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晖：“公民社会”正是“拉帮结派”的同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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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社会”正是“拉帮结派”的同义词——兼驳@彭晓芸 和赵鼎新的诚信论
(2012-06-11 11: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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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近日读到彭晓芸女士的《民主不需要提线木偶》一文。如果仅仅是关于老掉牙的代笔问题，我就不说什么了。我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关于代笔的证据和反证据，自认为有更快乐的消磨时间的方法。但是彭的这篇文章和她所赞同的赵鼎新的文章一样，从价值上把韩寒贬为民主的负资产，并以此论证打击韩寒是为弘扬民主服务——这未免就有点太荒唐了。

彭文的大意（如果总结得不对请指出）是说：给韩寒定罪这么困难，就是因为他成了某一个群体的"代言人"，该群体中的人出于"拉帮结派"的需要，罔顾事实，义气先行。而此种"搁置真假判断"的"道德虚无"乃是民主的敌人。OK，如果韩寒及其粉丝是民主的敌人，那什么才是民主的朋友呢？彭女士使用了一个反问句：“民主需要寻找代言人还是依靠公民社会的发育？”

看来我和彭女士至少有一个共识，即公民社会的发育对一个国家的政治进程大有好处。但是“公民社会”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在我看过的文献中（如Khilnani，Kaviraj, Rosenblum等) ，所谓公民社会的含义无非就是四个字：“拉帮结派”！

国内文献我不了解，但至少百度百科上是这么说的：“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是指围绕共同的利益、目的和价值上的非强制性的集体行为。”后面还特意强调了“在Civil Society这个词组中，Society更多地指的是团体而非社会。因此，翻译为公民组织或公民团体会更为便于理解。”百度上有些东西靠不住，但我认为这个词条和文献中的用法是相当一致的。

所以，彭女士一边抨击拉帮结派，一边又向往公民社会就有点自相矛盾了。我猜测她这样想无非有两种可能性：1.理解错了公民社会这个概念，误以为它是指由谦谦君子构成的社会。2. 知道公民社会的含义，但是认为所谓“诚信”比公民社会更重要（也是赵鼎新的观点）。当然，不管是哪种，都和韩寒的“远光灯”理论所犯的错误有相似之处。在这点上，韩寒自己同样需要三思。


那列为看官可能要问了，如果“公民社会”的意思无非拉帮结派，为什么它会是个那么重要的好东西？

其实发明这个词的老一代政治学家并没有给出太好的答案。那时候的社会科学主要还是基于讲故事，没有太明确的假设和推理。我更倾向于用当代的方法回答这个问题。

先绕个弯子，想请大家了解一下“情侣博弈”这个概念。假设一对情侣准备会面，他们知道对方有可能出现在两个地方之一，一个是男方最爱去的地点A，一个是女方最爱去的地点B。对于这两个人来说，虽然对A和B的喜欢程度不同，但是去A还是去B都没有见到对方那么重要。这时候他们两会选择去哪里呢？发明这个模型的时代还没有手机。如果遇到这个问题，双方就只有束手无策，随便去一个地方碰运气（博弈论中的“无均衡”状态(disequilibrium))。只要有了手机，这个问题就不再是个问题，商量一下即可。手机在这里起到的作用就是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协调”(coordination)，从而帮助双方“统一预期”（converge expectations)。

但是如果参与博弈的不仅仅是两个人呢？如果是一个几万人甚至几十万人的群体呢？如果可选择的地点不是两个而是几百个呢？靠打手机是不可能的。即使是用论坛发帖子（而且侥幸不被删），也很困难，因为帖子多了你不知道谁发的帖子会被其他人看到。注意，这几万个玩家(player)并不是没有共同利益，只是没有共同的信息。他们并不在乎具体采取哪种策略，他们只在乎能否和其他玩家的策略一致。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要想不陷入每个人出现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无均衡状态从而白白浪费了生命，就必须要有一个“焦点”(focal point)。这个焦点可以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件事，它起的就是手机的作用，由于此人或此事的知名度是如此之高，每个玩家都预期其他玩家也能看到，因而由此人或此事所暗示的策略就最有可能是被最多人接受的策略（也就是说预期被统一了）。那既然你预期这个策略采纳的人最多，你也会跟着采纳这个策略。

这玩意跟前面说的“拉帮结派”有很大关系。大牛Weingast的一篇论文认为：少数人能统治多数人的唯一原因是因为多数人不能彼此协调。什么有没有枪都是次要的。一支军队（或者我们熟悉的武警）就是武器再精良，如果没有协调也只是烂肉一堆。那么民间的协调靠什么呢？很简单，拉帮结派。而任何帮也好，派也好，都不可能没有灵魂人物。我的一个研究中国和两岸问题的老师Shirk多年前曾经采访过宋楚瑜。她问他作为一党之首每天都干些什么，宋只答道：“协调，协调。”其实任何一个自发组织都是一样，灵魂人物的作用并不在于比别人更聪明，做出比别人更正确的决策，而在于他做的决策可以成为一个公共的预期，使每个个体的策略趋于时间和空间上的统一。这些彭女士所不齿的“代言人”、“提线木偶”，恰恰是公民社会的精华所在。

注意，我并没有给韩寒扣“领袖”帽子的意思，我也并不认为他能够担此大任。韩寒的作用主要在于向数量庞大的潜伏群体(latent group)传播常识（虽然他也犯错误，但是比同等知名度的明星高出太多）。我提协调问题的主要目的是想说明 “拉帮结派”这种现象在官民力量极不平等的社会，百利而无一害。为本帮本派的人出头是天经地义的。想想为什么推特脸书的时代，阿拉伯世界变得这么快？不是别的原因，无非是社交网络推动了拉帮结派的效率和代言人的形成，统一了庞大社会群体的成员对彼此的预期，进而统一了策略。


有些人对拉帮结派的担心主要是某一个帮派势力过大而淹没了其他帮派。我想彭女士说的“民主需要警惕资本的吞噬”，应该就是暗示新浪等机构为了韩寒和韩粉带来的商业利益而偏向他们。这纯属杞人忧天了。韩寒就算真的手眼通天，有可能阻止其他偶像的出现么？这就是公民群体和政府组织的区别。公民群体并无执法权，就算新浪偏向韩寒，还有搜狐、网易、腾讯不是？就算这些都偏向他，还有政府不是？把一个市场中自发形成的偶像和具有排他性的独裁者做类比是相当不厚道的。偶像只有韩寒一个么？试想如果谢霆锋或周杰伦转行当作家，韩寒拿他们有办法么？

公民社会的重要之处就是它既可以像政府组织一样起到协调预期的作用，又不像后者那样具有排他性。很多人说什么韩粉在搞独裁，不让人讲话，侵害言论自由⋯⋯这太不靠谱了。有人因为攻击韩寒进监狱吗？有人挨打吗？有人上访告韩寒被遣返被跨省吗？你当然可以说语言暴力也是一种暴力。但是拜托，但凡上过几年网的人，不管国内国外，有没有见过讨论问题和和气气的网站（据说色情网站是例外）？谁要是受不了“语言暴力”，最好压根不要上网，或者只上色情网站。


那么，有没有可能绕过公民社会（或者说拉帮结派）而通过所谓的“道德”，“诚信”来曲线救国呢？

关于诚信这东西是如何不值钱，我已经多次唠叨了，实在不想让我的粉丝上帝们再审美疲劳一次。但是此物流毒之深，就再补充几句。

赵鼎新先生曾在文中扣过一个相当高的帽子：“如果韩寒早期的作品的确是他人代笔的⋯⋯这和三鹿奶粉事件的本质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今天能容忍写作上的欺诈行为，明天就会为了某种便利加入欺诈行列。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只配生活在一个充斥劣质产品的社会中。”

虽然赵教授不是政治学或经济学出身，但是据我所知，现在社会学领域也开始大量借鉴理性选择模型了。他不应该不知道“柠檬市场”理论吧？不应该以为假冒伪劣是个文化现象吧？一种信息不对称的商品，在没有政府或权威机构监管的前提下，必然地，百分之百地会充斥假冒伪劣（因价格造成的逆淘汰），不论是在哪一种文化之下，不论有没有所谓“诚信”。

中国食品药品为什么假货横行？原因只有一个：政府不管甚至合谋！政府为什么不管甚至合谋？因为毒死人不用下台。所以这是个彻头彻尾的政治现象。请注意，如果你想杜绝三鹿现象，最好的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不断向公权力讨说法，要求他们为其愚蠢政策负责，甚至要求更进一步的制度变革。但是注意，提这些要求从一般人嘴里说出来是没有用的，所以就得靠个别有影响的人来替我们当这个传声筒：比如于建嵘啊，贺卫方啊，李承鹏啊，韩寒啊⋯⋯（咦，等等，怎么恰好都是方舟子的打击对象呢？什么时候轮到王小山？）

所以我说，不要一听谁说“诚信”二字，就像见了圣旨一样三呼万岁。经过50年代的人应该知道，那时候的社会是最“诚信”的。至少我父亲的记忆是那时候基本上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不一定全国如此，但是占很大比例）。如果你想享受诚信，可以试一试穿越回50年代。不过别忘了，你享受不了几年，就得把所有的土地、产业、人身自由乖乖地交给党。党会发给你一个可爱的户口，离开了户口所在地就会被亲切地称作“流窜犯”。你会天真地百花齐放，如果侥幸没有成右派，就会在家门口高高兴兴地架起一口可爱的小高炉炼钢。你家里的锅很快会被收走，因为你必须到公社里吃饭（如果有饭的话）。想一想，如果中国人没有那么诚信，恐怕也不会被忽悠成这样吧？饿死的那几千万同胞，讲诚信的居多吧？如果都是像我这样没原则的，看到孩子挨饿，恐怕早就砸了官仓，夺了军粮，存活下来了。

诚信是好事还是坏事？要我说，如果公权力讲诚信，我们讲诚信就是好事：预期明确，节省交易成本，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如果公权力不讲诚信，我们讲诚信就是坏事，因为一群诚信的羔羊面对不诚信的屠夫，只有任其宰割的份。


现在的问题是，公权力的无诚信已经是既成事实，改变公权力的行为模式已经是当务之急，大家忽然一拥而上开始讨论民间的诚信问题。这相当于什么呢？当你和对手打牌的时候，你的朋友指着你鼻子说：“你应该讲诚信！”然后把你有什么牌都告诉了对手。这泥马叫什么事啊？！

当民众和公权力下了大赌注打牌的时候，任何不谈立场，空谈真相的做法都是幼稚可笑的。彭女士说：“挺韩和倒韩的人士，左右均有”，因而韩战并不是“撑民主和撑专制的二元对立”。真的是这样么？倒韩的人里面当然是左右都有，因为你不管多么右总有比你更右的。但是挺韩的人里面你能找到一个左派么？哪怕一个也好？这其中的奥妙就在于右派是各自为政的，只对自己的观点负责，因而会同时出现在两个阵营。但是左派是有组织的，是服从于同一个老板的，他们打每一张牌都是经过“协调”的。你有没有见过胡锡进司马南孔庆东染香这些人激烈争论彼此不服？绝对没有。他们都是一只手里牵着的几条狗，各自以自己擅长的方式咬人，但绝不会互相咬。至于方舟子是否他们的一部分还不好说。我希望不是，因为方毕竟写过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但是如果他始终不肯与几个知名五毛划清界限（而仅仅是发几首语义不详的反诗），我也许不得不相信李剑芒先生的猜测。

我个人的直觉从不相信韩寒有代笔，但我并没有花时间去研究证据。为什么呢？因为我很清楚，有没有代笔，我和他都是一拨的。如果没有代笔，那么他是一个真诚的作家；如果有代笔，他就是一个技艺高超且善于迷惑对手的高超牌手。相比之下，我对后者比对前者更加崇敬。前段时间微薄上很多人唧唧歪歪老榕有没有去过利比亚的问题，我看也是一个道理：如果他去过，那我敬他是条堂堂汉子；如果他没去过，居然还能发出那么煽情的微薄，那我只能说他是舆论战争的天才，让刽子手和潜在刽子手胆寒的虚拟英雄！

为什么左派团体这次选择了倒韩的阵营？具体原因不得而知。但我想他们或他们的老板多半是了解了一点有关公民社会的理论。他们知道韩寒这样的人是公民社会形成的重要元素，所以必欲除之而后快。自由派人士当然也有充分的权利在这个具体问题上和左派形成暂时性的联盟，但是从策略上讲无疑是个糟糕的选择。一派独大的危险从来不可能来自于民间偶像，而只可能来自于公权力支持的意识形态打手。


好，退一万步说，就算所谓的“真相”那么重要，又怎么样呢？每个人每天要面对成千上万的“真相”或“假象”，谁有时间一一判断？比如你刚才左脚下去有没有踩到蚂蚁？你面前刚过去的那辆自行车是不是偷的？你的同事的老婆的二侄子今天有没有吃早饭？面对这么多潜在的事实判断，你用什么来分配你的时间？当然是靠“价值判断”——哪件事更重要你先判断哪件事。我并不是说你有义务关心重要的事，你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去关心世界上任何的鸡毛蒜皮。但是你如果关心了鸡毛蒜皮（如成功地了解到谢霆锋袜子的颜色）还自认为自己非常英明神武，那就得反省反省了。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浪费不得。相比韩寒有没有代笔的所谓真相，有太多更重要的真相有待挖掘：比如湖南那位李先生是怎么死在医院的，比如当年动车的车头是谁下令埋的，比如四川2008年倒塌的豆腐渣学校应该由谁负责，比如敏感词发生的敏感词到底敏感词了多少敏感词⋯⋯这些问题都没有一点头绪的时候去追究一个作家有没有代笔是唱得哪一出？左派唱这一出是很正常的，正如右派替韩寒辩护也是很正常的，因为他们都是在先作出了符合自己立场的价值判断以后，发现此事很重要，然后再去花时间进行事实分析。但唯独参与质疑的右派，所基于的价值判断是什么呢？韩寒有无代笔，会比无数致家破人亡的潜在冤案更让你心焦？

好吧，就算代笔是件天大的事，也轮不到韩寒来当出头鸟啊。《毛选》的代笔问题光直接证据就一箩筐吧，据说某人还站出来要求过恢复某些文章的署名权呢。这么重要的事各位不研究研究？论发行量，毛选绝对是中国第一（有人说除了《圣经》世界第二）；论稿费，如果扣除通货膨胀因素至少是韩寒的百倍以上；论影响，毛的破烂文章至今还出现在中小学教科书里。对文本研究、笔迹研究有特殊兴趣的右派同学们是否应该花点精力在毛的代笔问题上？当然，again，研究什么是你的言论自由，我无权干涉。但是摆着更重要的不研究去研究鸡毛蒜皮，那绝对是判断力有问题。

方舟子、冯唐、赵鼎新等倒韩人士其实也都意识到了我上面说的这个问题，所以就选取了一个价值切入点：所谓“韩寒教年轻人不读书”。此观点多么可笑我就不说了。我只想问，是谁没上过大学就当了伟大领袖的？是谁表扬张铁生交白卷的？是谁停了中国大学教育十年之久？是谁把知识青年赶去农村的？这个人铁证如山的代笔问题你们这些关心孩子受教育的人放过一个屁么？你们鼓捣鸡毛蒜皮没关系，说成是自己的个人爱好就可以了。想要伪装成正义凛然的救世主？省省吧。


最后再提一句许知远几年前说的那个“韩寒的胜利是庸众的胜利”（也是被彭晓芸的文章所引用的）。其实谁的胜利不是庸众的胜利？J.K.罗琳？詹姆斯.卡梅隆？奥巴马？马英九？庸众的胜利是好事。因为一个庸众失败的国家，精英必然也是失败的。但凡容忍不了庸众的政府必然同样容忍不了精英，区别只不过是庸众饿死、精英打右派而已。用博弈论的语言来讲，精英和庸众都是情侣博弈中的情侣，他们虽有不同理念，但是在限制公权力这个大目标面前，是唇亡齿寒的关系。跟庸众过不去的精英是有病的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