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新闻民工的2008 / 石扉客 zz

SunnySt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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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每到岁末，总是会陷入一种莫名的烦躁情绪中，这似乎是新闻民工的一种职业病了。去年此时，也是陷入一种极其狼狈的情绪中，不待西风起而开始思鲈鱼之美了，准确地说，北漂四年后，我开始倍加思念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了。
　　
2007年11月，我和制片人摊牌，说准备辞职走人回沪。这位长发飘飘的制片人默然无语的看我一眼，叹息道他知道这是迟早的事情。
　　
犹记2003年冬天，在他的北京吉普上，这位兄长曾谈到节目组团队前景的忧虑，“跟我干一两年可以这么混着，四五年呢，还这么着吗？”那时，CCTV正试图把社会记录和小崔说事列为公司化改革的试点。这个人事制度的改革后来无疾而终，而他当初感叹的四五年后的时间节点却在倏忽间就来到了。
　
我的制片人是体制内少见的有想法也有勇气的人，在CCTV熬了13年，每天做的事情，就是在体制的大树下绞尽脑汁维系他那颗小树的平安，按照他的导师，刚刚逝去的陈虻先生的话来说，是营造话语空间，可是我已经厌倦这种在夹缝里左冲右突疲如奔命的生活了。
　　
这年12月，肖志军和李丽云的悲剧发生，应制片人的要求，我带上摄像去了趟湖南，这是我在CCTV的最后一趟活，估计这也是社会记录这个栏目的最后一次出差——1个月后，这个在CCTV新闻频道开播了5年半的栏目，被宣布撤销。这年岁末，这个名叫《两个人的时光》的片子，制作了3期，播出了前2期。
　　
过完2008年元旦，在主持完一对同事兼朋友的婚礼后，这场简洁的婚礼，也是社会记录最后一次年会。第二天，我在翠微路附近的一家酒店约了十余位师友小聚。我的制片人提前退场，悄悄给这顿有点自恋的告别晚饭买了单。
　　
第二天我去秘书处填了辞职报告，上交了进台证和记者证。我的老搭档摄像王蜂，帮我将黄亭子里的东西搬上出租车，直奔机场而去。
　　
回到上海家里休息几天后，我飞到广州参加新东家的年会。新东家是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旗下的一家周刊，其时长平和我以前21世纪环球报道的同事也在那里任职，替我这个为稻粱谋的新闻民工找了个能驻沪挣面包的差使——南方报业本是我的老东家，如果把2003年秋天在南周那短暂的一月多也算上的话，从此在理论上我算是在南方旗下三大报系都呆过了。
　　
趁着在沪休息的几天，我炮制了正式入职后为这家杂志撰写的第一篇稿子《新闻联播三十年》，这篇洋洋万言的稿子能在三天之内顺利出来并在后来获这家周刊的总编奖，得感谢我的三位师友展江、喻三龙和吴征先生提供的帮助。
　　
这篇甚为仓促的稿子，后来被中国民航报转载，这家报纸居然给我寄来300元稿酬，真是这个媒体膨胀时代的少见之举。而这篇稿子留给我本人的两点印象，一是在文中不告而取化用了柴静姑娘的MSN后缀“转圆石于千仞之山”，二是趁最后一次进入CCTV方楼台史大厅时，用N73拍摄了杜宪和邢质斌的工作照，这张照片后来被编辑陈宇妹妹做版时用得淋漓尽致。
　　
顺便说一句，其时央视漫长的离职手续尚在办理中，我给这篇稿子取了个化名尹克路，取我家住在沪上营口路之故——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我家附近的几条路基本都被这样透支光了。
　　
年会在粤北一家温泉山庄举行。这个由经营部门用广告换来的地方，冷得让人簌簌发抖。我们在寒风里泡在温泉中憧憬着2008年的各种可能，还没有人想到此时的南中国正陷入一场冰天雪地的冻灾，更没有人想到未来的这一年里会如长平所说“计划赶不上变化”，发生了太多太多令人目瞪口呆的大事件！
　　
春节后的第一篇稿子是《刘“羚羊”获奖始末》，也是一篇急就章。在做这篇稿子的过程中，我第一次在采访中体会到南都报系的声誉。每一个接受采访的对象听说是南都做稿，都毫不犹豫地接受采访，其中CPF总裁柴继军先生甚至坦率地说，对你们我才实话实说，换了其他媒体就算了。
　　
贺延光先生的豪爽和极度负责，也让我这位后辈感激不已。时在浙江山区出差的他，为了核实每一个细节，在电话采访结束后又不惧麻烦地和我短信往来到深夜。新闻前辈身上这种身先士卒的职业荣誉感和毫不避讳的反乡愿精神，值得我一辈子珍藏，希望哪天有机会能当面向贺先生致以谢意。这篇稿子的署名是郭舜东，盖我家附近的第二条马路是国顺东路。
　　
现在回想起来，这篇稿子的最大缺陷，是在于没能接触到大庆日报的刘为强先生本人（这也是我从业至今唯一一篇没有到现场的稿子）。我相信这个事情，倘若花足够的时间和耐心，是足以做出一篇真正有深度的稿子来的。
　　
接下来的一篇稿子，是《一张照片引发的政治事故》。这是年前即获知的一条线索，春节前后即开始和当事人通州时讯的前摄影记者王力利联系，但王先生一直没下定决心。2月上旬，我觉得不能再拖，拖到两会就基本抓瞎了，于是决定直接去京找他，总觉得见面后或许会有转机。
　　
这位王先生是个很实在的北京人，见面后一聊，便觉此前设定的这篇稿子的文本逻辑，即按照契科夫《小公务员之死》的叙事结构行进的问题不大。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采访中报社多人曾提到通州区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的口头禅，“我一正处级干部！”在随后的电话采访里，居然又亲耳听到这位副部长向我抱怨：“我一正处级，你看我手下这些人都怎么跟我说话！”这位正处级干部最后要求我不要报道此事，否则搞出麻烦来“不管躲在北京的哪家酒店里都要把我揪出来！”
　　
这篇稿子的一个遗憾，是没能联系到邓乃平区长本人。到截稿前一天，我事实上已经放弃了这个找区长的打算。以本周刊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抗压指数，我觉得只要证据确凿，索性选择一个受害人角度来静悄悄的叙事，应既能防止打草惊蛇也可避免付出不必要的代价。
　　
事后的结果证明，这是性价比较高的一个结果，除了包括周刊电子版在内的所有网页都被令删除，无其他后果出现，风险恰好控制在既能见报又避免被阅评之间。
　　
接下来的3月，是例行的全国两会，也是惯常的新闻遮蔽期。我把这个月的时间花了一半在黑龙江佳木斯和河南平舆身上。去佳木斯是因为宫润伯杀童案，2年前案发时曾去那里呆过半个月，片子没能播出，心里的郁结也始终没能解开。
　　
此番再去，终于看到了案卷，找到了包括宫的母亲、继父、同事在内的诸多关系人，这个被时代抛弃的佳木斯青年，在历经学徒、下岗、谈恋爱、入狱、狱中被鸡奸、失业、被暴打等渐行渐下的失败人生后，在屈辱和绝望交织的黑暗底层中，终于将挑战人性的残酷，施加在同样弱势的棚户区孩子身上。
　　
宫润伯本人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两张照片，是十几年前身份证上的的户籍照和被捕当天拍下的照片，这两张照片之间，时光留下的斑斑痕迹，再无人能解答。而在那个残杀了至少6名孩子的地方，时光又仿佛停滞了，2年过去了，除了荒废的天井里蒿草更加茂盛外，再没能留下其他痕迹，除了他曾带给这7个家庭的伤痛，和这个城市的恐慌外。
　　
同样的伤痛，也凝聚在河南平舆县。2003年的黄勇案，给驻马店辖下的这个小县城留下的创伤，至今未能平息。5年后再去探访这些已经四分五裂甚至风流云散的家庭，突然让我有种做错了事的判断，觉得完全不应该再出现在这个地方。在呆了一晚后，我百感交集地逃离平舆取道郑州返沪。此前设定的社会学回访逻辑，被重返现场带来的情感冲击倏忽间砸得粉碎。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还能从事这个行当。
　　
《连环杀手宫润伯的人生裂变》，《逃离佳木斯》，《五年后有种记忆叫忧伤》，这组稿子，大概是2008一年做稿做得最为艰难的一次，也被周刊北京站同仁指为和周刊气质不合。筋疲力尽之余，无意再辩解什么，只希望这辈子再不会去这两个地方。
　　
接下来的4月，先将盯了大半个月的一个线索成稿，一位在元宵之夜死于宿舍的复旦博士生，这个叫李开学的湖北襄樊人，背负着论文、课题、就业、家庭和经济来到复旦，倒在梦想的曙光就要到来身边的黑暗中，其凄惨之状，直让人怀疑人生的意义。
　　
这篇名为《开学之死》的稿子署名为安波，这是附近的第三条马路安波路。还好就在这个月中旬，终于办完了包括档案在内的所有离职手续，这样接下来的一篇稿子，终于可以署回本名了。
　　
这篇名叫《一个另类央视节目的消亡》的稿子，无外是想完成另一个心愿，即试图对这个CCTV里的许三多，做一个相对完整的记录。感谢我这位前任领导的信任和担当，稿子得以顺利出来，这也是一篇分管社会记录节目的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虻先生致敬的稿子。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是，仅仅在这篇稿子出来一年后，这个才华横溢的电视天才，这个审了我四年片子的业界前辈，竟以47岁的英年倏然逝去！愿陈先生走好，愿天堂没有真理部。　　
　　
（下）　　
过完五一即到广州开改版会议。很奇怪，每一次到报社都会赶上正好大事件发生。上一次是冰灾，这次则赶上了五一二大地震。和所有的媒体一样，周刊中断了原有的会议行程，迅速投入到灾难报道中。头两天，我住在报社四楼的招待所，协助编辑部统筹第一期特刊。第三天即飞到成都，和上海飞过来的老谢一起，率周刊另外3位北京站同仁分头赶赴映秀绵阳北川等地。
　　
我在映秀呆了整整5天，在北川和安县呆了10天，和周刊同仁们一起策划制作了三期特刊，主题分别是《救援》、《幸存者》和《慈善》。在随后的六月，又一起策划制作了《不倒的学校》、《羌寨离歌》、《震区孩子在异乡》三期特别报道。
　　
半年后的2009年1月，在ICCD和西安外国语大学召开的年度深度报道会议上，我在发言中承认，周刊做的上述报道肯定不是最出色的报道，连优秀也谈不上，但如果以周刊在前方投入的人力和物力来衡量，只能够说，这应该是最经济的报道方式之一。
　　
灾难的惨烈无需再用语言形容，但四川人民无与伦比的坚韧和豁达，就像他们的四川麻将一种叫做血战到底的打法，让每个进入到灾区的人无法不心生敬仰。
　　
犹记在唐家山堰塞湖垮坝传言甚多时，我和老谢沿江油至北川曲山镇的公路翻山前往邓家希望小学。路边的湔江早已干涸，乌黑干裂的江底呈现出末日般让人心惊肉跳的奇怪图景。每时每刻都有灭顶之灾的垮坝消息传来，但路边小镇上小卖店里的大嫂并不准备搬走，说还要等待看看有无没逃出来的人。这个镇定如常的大嫂，一边劝我们不要再前行，一边不忘给我们准备干粮。
　　
这些美丽端庄、淳朴善良的四川大嫂大姐们，在灾区所见多有。我至今认为，倘若同样的灾难是发生在中国其他地方比如上海之类，人性的丑陋不知道要强烈多少倍。
　　
比灾区人民的坚韧更让我震撼的，是军队救援时的艰苦卓绝。在映秀的五天五夜里，济南军区一只叫铁军的部队，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这是一支最早挺进灾区也承担着最艰苦的开路先锋任务的部队，他们的士兵是如此年轻而淳朴，几乎个个都是刚刚从乡村洗脚上岸的许三多，我都能闻到他们身上扑面而来的泥土气息。
　　
事实上，血淋淋的救援现场，也和媒体报道以及外界想象的并不一样。在映秀救援的头几天，因后勤补给极难跟上，先期到达的救援部队很难专心于救援。在紫坪铺水库运送物资的摩托艇码头，我和同事亲眼看到一位上校军官在大吼“我的部下快要饿死了”；在映秀镇，我们也亲眼看到一些饥肠辘辘的士兵，在断壁残垣间冒着危险翻找食物，几间超市几乎被搜罗一空。印象最深的，是看到几个年轻的武警士官在废墟中的一个粮店里，发掘出十几袋大米，其状欣喜若狂。
　　
这些极其真实的原始状况，自然不会见诸任何公开报道，但相信每个见到的人，都不会因此而对这些艰苦卓绝环境下的士兵们有任何微词。
　　
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专业性较差的军队救援体制，只能沿袭传统的意识形态动员能力和争功体制来行进救灾，必然存在令人惋惜的内耗问题，更不用说对这些千千万万许三多们的血肉之躯是否公平的问题。
　　
比如，在至关重要的震后救援的头三四天里，从全国各地星夜赶来的救援重兵，主要纠集在映秀镇上，或者在开往映秀的途中。事实上，因震中在音讯皆无的汶川县城，救援当局首先即做出了挺进震中的布局。事后看来，重心如放在事后被证明死伤最为惨重的北川，效果当会更好一些。
　　
再比如，集中在映秀一镇的救援力量，就有大军区解放军、军分区部队、武警指挥部队、消防部队、中国国际地震救援队、志愿者等数支力量，其中消防部队又含上海、山东、江西、海南和安徽五省市的五支消防总队（最后明确由警衔最高的上海总队长陈飞做总指挥），其统一指挥和资源调配方面，必然存在相当问题。这些问题，在包括马元江等最后几名幸存者的救援工作中，暴露无遗。
　　
从四川回来至今，我一直在琢磨媒体对军队等国家机器动员体制的干预可能，到目前为止，这还完全是一个雷区。从映秀发回来的一篇稿子《映秀救援：苦守144小时，爱人离去》中，我小心翼翼极为隐晦地提出了这种干预的必要性。我总觉得，即便当时救援情况紧急，部队调度机制特殊，救援当时不应苛求，但此类问题，相信应得到必要之反思和检讨，获取从技术到机制上的诸多经验教训，方能减少此后种种不必要损失。
　　
吾国多灾多难，养军日常所在的主要职能，在于救灾，倘若军队此番浴血救灾的诸多经验教训，止停留在立功受奖的消费灾难层级，让人情何以堪！
　　
时光进入7月，媒体对灾区的常规干预都已成为禁忌。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居然已再难用手中的笔为他们来做点什么！只有这近十万亡灵，在黑暗中辗转沟壑。我想倘若真有神灵，在映秀镇，在曲山镇上空，他们的满腹不舍和一腔怨气，该会久久凝聚在那里吧？风雷雨电之夜，他们也会出来大哭长啸吧？
　　
度过狂欢的8月和9月，10月的第一篇稿子是《杨 佳案 造谣者郏啸寅》。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个 和杨 佳案直接相关的23岁苏州男孩。郏的家庭环境和成长路径其实和杨 佳相 似，两人最终也羁押在同一个地方。记录和剖析郏案，既关乎游荡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城市下层青年群体的命运，更关乎是日不能或忘的言论自由神圣权利。
　　
我一直等着郏出狱的那天，再来写篇《造谣者回家》。就在写这篇稿子的前一天，被羁押了190天的郏终于被有条件释放了，但为他的自由和安全考虑，我不得不放弃这个原定的计划，上述那篇《造谣者郏啸寅》成为目前见诸媒体的唯一一篇关于郏案的深度报道。
　　
和杨 佳案相 关的另外一篇稿子是《杨 佳案中 的律师群像》，加上此前的郏案和老谢的《我为杨 佳生 死辩》等，基本构成了周刊关于杨案的系列报道。这篇稿子是受老谢思路的启发，原来的目标是写成围 绕杨 佳案的律师界浮世绘，勾勒其意识形态路径分歧、名利争持、人性冲突等等，无奈顾忌太多，在技术和效果上都难尽人意。
　　
我始终觉得，此番律师界表现，无论是技术派还是艺术派，都可圈可点，但令人遗憾的是贯穿杨案始终无人去填补一个空白。那就是应该有律师站出来表示愿为被害警察家属提供法律援助（包括充当被害人或者附带民诉原告的代理人）。同为人类，同有父母妻儿，同是这个悲惨时世的受害者，惟其如此，方有人权之普世和普适意义。永难忘记7月1日案发当日下午，我在闸北政法大楼21楼见到被害民警李珂的妻子和女儿时，其痛不欲生的彻骨悲痛。
　　
另外一篇小稿子是《掌掴者的盛宴》，做此稿时我正在北京出差，遥控同济实习生小刘潜入盛宴现场，完成了这篇稿件。这篇稿子无外是选取了当下商业民族主义者一个狂欢的截面。令人不安的是，这种狂欢的背后夹杂了某种被鼓励的暴力情绪，所以稿子出来后，小刘紧张了很久，现在想来，我和编辑的疏忽之处是忘了嘱他换个笔名。
　　
接下来的一篇稿子是《一个北京记者的牢狱之灾》。这篇稿子实际上是在5月报题就被否定，但7月即已成稿，延至11月终于发出来了。写这篇稿子的动因，是记者傅桦的直面现实的勇气打动了我，用一个网友的跟帖说，那就是“幽暗之域，人性闪光”。稿子的一个遗憾是，原来是希望将记者的牢狱之灾和官场的争斗，作为一明一暗两条线行进，平行叙事，最后出于风险和其他问题的技术考虑，实际上后者的深度并没挖掘出来。
　　
2008年的最后两篇稿子是《杨师群教授的反革命风波》和《两个上海女人的祖居保卫战》。这都是发生在上海的故事。这个史上曾经最自由和包容的城市，在前30年阶级斗争的腥风血雨中，后30年闷声发财的谈股论金里，已然完全堕入了自得自足自我矮化的经济动物圈里。不知道还要过去多少年，历史长河才会多少冲刷掉这些污垢。
　　
前一篇稿子，为了受访对象和报社本身的双重安全，见报稿已经做了删改。一是所有真名实姓的信息源都处理成了匿名，二是几个关键段落被整体拿掉，让人既无奈又心疼，采访时收获的惊喜几乎荡然无存。我唯一能补救的，是把杨先生古代汉语课上的完整课件托钱列宪等人上传到了网络上。
　　
后一篇稿子，考虑到在拆迁恶性事件层出不穷的时代，潘蓉夫妇的事情显然过于单薄，也不够新鲜，一直犹豫是否能成稿。开始是设想把宝庆路3号徐老先生做进去，主题是上海滩老贵族的子孙与新移民的后代，在这个“世界级城市”（这是陈良宇的口号，他的伙伴韩先生侥幸脱险后现在再也不提了）16年现代化的另一面。
　　
但总觉有点同质，前者又被做的过多，最后发现了唐素娟这个配角，于是决定放弃宝庆路3号——真是对不起这位深深火热中的老先生了，在这个新闻丰富到残酷的时代，请原谅一个媒体雇佣兵无奈的选择！　
　　
文本大体是想按照《放逐者与创业者》的架构走，但精力与时间均不济，最后匆匆交稿，可供打磨的粗糙之处甚多，所幸上传到电子版上的视频尚可一观。
　　
每次做这种稿子，总是如老谢所说，在伤人和自伤之中徘徊。愿我的受访对象均平安无事，愿这片国土上的子民们早日摆脱恐惧。　
　　
我的2008，是回归南方报业这个老东家后的第一年，有收获也有教训，前者会让我加倍珍惜，后者会让我惕守自持。一直记得12年前看贺岁片《甲方乙方》，片尾的主题曲是让人难以忘怀的“我的1997就要到了”。
　　
我的2009已经来了，不知道这个年头，等待我的又是什么。我惟愿在这里祝福，祝福那些默默帮助过我的人，那些同在赶路的人，谢谢你们，愿你们新年里清吉平安，收获你们参差多态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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