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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从兴/文
前不久，好几家西方通讯社都发出消息说，藏历新年期间，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有个藏族僧人自焚，当地警方还朝他开了三枪。新华社后来发布的英文新闻稿，证实确实有一个“身穿袈裟的男子”（其实就是僧人）自焚，但没有解释自焚原因，也没有提到警方曾向此人开枪。
几乎同时，西方通讯社又引述西藏活动人士说，警察包围了阿坝州的赛格寺，因为那里的僧侣上街示威纪念“西藏起义50周年”。新华社在上周二引述阿坝自治州的负责人说，那里并没有发生过如外国媒体报道的抗议。
笔者不在现场，西方通讯社和新华社的说法，究竟谁更可靠些，也就难以确定。不过，从路透社和法新社自四川省甘孜藏族甘孜自治州首府康定市发出的新闻照片，确实能看出当地的紧张气氛，因为大街上少说也有一个连的武警在巡逻，而且还是荷枪实弹，全副武装！
如此“军威赫赫”的场面，只能用“严阵以待”来形容，同时也说明了当地确实潜伏着动乱危机，否则有关当局何须紧张得像如临大敌似的？要知道，中共现在宣传的主旋律是“构建和谐社会”，而这一幕显然是与主旋律背道而驰。毕竟，真正的“和谐社会”是不能也不该靠“枪杆子”来构建的。
藏民不满非一日之寒
搞得有关方面风声鹤唳的原因，相信是当地藏民或部分藏民因为这样或那样的理由，而对有关当局心生不满，而且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
一般情况下，老百姓对政府不满，多数是因为经济方面的因素，比如分配不公、贫富悬殊，再不然就是当官的穷奢极侈、仗势欺人、鱼肉百姓，不顾人民死活。放眼当代中国，这种情况并不少见，否则北京城里的国务院信访办、全国人大信访办、最高法院信访办等上访机构，也不至于几乎天天门庭若市了。
四川省境内的藏民主要是康巴人。天生彪悍，英勇善战，恩怨分明，是康巴人的民族性格。这样的民族性格注定了藏族中的这一支系，一旦对统治阶层心生不满，就会起来反抗。
康巴人反抗朝廷统治，那是有先例的，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清朝乾隆年间的两次“大小金川之役”。这两次被乾隆皇帝列入其“十全武功”的战争，虽然最后都以清军战胜康巴人结束，但对清廷来说却只能说是惨胜，因为旷日持久，耗费巨大，伤亡惨重。
最近一次的康巴人大规模造反，就是1955年中国政府决定在川、青、甘、滇等省藏区试行民主改革期间发生的“康巴武装叛乱”。这次武装叛乱虽然在1957年被解放军敉平，但却有不少叛乱头目逃向西藏，后来在中央情报局的扶持下，组成“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于1958年再次大规模叛乱，最终造成达赖喇嘛在1959年的出逃印度，流亡至今。
也许是因为有过这样的“历史教训”，所以四川地方当局不敢掉以轻心，要调动武警严阵以待了。
物必先腐而后虫生
最近一段时间，只要藏区出了些什么抗议事件，有关当局就会归咎于“藏独”，把一切罪名都推给远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达赖喇嘛或达赖集团，而没有去深究其深层的社会经济因素。出了问题，就把责任推给对立面，没有对立面就树立个对立面，这不失为推卸责任的上策，却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毛泽东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如果不是因为中国境内藏区的地方当局在民族、宗教、文化、经济等政策上有所失误，或政策没错，但官员在执行过程中出了偏差，以致引起藏民的不满，达赖就算有天大的神通，说得再天花乱坠，也不可能煽动中国境内的藏民起来反对政府。
曾经看过一个记录片，有个洋考古学家带着学生到喜马拉雅山麓进行考古挖掘，可是当地人相信山是山神的居所，不容亵渎，如果迫不得已要挖掘，一定要先请喇嘛念经才行。洋考古学家入乡随俗，请来喇嘛做法事，然后才开始考古作业。这一手真漂亮，既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还赢得当地人的尊重，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远来的客人很尊重他们。
中国各个藏区的领导干部，在处理涉及藏民的问题时，如果也能像这个洋考古学家那样，相信也会赢得藏民的支持和拥戴。
几年前，我在返回新加坡的飞机上，遇到一个从印度来新加坡弘法的西藏僧侣，年纪不大，才三十多岁。从交谈中，我了解到他是60年代在西藏出世，于80年代末才去印度。问他是不是被迫害而出逃，或是为了支持藏独，他说都不是，而是去学法的。
这个在西藏民主改革后出世的年轻藏族僧人，还说了一段令人深受启发的话：“其实我们并不完全反对汉族当领导，我们不要求他们一定要懂得藏语，也不要求他们信仰藏传佛教，但是他们至少要对藏族文化有基本的认识和了解！以前曾经闹出一个笑话，某汉族领导接待宾客时，竟然指着大昭寺里的莲花生大士塑像向客人介绍说：这是藏王松赞干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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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3-7-2009 23:5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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