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中国"民告官"的最早实践者 / 陈更 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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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中华民国14年秋天，北京学界发生了一场有名的行政诉讼。教育部佥事（相当于科长）鲁迅（周树人）向平政院（专门受理行政案件的法院）起诉当时的以章士钊为总长的教育部，要求法院撤销教育部对周树人的免职令。这场官司以鲁迅全胜而告终，平政院撤销了教育部对鲁迅的罢官决定，鲁迅先生官复原职。

这是一场中国文化人尽人皆知官司，但一般人都把它当成一场热闹来看，当成鲁迅与章士钊两个文化人个人之间的一场笔墨官司来看,没有意识到那是一个公民通过法律与国家机器的较劲.更很少有人认真领会其中深刻得令人吃惊的严肃的意义——一个世纪的两端,中国法制状况的比较意义,中国社会总体制度的比较意义。今天让我们站在比较严肃的立场上，回顾一下这场发生在80年前的行政诉讼，这场以普通公民胜诉为结局的“民告官”官司吧！

1925年初，因不满北洋政府教育部所派遣的校长杨荫榆的种种行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发动“驱杨”运动。当时在该校兼任教师的鲁迅坚决支持学生们的正当要求，并撰文揭露杨荫榆在治理学校方面的专制作法。这自然引发了同教育部最高长官章士钊的矛盾。

章士钊于8月6日在国务会上提请停办女师大，将北京女子师大改组为国立北京女子大学。女师大学生更加愤怒，在《京报》上发布《启事》，提出了“驱章”的主张，启示称：“章士钊欺内媚外，摧残教育，”“若章士钊在部，敝校与教育部完全脱离关系”。

在此期间，鲁迅当然还是站在学生一边，发表《流言与谎言》等文，矛头直指杨、章等人。8月8日，女师大校务维持会委员会召开会议，进行分工，鲁迅被推举为维持会的总务主任。至此，鲁迅和章士钊的矛盾趋于激化。章士钊在派人劝说鲁迅妥协退让，遭到拒绝之后，以鲁迅身为教育部官员，却擅自担任该校维持会主任，组织学生对抗政府命令为由，呈请国民政府革除鲁迅佥事职务，国民政府随即照准。北京城内，舆论哗然。

8月15日，鲁迅自己亲拟起诉书，对国民政府教育部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革职决定。其起诉状曰：

树人充教育部佥事，已十有四载，恪恭将事，故任职以来屡获奖叙。讵教育总长章士钊竟无故将树人呈请免职，查文官免职，系惩戒处分之一。依《文官惩戒条例》第十八条之规定，须先交付惩戒，始能依法执行。乃滥用职权，擅自处分，无故将树人免职，显违《文官惩戒条例》第一条及《文官保障法草案》第二条之规定。此种违法处分，实难自甘缄默。

教育部答辩称：原本对鲁迅革职一事，拟循例交付惩戒委员会作出决定，但迫于形势严重，如果不及时作出革职决定，恐怕事态更行扩大，且群相效尤，更为不堪。据鲁迅《从胡须到牙齿》一文所透露的情况看，教育部的作为还存在这样的荒唐情节：他们以鲁迅擅自担任维持会长为主要理由决定革除鲁迅职务，但呈请革除鲁迅职务的报告所署日期则在鲁迅被推为维持会长之前——鲁迅任维持会长是8月13日，呈请革职的报告所具日期是8月12日。“行政行为发生于该行政行为所针对的事实发生之前，这样的行政行为必然荒唐”——这必然是鲁迅诉讼过程中所持的嘲讽式的理由。——但这只是花絮，所署日期的矛盾只是形式的矛盾，教育部的实质性错误并不在这里。平政院在其裁决文书里条分缕析地表述和分析了教育部的实质错误。1926年3月23日鲁迅收到的裁决文书内容如下：

被告停办国立女师大学，原告兼任该校教员，是否确有反抗部令情事，被告未能证明。纵使属实，涉及《文官惩戒条例》规定范围，自应交付惩戒，由该委员会依法议决处分，方为合法。被告遽行呈请免职，确与现行规定程序不符。至被告答辩内称原拟循例交付惩戒，其时形势严重，若不采用行政处分，深恐群相效尤等语，不知原告果有反抗部令嫌疑？先行将原告停职或依法交付惩戒已足示儆，何患群相效尤？又何至迫不及待必须采取非常处分？答辩各节并无理由，据此论断，所有被告呈请免职之处分系属违法，应予取消。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裁决如下：教育部之处分取消之。

该裁决文书的要点是：1、被告未能证明原告违法的事实确实存在；2、即使原告确有违法行为，被告的处理决定也违背了行政法所规定的处理程序：应交由“干部”惩戒委员会作出决定，教育部直接作出决定是错误的，故撤销之。

至此，作为教育部一位小小科长的鲁迅，告倒了堂堂中华民国教育部，作为教育部部长的章士钊也大跌颜面。值得一提的是，章士钊可并不仅仅是教育部部长，他当时还兼任着中华民国司法部长。一位小小科长，告倒同时也掌控司法大权的教育部长。这样（诉讼双方如此强弱悬殊，弱者取得胜诉）的案例，在中国法制史上恐怕唯此一例，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由此，我们知道，在西风东渐之初，在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的法制状况。

最后，要提供给大家的一点知识是：中国最早的行政诉讼立法是中华民国政府公布于1914年7月21日的《行政诉讼法》。中国的第二部行政诉讼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公布于1989年4月4日。两部行政诉讼法中间的间隔为75年，这与市场经济的支柱性法律——公司法——在中国的历史间断情况是大致相当的。

中国人，我们，在这75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折腾些什么？

“民告官”，这个在上个世纪末曾那样激动人心的一个词，却是在上个世纪之初就被我们的前人那样完整地实践过的！

研究鲁迅的思想、研究鲁迅的文学，也应当从鲁迅身上研究一下他对法制的理解，并同时研究一下中国的法制史乃至一整个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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