粉的作物。“我家原本有8亩半地。”张炳钗拿出解放初家里的土地证，在咸田、彩旗埔、湳肚、内塭、大堂脚等地，他们家零零碎碎地都有一亩三分田地。“公社时期我们家在水产前还有5分咸田，但现在只剩下那1分地，剩余的都被村里拿回去卖掉了。”

村民们明确知晓土地流失的肇始时间是1993年。这一年，还未改市的陆丰县人民政府在2月26日做出批复：“同意乌坎港实业开发公司经营一次性房地产开发业务。”这个公司的法人代表是村支书薛昌，任公司总经理，公司为集体所有制企业，经营乌坎港区道路和各项工程配套设施。实业公司与港商陈文清的香港佳联置业有限公司合作成立了陆丰县佳业开发有限公司，双方约定合作条件，由村里提供80万平方米的滩涂场地的使用权，香港公司投资2200万港元，“合作企业经营开发港区滩涂道路建设及各项配套工程，包括堆场、仓库、商场工业厂房及配套的生活设施等，并对这些地面建筑物从事转让”。净利润双方五五分成。可实际上，“陈文清就在最开始搞了几台机器平整了一下土地，根本没有再建任何厂房和其他设施”。所谓的利润分成也自此无人再提及。

被授权“一次性房地产开发业务”的实业公司在接下来的近20年里，不断吞噬掉村里大大小小的土地。乌坎港以北、厦深高铁以南三公里长的区域内，乌坎村范围内最宽的地方有1公里多。“围上围墙的就是被卖掉的土地。”这个村集体所有制企业的决定从来没有征求过村民的意见，除了屈指可数的几座厂房表明土地转让给了外人，对于村里几千亩土地的去向，村民只能做出模糊的判断。除了屋舍较为集中的村庄生活区域，乌坎村四周被大片荒废的土地所围绕。丰田畜产场、亿达洲集团有限公司、合泰台商工业区、海马水产养殖公司和南海庄园等几个公司分散而突兀地矗立着。村民上访后，几乎所有的工厂都关紧了大铁门，生怕村民把愤怒发泄到自己的身上，只有南海庄园里装修一新的饭店和酒店依然营业，这是一片高档别墅区，靠近内海。村民说，这里是接待陆丰市领导的高档娱乐场所。几座看似萧条的工厂，被村民理解为别有用心的工业投资。“来投资的人根本没把心思放在开工厂上，做做样子无非是想骗银行的贷款。”而那些被围墙圈着，杂草疯长的土地，更是让村民恨之入骨，他们说“有钱人囤积地皮，不断抬升了土地的地价”。土地使用者虽各怀心事，但唯一相同的是，作为集体土地的拥有者，乌坎村村民几乎从未分享到任何利益。村民手里有一份丰田畜产场延长经营期的内部协议，由薛昌和港商陈文清代表双方的公司签订，原本的经营期限为1995至2010年，现在延长至2015年，双方的利润分配为村里20%，陈文清的公司80%。“这些年村民们获得的补偿款只有550元。500元是修东海大道时政府征地的补偿，50元是有一次向村民卖宅基地的分红。”村民杨色茂说。

时间过去将近20年，有形的土地不断在流失，在村民的眼皮底下，村干部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大自然对乌坎村的馈赠并不少，除了高产的水田旱地，丰富的海产品给村民带来了更好的收益。“以前对耕地没那么看重，海上比田里收获好。捕鱼更现实一点，今天捕回来，今天就可以卖出去，买回粮食。况且海边的农田收成也不好，1995年9月来了一次超强台风，西边的海水直接倒灌到水产前的农田里，政府只赔当年的收成，但接下来两年水产前农田的收成一直不好。薛昌说要把海沙填进来，把农田变成建筑用地。他一说，村民就放弃了，因为当时收成不好但每年还要交公粮。”杨色茂告诉本刊，这成为村里噩梦的开始。海沙填埋了一块土地，紧接着周围的土地就被牵连上，沾染了海水，迅速盐碱化。“从村派出所往西是高产的双季稻，一季种水稻，亩产千斤，一季种红薯，最大的一个能有13斤重。”杨色茂说，单单这里就有700亩土地因为盐碱化而被村民放弃，村干部填上了海沙，于是这里变成了宅基地。“卖给村里的有钱人。他们不为盖房，为的是囤积赚钱。2008年时144平方米的宅基地售价5万元，现在要一二十万元了。”

乌坎村70多岁的蔡伯家中曾经有过30多亩地，如今已被村里全部卖掉


宗族的霸道与压抑的愤怒

村支书薛昌和村主任陈舜意在这次风波中已经不见踪影。与陈舜意的三层小楼相比，薛昌在村口的房子并不起眼。村民说，薛昌表面上看起来很清廉，房子也是住了很久的。“他就像陈水扁一样，喜欢打苦情牌，每次到镇里开会，都把裤脚卷得高高的，别人都叫他‘赤脚书记’。”薛昌会接骨的医术，常常为村民免费诊治，加上他平日一副笑眯眯的模样，这位村支书与村民之间至少表面上看来相安无事。

薛昌曾经多次被评为全国劳模。在陆丰市总工会的网站上，发布于今年2月的一篇介绍薛昌的文章着实讽刺：“在土地承包、土地款支付、发展项目的确定等，他坚持公开公正原则，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村里的公布栏上都定期公布财务收支、计生情况。村里修路等都实行公开投标，用最低的价格创造最大的价值。目前，乌坎村建立完善了《村民议事制度》、《村务财务公开制度》等26项具有约束力的机制……”而在半年多之后，这恰恰变成了令人愤怒的众矢之的。9月22日从市政府上访回来的第二天，村民冲进村委会泄愤，砸了窗子，混乱中抢到了一份文件，内容是1991年乌坎村与东海鸿峰商业经理部签订的协议，村里划出乌坎公路以西彩旗埔1.17万平方米的土地，按照每平方米10元的价格卖给鸿峰商业经理部，“该土地所有权永远属乙方（鸿峰商业经理部）所有”。村里的代表是村主任陈舜意，乙方的签字被人涂抹掉了，村民说，那是陈舜意哥哥的名字。陈舜意是薛昌40年未变的工作搭档，在村庄里流传着不少关于二人以权谋私的段子。一位村民告诉我们，他的邻居从香港做生意回来，为了买一块宅基地盖房子，提着27万元去贿赂薛昌才获得了买地的资格；村干部在村民开的酒楼里大吃大喝，欠账未还，就用村里的地皮抵账，有些想买地盖房的村民曾经从酒楼老板那里买过土地。

从1970年开始，薛昌担任村主任至今。“文革”后期，乌坎村大兴围海造陆之风，薛昌当时是搬运站站长，当时的村支书叫薛祖操，是薛昌的叔叔。“薛”是乌坎村的第一大姓，“孙”是乌坎村的第二大姓，在潮汕话里，“薛”类似于“雪”，“孙”发音为“霜”，由于这两个大姓有亲戚关系，村里人常把两个姓氏并在一起，称为“霜雪”。“每个姓氏拆开也很大，并在一起就超大，总共有1000多人。”村主任陈舜意所在的陈家也是村里的大姓，与薛家同样有亲戚关系，包括占了村里很多土地的港商陈文清，本身也是乌坎村的人，他在村里修了一座规模庞大的陈氏豪宅，刷着灰绿色的墙漆，虽然还未完工，但已经摆出了威风凛凛的架势。在乌坎，每个姓氏都有自己的理事会，本姓氏的红白喜事以及姓氏之间的纠纷调停大多由理事会出面办理。“村干部都是他们的人。”表面和善的薛昌因为背后强大的氏族力量变得地位不可撼动。村民说，村民邹钢曾经担任村委会副主任，一次开会时，“拍了下桌子说‘你们都吃干饭，给我们留碗稀饭’，刚到村口就挨了一顿打。邹是村里的小姓，没什么势力”。与之相对比的是，庄烈宏的父亲庄松坤也好打抱不平，上世纪90年代就因为村里土地问题到处上访，但他从未受到过威胁。“庄”虽然不是村里的大姓，但庄松坤有5个亲兄弟，到庄烈宏这一辈一共有9个堂兄弟。“算上我爸堂兄弟家的几个男孩，我们家族一共有20多个男人。”庄烈宏说，因为男丁兴旺，所以薛昌并不敢轻举妄动。

村民都没有民主选举的记忆。“每次选举，7个村小组的正副组长和会计背着投票箱到几户不好说话的农家意思一下，其他人根本没摸过选票。”杨色茂说，今年2月24日的改选是历年来选举略显正式的一次。“我后来在村里统计了一下，一组的会计说，他带着流动箱只去了几户人家。三组一共近300户，小组长说去了200户，其中还有的在外地打工。六组的组长说，290户人家他们一共去了100户。”当时的选举结果是，有选举资格的选民共计7107人，有效选票6765张，最后陈舜意以90.2%的赞成票高票当选。

人口超多的乌坎村被戏称为“百姓村”，村里一共有47个姓氏。“姓氏太多，各人自扫门前雪，村里平时就如同一盘散沙。”少数人，类似庄松坤的上访并未在村中掀起波澜。乌坎村在外做生意的人很多，每年初村里的老人都要请神唱戏保佑家里一年平安，到年末的时候再办一次请神唱戏还愿。第二次上访后没几天，正是村里请神还愿的日子，挂在村里表示抗议的白布条都收了起来，政治表达暂时让位于村里迷信的封建传统。洪瑞卿说，村里的老人很迷信，当初薛昌用海沙填了华光庙戏台后的农田，老人们都觉得这触犯了风水，但即使这种根深蒂固的想法在松散的村庄里也没有变成抗议的现实。

“以前没离开过村里，我们都是井底之蛙。”庄烈宏说，自从去珠三角打工，他才发现：“人家和我们那么不同。人家不靠拼命打工，生活还是可以过得下去，可以靠集体土地的分红来生活。以前我一直以为村里的地都是书记的，他说要卖就卖，我们觉得这是国家的，哪里懂得反抗。”2009年3月，庄烈宏开始了他的上访之路，响应他的是村里和他年纪相仿的200多个年轻人，他们在广州的越秀公园集合，去广东省政府上访，此后他和其他村民数次到各级政府上访，但并未影响到村里的绝大多数村民。



乌坎村民张炳钗只剩下1分多地，分别种着番薯、香芋和当地人叫做凉粉的作物


另一个对这次集体上访产生催化剂作用的人是村民杨色茂。一直在外做生意的杨色茂一直对村干部的行为不满，但分身乏术无暇顾及。今年他终于辞工回到家乡，准备重操打鱼旧业。端午节的时候他给镇长黄雄发了一条很长的短信，表示要参加下一届的村委竞选，同时描述了他的竞选承诺，包括建立一个40多名村民组成的村民代表大会，监督质询村委工作，并用法律手段追讨此前非法转让和被侵占的土地。“论学历、财力和各方面的影响力，我并不具备竞选的条件。有钱的，家族势力雄厚的才有实力当选，我只是想提醒黄雄，村民对村委会有不满情绪，没想到这条短信在村里传开了，很多村民都受到了震动。”杨色茂说。

最终，牵连村民命运的最后一块土地成了“最后一根稻草”，庄烈宏、杨色茂平时的影响力一下子为他们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农民没有土地真是天大的笑话。”杨色茂说，村民牵牵连连的，相互之间总是有一些亲戚关系，平时没有足够的动力把人都发动起来。“我们每个人家都有好几个孩子。1998年村里分过一次宅基地，但孩子长大以后要结婚，要盖新房，现在村里已经没有土地了，村民的生存空间在压缩，想到未来，我们为下一代担忧。平时都不想多事，可一旦发动起来，谁都不甘示弱。”
勇敢和恐惧

一辆响着大喇叭的汽车在村里来回穿梭：“把政府的工作组赶出去！千万不要签名！”村民向临时组成的村民代表会反映，陆丰市政府派来的工作人员在村里希望村民在协议书上签字，协议书有4点：畜产场的收益绝大部分归村民所有、严查村委会换届选举的违法违规问题、规划宅基地给住房困难户盖房子、拨款200万元解决村民上学难的问题。在村民看来，用200万元来诱惑一些无知妇孺，实属卑鄙，政府避重就轻，解散村委会、解决土地所有权的问题都没有给出让人满意的答复。

村民把信任交给了村里德高望重的67岁老人林祖栾。9月22日，上访次日村民依旧聚集在村口，这天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村民拍摄的视频里，全副武装的防暴部队与村民展开对殴，画面里既有几个警察追打势单力薄的村民，也有老人和小孩抡起石头令举着盾牌的警察节节后退。村民受伤后，有人来找林祖栾，请求他出来主持公道。当兵回来的林祖栾在1969年曾当过村委会副主任，1973年调到东海开发区当负责人，一直工作到1983年开始下海经商，在此期间担任了东海镇商业支部书记。1995年，他回到村里开始过悠闲的生活。3个儿子都在外闯荡，老大是工程师，老二、老三都在做生意，老三的室内装饰设计生意红火，这让林祖栾不用为生计而担忧。“不说大话，不以势欺人。平时买菜都不跟人讲价，把钱丢在那里就走了，别人以为这个人是傻的。村民信任我，是因为我不偷不占，不耍阴谋。”林祖栾说，既然村民找到了自己，他愿意指挥这场“战役”。

“首先是停止暴力的行为。”林祖栾说，“村民有过一些过激的行为，我跟他们说千万不要，一定要用和平的方式上访。11月21日的上访我认为满意了，有组织守纪律。这次上访之前，我们已经跟派出所打了招呼。如果不按照国家的规定行动，办理相关手续，那第一个犯法的人就是我。我跟村民说，我不害你们，你们也不要害我，谁不听话我就开除谁。”

11月24日，全村在华光庙戏台前开会，当天的主要任务是由临时村民代表会向村民传达国家土地副总督察甘藏春刚刚对非法征地发表的意见：“对非法征地给被征地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可考虑按照侵犯财产罪来认定，追究相应刑事责任并要求赔偿。”林祖栾穿着酒红色的衬衫，站在台上用潮汕话说着鼓舞人心的话，赢得了台下的一片叫好。讲完话，他迅速从台上离开，后面跟着一溜年轻人。林祖栾家的大门上贴着“谢绝会客”4个字，大门的左右两侧以及房前屋后的几个方位一共安了7个摄像头。负责监控这些摄像头的21岁小伙张建兴告诉我们，这是村民们要求专门给林老伯的保护措施。“陈文清曾经扬言要雇人报复村民，有人伺机要对林老先生下手。平时我们会24小时轮流看着摄像头，换班睡觉的时候要在小腿上绑一把小刀，对讲机放在手头够得着的位置，躺着也要衣服穿戴整齐，发生危险要随时冲得出去。”

“我退，群众会把我灭了，认为我是无能的人，以后几代人都抬不起头来。我上，一定有人会想办法对付我。”林祖栾盘腿坐在床上对我们说，“陆丰市的林氏理事会来找我，叫我不要管这件事，理事会的会长开玩笑地说，我伤害了林氏的面子，要发动林氏的人把我拉去填海。政府还去东莞叫我儿子回来劝我。我承认，政府开出的条件的确让我陶醉。”林祖栾很少出家门，在屋里和临时代表商量问题，接待上级领导的造访。林祖栾说：“我们40多年都没有表达内心意愿的机会，现在大家情绪都很高，认识到这样是合理的方式，都有了信心。”

但我们走的时候，政府仍旧没能就罢免村干部的问题与村里达成一致。陆丰市政府委派东海镇计生委主任朱茂强担任新的村党支部书记，除陈舜意外，建议保留其他几名村干部，这遭到村民的坚决反对。几番拉锯纠缠下来，除了走钢丝似的集体上访，乌坎村谈判的筹码并不多。我们回忆起几天前刚到村里的情景，18点多，天已经几乎全黑了。走到村口，灯光逐渐亮了起来，一些人在封锁着前行的道路，有人拿着哨子，有人举着小红旗。知道我们是来采访的记者，他们一路放行，紧接着就被十几个村民围住，他们七嘴八舌地指着在马路上坐满的村民对我说：他们为了等你们，一整天都没吃饭。一个村民举着喇叭呼喊着口号，几千人于是挥舞着拳头和手中的标语大喊：“打倒贪官，还我土地！”他们略带夸张的演出当时令人哭笑不得，过后一个叫阿如的小学五年级女孩告诉我们，那天她站在队伍后面，举着旗子站了3个小时，没有喝一口水，“但为了让你们看，我觉得值得”。这时我们才明白，这并不仅仅是一场表演。■
（实习记者乌兰娜对本文亦有贡献）

选自660期《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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