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告别“不争论”：主义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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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如期闭幕，是一次团结平稳的大会。会上波澜不惊，有意义、有意味的事情总是发生在会下。大会刚闭幕，张德江同志接过了薄熙来同志重庆市委书记的职务，在这之前几天，薄熙来同志说自己不会辞职。这超出了很多对中国政治有研究兴趣者的预想，因为按照惯例，本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和政府均任期将满，在换届前，保持政治的一致性和政策的稳定性才是要务。

这会是某种更深层次的变化或改革的信号吗？目前尚难定论。但代表中央宣布决定的李源潮同志在重庆说，“这次调整，是中央从当前形势和大局出发，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的”。显然，这确实有着一定的大局意义、指标性质，其影响不会限于重庆一地，不局限于“唱红打黑”争议、王立军事件的定性。在此前，“重庆模式”在某些话语体系中，已被一些一般认为属于“左翼”的学者和民间政治爱好者们赋予了更高的意义，认为它代表着中国的某种发展方向。对“重庆模式”的争议，已渐渐发酵变化为“主义”之争。

重庆之外，近来另一支声势颇壮的“主义”，是理论家张木生最近力倡的“回归新民主主义”，党内外应和者亦多。“新民主主义”与《共同纲领》，在某种程度上是六十余年前中国共产党能够取得绝大多数阶层支持的政治理论基础，是建政之基。如能确如提倡者所言，“新民主主义是个筐，好东西尽可往里装”，那么更加强调自由、民主、包容的新民主主义，在当下亦不乏积极意义，“退步原来是向前”。

有争议总是好事，因为人所皆知，中国坚持了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道路，如今处在一个胶着状态，改革目标、改革动力、改革资源均已有所匮乏。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之后，在新的十年，中国会打什么旗走什么路？小平同志的“不争论”，已为改革护航三十几年，通过新争论，形成新共识，将是改革得以持续和深入的必由之路和基础。

但是，不管是什么主义，有些问题总是要解决，就是那些有利于进一步推进社会的自由、法治的制度化保障，所谓“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问题集中在“权”、“利”、“法”，它们总走在主义之前，而通过解决问题，或可以逐步达至主义。

比如眼前而论，两会刚结束，如果详加观察可以发现，就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这两个中国根本政治制度来说，空间显然尚大。谁来议，怎么议，议什么，均存改进的余地。

代表比例的城乡平权改革，是一个进步。但是代表的身份构成，代表产生过程中的竞争性选举，代表以及代表大会的职业化、常任制，这方面的改革都尚未破题，如果“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确实已进入下一个十年议程，这些都将是平稳有序推进改革的切入口。这些东西，其性质其实并不存在是“资本主义代议制”还是“社会主义代议制”的问题，而是“代议制民主政治”本身够不够完善的问题，可以搞，应当搞，不该不搞。这些东西完善了，公民权利、宪政法治、社会分配等等问题，才可能在一个平台上得到充分讨论、博弈、推进，才可能构成既要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又要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

至于“利”，“重庆模式”能够得到一些人的激赏，与其提出要改革社会分配方式之间有甚深关联，虽然其中更多的只会停留在“提出”。那样的路自然难走通，但社会分配的改革，经济领域的打破垄断、扶持社会资本、还富于民，任何主义难以回避。

至于“法”，民智渐开，升斗之民亦知有“人权”在。立法，偏向于限制权利，还是保障权利，越发含糊不过去，不再能免于物议乃至杯葛。刑事诉讼法修订争议，已是个明证，以后多半还会有，还会更激烈。争议了几十年的“宪法司法化”，也难再回避开。

总之，下一个十年，或将是各种主义与问题交织的十年，或将是告别“不争论”的十年，或将是曾贯穿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重归中国政治舞台的开始，僵持还是稳健，混乱还是活力，怎么判断，其实全在于从什么角度去看。下半年执政党的十八大要开、“中央领导集体”要换届，是大事，但我们并不指望种种的主义和问题在这会上就能亮出底牌，乃至拿出路线图，有争论挺好的，起码便于有主张者发出声音，便于执政者广纳博采。中国的路虽然难，但在大方向，“国家政治更民主，市场经济更自由，治理模式法治化，社会组成公民化”，这些总归是大势，变不了。符合这些大方向的“治道”，对于中国的未来来说，就是“理性、建设性”的，就是我们一以贯之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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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已到攻坚时 文革教训须记取
2012-03-17 07:31  向记者提问  致信编辑 分享  大 中 小 收藏此文  打印此文  评论(4)
导语：要避免文革成为中国未来的选项，首先当然要直面历史、坦然面对真相，克服集体“失忆”，但更重要的，还是要从制度层面克服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
经济观察报 雷颐/文 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闭幕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与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时，多次提到仍需反思文革。

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他说：“这些年我多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应该说已经比较全面和具体了。如果问我为什么关注这件事情，我是出于责任感。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我深知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现在改革到了攻坚阶段，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社会上新产生的问题也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重新发生。每个有责任的党员和领导干部都应该有紧迫感。”

这次“两会答记者问”是温总理在总理任上的最后一次，人们形容为“告别演讲”，情理并重。此时此刻，总理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人们要反思文革，确实语重心长。

三四十年前，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那场历时十年之久的“文革”是民族巨大创伤，至今并未“痊愈”。文革中，不仅国家领导人、知识精英和普通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其实平民百姓也深受其害，许多人因为一句话就身陷囹圄，因为不小心污损了报纸上天天都有的领袖像而锒铛入狱，因为读一本禁书就被“审查”或“办学习班”，因为发型、服饰略略与众不同就被“批判”，广大青年无书可读无学可上……残酷的事实教育了人民，文革从发动时的万众拥护到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抵制、反对文革。最后，虽然文革发动者多次提出“反回潮”，但也不得不承认支持文革的人是少数。这时，结束文革已然成为社会共识。所以，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人们欢唱“胜利的十月”，“第二次解放”是发自全民族肺腑的声音，“十年浩劫”是人们对这场运动的概括。

文革结束，痛定思痛，反思文革，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执政党在1981年作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否定文革，一方面是总结历史的教训，另一方面是希望以此结论使党内党外都迅速翻过残酷内斗的这一章，以凝聚全党全社会共识、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全心全意搞建设，而不过多纠缠于在那特殊时代条件下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温家宝在谈到重庆、王立军事件之后，也特别提到这份重要的历史文件。

研究表明，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往往受权力的掌控。当希望人们忘记文革慢慢演变成为一种、系列刚性规定之后，甚至，当对那段历史的记忆只能表现某些“正面性”时，文革记忆渐渐从全民族的“浩劫”变形为只是少数“当权派”、精英受迫害的历史，那种人人自危、人整人人斗人的社会氛围与风气，变形为“物质贫困、道德高尚、精神纯洁”……

当然，仅仅靠权力掌控，这种变形的“文革记忆”影响毕竟有限。它能成为引人担忧的社会现象，还有更为复杂的现实原因。人们对现实弊病的“痛感”总是深于对过去的感受，尤其因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时，如何克服这些弊病、甚至思考中国向何处去时，这种变形的“文革记忆”自然容易成为相当多一些人赞成的选项。进一步说，就是处于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如何选择自己的参照系，是深化改革，向前进入以制度制约权力为核心的政治改革之深水区，还是向后退，回到以“运动”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一系列运动、尤其是集运动之大成的“文革”说明，对社会问题的“运动式解决”只会产生更大的问题、弊病甚至灾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个民族要避免重蹈覆辙，千万不能“失忆”。

要避免文革成为中国未来的选项，首先当然要直面历史、坦然面对真相，克服集体“失忆”，但更重要的，还是要从制度层面克服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应当承认，当有人把文革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选项时还能得到相当多一部分人的赞同，正说明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严重性与尖锐化，整体性改革，已到刻不容缓的地步。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