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民族主義遇上階級矛盾… 台灣學運份子看富士康十二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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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文實際寫作日期為2010年6月5日



我1973年在台灣出生；大學時代參加學生運動，我們這群學生運動分子研究過馬克斯的共產黨宣言；1844年哲學和經濟學手稿；甚至還讀過資本論；也讀過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經典。1991~2001年這10年中；十年青春大都用來參與學生運動，社會運動，勞工運動；女性主義運動；環境運動，政治運動，自2002年我離開台灣在中國工作。作為一個年輕時參與台灣勞工運動，之後在中國工作十年的左派中年，對富士康事件有些與大家不一樣的想法。不吐不快，是為文。



大學時我們這個搞學生運動的社團跟女性主義研究社在同一個社團教室。這些女性主義者很瞧不起我們這群人，認為我們都是沙文主義者的豬崽，她們測驗我們有沒有性別歧視的方法很簡單。隨便舉一各印象中男性比較多的職業，比方說科學家、律師、蛙人。然後在職業名稱上加一各女字將男性換成女性，變成女科學家、女律師以及女蛙人。我們會覺得怪怪的嗎??

好，女性主義者說；我們再來一次

這次是舉一個印象中女性比男性多的職業，比方說護士、幼稚園老師、或是妓女。然後在職業名稱上加一各男字變成男護士、男幼稚園老師、或是妓男。你會覺得怪怪的嗎??

女性主義者告訴我們；如果會，就表示你潛意識中有性別歧視。

我覺得這個方法實在太好了，一下子就可以把兩個變數轉換成一個變數，對我們以後從事勞工運動的時候有很大的幫助。



用同樣的思維，讓我們把富士康的名稱代換成比亞迪或是華為試試看。你對比亞迪十二跳的看法跟對富士康十二跳的看法會一樣嗎?? 如果不一樣，我們是不是讓民族主義或階級矛盾影響了我們的判斷？


我在大陸網站(包括騰訊新聞、天涯論壇)看見的回應跟台灣網站的回應截然不同，大陸網友不但罵富士康、還罵台資廠、最後索性連台灣人一起罵了。台灣網友罵大陸90後抗壓力太低、經不起挫折、說不定是為了撫恤金才跳樓。

感覺是不是像台灣政府常說的”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相同的事件，兩岸的解讀截然不同。如果把富士康換成華為，台灣人會不會罵華為軍事化管理，不把人當人看？中國人會不會罵自殺的員工是經不起壓力的草莓族？

有沒有可能，這些情緒化的看法都有著民族主義的偏見？中國人認為台巴子都是剝削勞工的吸血鬼，所以富士康是血汗工廠。台灣人認為中國人都是不知天高地厚的憤青，不是富士康的錯。

有的時候我們必須刻意抽離現實，才能看清楚事情的全貌。就好像你離大象的距離只有一公分的時候，你只看到一個灰色的肉牆。你要距離五公尺以上才知道原來這肉牆其實是一隻大象。

富士康龍華廠區，2.3平方公里塞進了30萬以上的員工，人口密度是一平方公里十萬人以上!!! 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印度孟買，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3萬人；深圳以每平方公里1萬7150人的密度排名全球第5。

富士康的廠區塞了30萬人，我家在台北縣新莊市，人口也差不多30萬。但在這各跟新莊市人口一樣多的工廠，人際關係非常疏離，宿舍8人一間，但很多員工不知道室友的名字跟工作部門。

富士康跟大專畢業生簽了《新幹班專項培訓協議》時間3年半，如果違約走人要交五千違約金，並且扣發一個月的工資。

富士康的薪資福利絕對比大多數台資/陸資廠好，嚴格遵守勞動法，不多給員工一毛錢，也絕對不少給一毛錢，還幫所有員工買保險。包括我公司在內的公司還做不到這一點。這也是為什麼每天都有幾千人排隊等著進富士康的原因。

富士康的工作程序跟比亞迪、豐田汽車、SONY一樣，都是把工作程序分到最細。每各工位的員工只做自己負責的工序，連續12小時都在鎖螺絲或是沖壓件，或是把電容插到PCB板上。

富士康本地化程度非常高，只要能熬過新幹班，四年後一個沒有任何家庭背景的大學生都能當到管理階級，月薪四千人民幣以上。


鑽石有很多面，富士康也一樣。當你看完上面這些數據後，你會怎麼評價富士康是不是血汗工廠??

很多人都說，不喜歡富士康就走阿，何必自殺??

或許大家都沒注意到以下數據；每天都有幾千人排隊等著進富士康，這句話的背後含意是，每天都有幾千人排隊離開富士康。富士康高層承認員工流動率每月約5%。換句話說，從‧2010年1月23日的第一跳到2010年5月26日的十二跳的這4個月，已經有8萬人離開富士康。八萬人之中只有12人選擇了跳樓。比例萬分之一點五左右。大部分不喜歡富士康的人都像大家所說的一樣自行離開了 。只有這十二個人選擇不同的方式離開。


現在中央已經下令媒體消音了，你很難在網路上找到12跳以後的新聞跟評論，有些網友猜測的陰謀論例如大陸要趕出富士康或是競爭對手的抹黑看來並不現實。目前看來是相對單純的連續跳樓事件了。

我在中國工作十年了，我相信廣東甚至全中國所有的台幹都知道富士康的待遇或許比不了全球五百強或是奇美等績優廠，但絕對合法。相對起其他台資中小廠或是陸資廠已經很不錯了。如果富士康是血汗工廠，全中國有九成以上的民營企業就是地獄。

那麼，為什麼12跳偏偏發生富士康這家相對來說薪資條件比較好的工廠??

我的反問是，憑什麼不是富士康??

    2.3平方公里塞進30萬人，每天工作12小時，連室友都不知道名字，更別提交朋友了。工作時，每個人都只是機器上的螺絲釘，不工作時，就是遊蕩在廠區內無主的孤魂。老一輩的農民工可以為了錢忍受這種孤獨，年輕的工人卻可能無法容忍。

    在我看來，富士康12跳事件其實是階級矛盾跟瀰漫在大陸年輕民工的不知未來在何處的悲觀氣氛的結果。跳樓的普工大概都是初中到中專程度。受過基礎教育但比不上別人，因為受過教育，對自己有期望。因為學歷不如人，看不到自己未來的希望。在相對待遇較好的富士康都是這樣了，去別的地方更看不到希望。天下之大竟沒有一各容身之地…….。在這種長期壓抑的環境下，如果再遇到一些突發的措折，自然就會選擇極端的方式離開。

中國現在貧富差距日漸激化；社會階級的流動越來難；社會最底層的人民看不到自己未來的希望在哪裡，大學生的薪資比不上一般民工；整個社會都瀰漫著一股不甘、不安的氣氛。這才是真正的問題。




南方都市報的記者去富士康臥底28天，寫了一篇專題報導。我很喜歡他的結尾

此非一各工廠的內幕，此乃一代工人的命運。

最後，容我離題一句  今天是2010年6月5日

21年過去了，站在坦克前面的那各年輕人 你還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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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潜伏富士康28天揭秘工厂真实生活
　　
　　这些富士康员工每天坐着穿梭巴士上下班，往来于固定的车间和宿舍，却不清楚未来的方向。
　　
　　这些拿着低工资，永远发不了财的工人热衷于买彩票、买马，以此寄托希望。
　　
　　在许多打工仔看来，加班多的厂才是“好厂”，因为“不加班，根本挣不到钱”。
　　
　　他们生产着世界上最顶尖的电子产品，却以最慢的速度进行着自己的财富积累。办公系统的公用账户密码被设成以“888”结尾，像很多生意人一样，他们喜欢这个数字。但是他们中或许鲜有人知道，是自己的双手保住了国家的“8”，而他们每天去加班，去买彩票，甚至去买马，却难以找到属于自己的“8”
　　
　　我认识两群年轻人。
　　
　　一群是与我一样的大学生，他们生活在象牙塔，与图书馆、湖光山色相伴。另一群工作在钢铁机器，巨大货柜，有无数繁杂精密生产环节的厂区里。这群人总是把他们的上级叫做“老板”，互相之间哪怕不熟也要大声用粗口唤作“屌毛”。
　　
　　在富士康潜伏28天后，我走了出来。我一直试图把这两幅图景联系起来。可是很难。只是这两个地方生活着的人们确乎有着相同的年纪，相同的青春梦。
　　
　　我的潜伏，起因于南方周末对富士康“六连跳”系列自杀原因的调查。编辑部很快发现，南方周末的记者们均因年龄较大无法进入只要20岁上下年轻人的富士康工厂。相较而言，不到23岁的我，很轻松就被招入了富士康。
　　
　　28天的打工潜伏，使我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这并非因为明白了他们究竟为何而死，而是知悉了他们如何活着。
　　
　　【一】
　　
　　他们活得最阔绰的一天是每月的10号，发工资的日子。这一天，自动提款机与特色餐厅里都会排起长队，以至于提款机也会时常被提空。工资由当地最低底薪900元加上每月不定的加班费组成。
　　
　　每个员工都会签一份“自愿加班切结书”，随后你的加班时间便不再受法律规定的每月上限36小时的约束。但这并不是什么“坏事”，相反，在许多打工仔看来，加班多的厂才是“好厂”，因为“不加班，根本挣不到钱”。对急欲赚钱的打工者们，加班更像是“会呼吸的痛”：如果不加，没有钱的日子让他们“窒息”;如果加班，日夜劳累的工作只会让身体加倍“疼痛”，迅速老去。更多时候他们坚定地选择后者，甚至这种选择的权利，也不是轻易可以获得的。只有老大“信任”，关系好，或是身处关键岗位，才常加得到班。
　　
　　所以，“五一”假期对一些人来说成了忧虑，因为花钱不挣钱的日子“很难熬”。这一天，打工仔们顾不上是什么节，更重要的是加班费;实在不行，睡个懒觉更实在。
　　
　　新开的手机店门口，销售员洋气地向围观的员工们展示着iPhone，所有人都紧紧盯着他每一个“酷炫”的操作，像看着什么新奇。可事实上，富士康生产着包括iPhone、iPad在内的几乎所有知名品牌数码产品的配件，那“新奇”的机器每个部件都来自这些工人们之手，只是他们从未想过拥有最终的成品。现在，这些成品就以略高于他们一个月工资的“惊爆价2198元”出现在眼前。这是一笔昂贵的购置，所以他们只讨论着怎样花几百元去买山寨手机。
　　
　　在与他们聊天的很多时候，我无言以对，我觉得自己幸福得太过分。他们居然羡慕那些受工伤可以休假的人，一面聊着笑话一面说自己的工作岗位如何有毒。他们讨论自己的同事们跳楼自杀时，往往有着出人意料的淡定或者不屑，甚至语出戏谑，似乎每个人都是局外人。
　　
　　我愿意把他们看成一群乐观与坚忍的人，也希望他们真的是与此无关。不过这愿望怎样想来，都免不了是一种心酸。我甚至想象自己有改变这一切的力量，可是就像王克柱在上夜班的时候说“真希望有人可以踹他一脚来交换5分钟的休息时间”一样，很天真，更没可能。
　　
　　【二】
　　
　　你要问打工仔们的梦想是什么，答案如出一辙，做生意，赚钱、发财，其它一切在这之后都会到来。在工厂的仓库里，他们幽默地把拉货的油压车称作“宝马”。他们倒是想拥有真正的宝马，或者至少是“宝马”式的财富。
　　
　　他们时而幻想，又不断地亲自撕裂自己的幻想，像一个痛苦的画者，无奈地不断撕毁自己难以成形的手稿，“这样干下去，一辈子也别想”。他们生产着世界上最顶尖的电子产品，却以最慢的速度进行着自己的财富积累。办公系统的公用账户密码被设成以“888”结尾，像很多生意人一样，他们喜欢这个数字，甚至笃信这个谐音。但是他们中或许鲜有人知道，是自己的双手保住了国家的“8”，而他们每天去加班，去买彩票，甚至去买马，却难以找到属于自己的“8”。
　　工作最卖命的王克柱总抱怨工资太低，想去外面报名学点东西却又“听都听不懂”，还是放弃了。他说知识太少，就只能干最初等的活，这是注定的。他有时候说头很痛，有时候又瞬间精神焕发。拉货的时候他总向前飞跑，仿佛那两板24箱货物根本没有多重。每天他都会爬上两三米高的货箱去盘点账目，也会钻到夹缝里去检查标识单。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卖命，他并不回答，直到某一天上午我看到他停在柱子面前，突然喊出一声：“救命！”他大约也不知道刚才自己说了什么，我却听到一群真实的灵魂。他们习惯了用最大努力去改变，直到努力演变为挣扎，也没有把握自己是否有那力量破开生活的大茧。
　　
　　厂区里一幢幢厂房整齐敦实地竖立，除开顶上用英文字母和数字组合起来的序号，便几乎再没什么特质。厂房里的机器，仓库里的货箱，乃至流水线上着齐整工衣的工人们，也都是如此。有一天早晨，我在上班的路上看见厂房的窗户里探出两张脸，一动不动，一直望着路上的人流。太远，看不到表情，也听不见声音，那窗里仅是两个黑点。可站在他们的位置，这路上无疑也是一大群移动的黑点，无比巨大的白色厂房背景下，他们渺小而一致。
　　
　　【三】
　　
　　这个工厂的工人们用双手支配着世界上最尖端的电子产品的组装生产，不断刷新着令人激动的贸易纪录，连续7年内地出口额排名第一。但是似乎在他们操纵机器的同时，机器也操纵了他们：零部件在流水线上的一个个环节中流过，加工成型;他们单一而纯粹的青春，也在机器的特有节奏中消磨。
　　
　　凌晨四点，我上完厕所侧耳贴在车间走廊的墙壁上，听到机器的隆隆声从四面传来，频率稳定不息，那是这个工厂的心跳。工人们每天就在这种固有频率的支配下工作、走路、吃饭，我此刻明白了为什么我在没有人催促的情况下会在工厂的路上走得那么快，会在食堂里吃得那么急，虽然并不舒服。你就像每个零部件一样，进入了这条流水线，顺从于那节奏，隶属于那凌晨四点的心跳，无法逃逸。
　　
　　
　　深圳，这个曾经的边陲小镇一跃而成为珠三角东岸最繁华的都市之一，在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背后，我遇到的却是一群迷惘焦虑的年轻人。《时代》杂志在2009年把中国工人作为了年度封面人物，这本杂志说，中国工人以“坚毅的目光，照亮了人类的未来”，然而所谓“坚毅”，却是忍耐机器异化、资本侵蚀所必需的品质。这样的“坚毅”，还是他们可承受之重吗？当电脑、手机、汽车，每一样商品都成了资本的产物，汗水、青春，乃至生命，每一样代价也被资本消耗殆尽。
　　
　　这个容纳四十多万人的巨型工厂并非是人们想象中的“血汗工厂”。它提供食宿，规模达到一个中等城镇，流水作业，井井有条。与同类相较之下，这里的设备齐全而优越，待遇标准而规范。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蜂拥而至，只为找一个自己的位置，找一个也许他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
　　
　　这实非一个工厂的内幕，这是一代工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