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本文通过一路BBS站telnet客户端发布
http://blog.photo.sina.com.cn/showpic.html#url=http%3A//static12.photo.sina.com.cn/orignal/470bf257t65842f70991b
记者◎魏一平 实习记者◎徐木子
“张江男”
这是一个周五的早晨，上海地铁2号线世纪大道站，电子屏幕上显示是8点15分。虽然已经错过了最为拥挤的早高峰时段，但列车呼啸而至后，未等移动脚步，熙熙攘攘的人群就会把你“架”上车。淹没在一片戴着耳机面无表情睡眼惺忪的“白领”中间，你完全不必担心会因刹车或转弯而跌倒。此刻，车厢里那些贴满广告的拉手毫无价值，很可能你的双脚几经悬空。
我的目的地是2号线的终点——张江高科。最近，因为一纸有关居住证可以申请转户口的规定，张江高科的曝光率骤升。只不过，这次吸引目光的不是园区里的2000多家高科技企业，而是它背后那数万名没拿到上海户口的“张江男”和“张江女”。
在上海，“张江男”已经成为一个专有名词。张江（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殷宏给出的素描画像是：年龄在25～30岁，单身，至少本科学历，理工科出身，大多从事IT行业，月收入5000元以上。与电脑打交道的时间远超过与人交往，见到电脑就像见到亲人，见到女孩子就会脸红。某种程度上，他们仍过着校园式的生活，三五好友合租，宿舍与公司两点一线，周末的娱乐就是约同学打打游戏喝喝小酒。
在张江园区13万在岗员工中，80%大学毕业，80%在35岁以下，70%来自外地，绝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张江男”。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一半以上的人没有上海户口，或者持有人才类居住证，或者干脆连居住证都没有。
鲁翔就是这样一个连居住证都没有的“张江男”。去年夏天从武汉的一所高校研究生毕业后，他来到张江的A公司上班，从事技术研发。他把房子租在了公司附近，上班乘公交车只需十几分钟，虽然不用担心每天在地铁里被挤成“肉饼”，却也带来了另外的烦恼。
由于这房子是当年的动迁房，又经过中介公司的几次倒手，所属关系扑朔迷离。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用三合板分割成6个房间。鲁翔所住的房间虽然只能容得下一张床，每月的租金却也有700元。“大半年了，跟其他房间的人都没说过几句话。”他告诉我。
由于无法出示固定居住场所证明，鲁翔的居住证一直没办下来。“一个人在上海举目无亲，找谁借房产证去？这种群租性的中介公司，更不可能给你出示合法租售证明了。”没有居住证，鲁翔就享受不到“四险一金”，只能由公司每月交200块的综合保险，“与农民工的待遇一样”。
不过，不管是居住证还是户口，鲁翔说自己并不是太在意，“现阶段，生存第一”。公司去年到武汉招人的时候，鲁翔心里就已经有底了，“在上海落户基本没戏”，只好把户口迁回了原籍重庆。
据上海社科院人力资源研究中心主任王振向我介绍，2002年左右开始实施非上海籍大学毕业生落户打分制度，“此前三四年，尤其是‘入世’前后，只要是本科毕业生找到稳定工作，落户上海基本不成问题，每年少说也有五六万”。到了2004年，政策进一步收紧，高校毕业生也纳入申领居住证范围，此后一年难过一年。
高校毕业生人数骤增成为直接原因。2001年上海高校毕业生4.8574万人，此后一路飙升，2002年为6.3478万人，2003年超过8万人，至2004年已接近10万人，年增长率在40%左右。与此相呼应的是始自1999年的全国高校扩招。1998年全国高校招生人数仅为108万人，仅仅两年之后，这一数字就翻了一番，达到220万人。
鲁翔毕业的2008年，全国共有559万人跟他一起走出校门。单单是在上海，就有超过5万非本地生源的毕业生与他一起竞争。面对每年只有不到2万人的指标，僧多粥少的情况越来越明显。
堆在公安部门等待办理户口的材料迅速长高，但人们心里的期望值却被迫不断降低。上海有些招架不住了。
但并不是每个年轻人都像鲁翔这样想得开。落户上海，仍是他们的心头大事。A公司的行政经理刘静感触明显：“前些年去外地招人的时候，很少有人问及户口，那时候上海的消费和房价还没有起来，员工们对户口也没那么在乎。但这两年，不管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几乎人人都会问。越是落户难，大家可能越在意。” 无奈，只好花大量时间向那些即将踏出校门的“80后”们耐心解释上海复杂的户籍制度。
这让主管人力资源的刘静苦恼倍增。一方面，公司自2002年成立以来，从最初的15个员工成长到现在的100多人，尤其2007年新一轮融资后，每年新增员工越来越多。但另一方面，去人才中心递交资料越来越困难，“基本上没人受理”，排队等候时间越来越长。至今，公司里还有2/3的员工尚未拿到户口，这其中近一半人连居住证也未办理。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所的王大副教授注意到了一些打分制度的“空子”。每年上报紧缺类专业的时候，各部门都会争得不可开交，国企、机关事业单位往往有更大的发言权。仅以他任教的人口所为例，人口学被列为紧缺专业，人口地理学却榜上无名，1分之差就会挡住很多人。由于就职郊区可以获得比市区更高的分数，甚至有的人去郊区随便找一家单位签约，干两年就走人。
相比鲁翔，李锟要稍稍幸运一些。2002年从武汉毕业的他，在最初的两年里对户口“完全没有概念”。2004年进入A公司后，才意识到了要交社保这样的事儿。他向同事借来房产证，去办理了人才类居住证。
“刚开始天天装在钱包里，后来慢慢发现也没什么用，就扔到家里了。”李锟很坦率地说自己当初办证的目的，就是为了缴纳“四险一金”。
按照规定，持有居住证的人可以与户籍人员享受基本一致的市民待遇。上海是全国福利水平最好的城市之一，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与生育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中，由单位承担的比例分别为21%、12%、2%、0.5%和7%，加起来相当于工资的42.5%。这个比例在去年北京上调住房公积金之前，一直处于全国第一。
以月薪8000元计算，A公司每月要为李锟缴纳的费用超过3000元。在刘静经理的账本上，每年支出的200万元人工费用中，要有60多万元交给政府。
不过，李锟说自己还是会选择离开。去年10月，他用几年来的积蓄在武汉市区买了一套房子，年底与女友办了结婚证。“再干两三年，把房贷还完就走。”他说上海的生活成本太高，对户口的奢望被飞涨的物价镇压了。但更重要的是，即便等几年自己拿到户口了，在武汉工作的妻子也无法随迁。
张江集团殷宏副总经理对我坦言，去年市里有关领导多次来张江调研，反映最激烈的问题就是户口。最近三四年来，园区每次开座谈会，更是逢会必谈，呼声渐高。“公司培养一个业务骨干得花三至五年，如果五六年之后还让他拿着居住证生活，缺少归属的感觉就会越来越强烈。”刘静曾笑言“0/1代码的头脑比较简单 ”，他们大多不会因为上海的时尚文化而留下，更实际的是未来生活中的每一个人生节点——结婚、生子、孩子上学甚至是高考。
按照规定，持居住证人员的子女可以在上海享受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但要命的是必须回原籍地参加高考。鉴于上海较低的高考分数线，这算得上致命一击。另外，他们不能凭居住证在上海办理出国签证手续，如果一个业务骨干经常出国，所造成的不便可想而知。
“其实，经济利益上的差别并不明显，他们在乎的是，我在上海贡献了五六年，社保、纳税都比平均水平高，为什么还不能算上海人？”殷宏反问道。长三角地区周边城市迅速发展构成了一定的吸引力，即便是回原籍地创业，凭着一身技术与几年工作经验也不是问题，“如此就会形成恶性循环，公司只好不断地花大力气培养新人”。
蓝印户口
实际上，自1994年上海率先提出建设“人才高地”以来，从未避讳户籍在其中的杠杆作用。彼时，正是浦东开发最为关键的时期，按照“一年一个样，三年变大样”的要求，吸引投资与人才迫在眉睫。
就在当年，上海市推出蓝印户口制度，规定“在上海市投资、购买商品住宅或者被上海市单位聘用的外省市来沪人员，具备一定条件后，可申领蓝印户口”。至 1998年，为了进一步刺激房地产业发展，蓝印户口进一步放宽，“购买中心城区70平方米、总价35万元的住房或非中心城区总价10万元的住房即可办理 ”。
高力国际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随着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市场回升，蓝印户口购房数量从1998至2000年的总计约1.7万套，快速增长至2001年的约2万套，在政策叫停前的2002年一季度，该数字达到了6.6万套。
蓝印户口在刺激房地产方面的效果显而易见。上海统计年鉴公布的数据显示，1997年住宅销售面积为686.4万平方米，在政策开始实行后，1998年达到了1141.9万平方米，2001年更是达到了1796.6万平方米。
但在吸引人才方面却不尽如人意，上海市公安局公布的数据，自1994年2月到2001年底，上海共办理了4.2万个蓝印户口，其中属于购房类的占 88%，投资类的仅占10%，聘用类的只有2%。“后来发现，办蓝印户口的大多是温州的鞋老板、山西的煤老板，都是为了将来孩子高考。”王大告诉我。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上海人才紧缺却越来越严重。尤其是在拥有国际化背景的金融、经贸高管和先进制造业的高级技工人员方面，所面临的缺口日渐增大。相关资料显示，2004年上半年上海劳动力市场10个需求量最大的“灰领”职业，平均每三个职位只有一个求职者前来应聘。需求缺口最大的现代轿车维修人员，每个求职者可坐拥11个岗位。至2008年，情况尚未有明显改善，仅以一季度为例，上海以数控机床工为代表的机械加工类技术人员，用人单位的需求量达到 9200人，但求职人数仅5300人。
“不要说与纽约、东京相比，就是跟台湾、香港地区比，我们的人才结构与‘四个中心’建设都还有不小的差距。”王振说，“经济、航运、贸易、金融，哪一个也离不开人才。”
上海面临的困局还不止这些，雪上加霜的是人口老龄化步伐加快。截至2007年12月31日，上海户籍总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86.83万人，占20.8%，远高于全国其他城市。而2007年末户籍人口中15～59岁的劳动适龄人口975.61万人，比2006年末减少了5.24万人，上海在全国特大城市中首次出现了户籍劳动人口的负增长。上海市统计局在最近刚刚公布的报告中预测：“随着生育高峰的结束和老龄化水平的提高，负增长水平将进入上升周期。”
由此带来的直接影响是社保基金的缺口增大。上海市财政局数据显示，2007年市级财政安排对社会保险基金等补贴90亿元，这一数字将在今年达到121.4亿元。
当然，在王大看来，人口老龄化与社保基金缺口等因素还要算更为长远和根本性的问题，“这次户籍管理变动，主要还是要解决一部分居住证人才的燃眉之急”。
刘静就是这部分有“燃眉之急”中的一员。她2002年来到上海参与创办A公司的时候，正是房价飞涨的年代，“虽然当时落户还比较容易，但因为公司以及生活前景都不明朗，也就没在意户口，放在了老家桂林的人才市场里”。
一时的大意，让她苦苦等待了将近7年。2008年11月26日，是她结婚5周年的纪念日。她早早就盼着这一天的到来，不仅仅因为爱情，更因为她终于等来了第一个可以申领户口的日子。由于当年丈夫在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直接落户，按照上海的有关规定，软件类企业的高管人员，只要有一方的户口在上海，两地分居5年之后另一方可以申领上海户口。
第二天，刘静早早就去人才中心交了申请表。此前的那一个月，她已经至少去咨询过三次，以至于连办事人员都开始对她有些烦了：“你怎么这么不自信呢？” 其实，作为一家高科技企业的创始人之一，按理说刘静现在的日子没理由不自信，有房有车，丈夫同样是企业高管。“但成了家就会想很现实的问题，孩子考学、自己失业或退休了怎么办？总不能回到桂林养老吧。”她说一想到还不算“正式”的上海人，还是会有些失落。
很幸运，一个月后，刘静接到了申请通过的电话。去领户口页的那天，办事人员告诉她：“这一批就只批了你一个。”这话她听得又惊又喜。旁边一个从北京飞来领表的男士，一脸感慨地说：“飞来飞去就为了一张纸。”而另一个朋友只比她晚交了两周，虽然条件更好，还有高级职称，但还是被拒了。
“我当时做好了最坏的打算，5年不行就7年，7年不行就15年。”刘静说这话的时候，虽然嘴角带笑，但那笑里分明还有几丝无奈。按照有关规定，外地嫁过来的“上海媳妇”最晚15年之后可以申领户口。
刘静是幸运的，她如愿收到了结婚5周年来最好的礼物——那张薄薄的、10厘米×14厘米大的纸片。日子一天天过去，像刘静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刚来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农田，很荒凉，看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刘静说这话的时候，正是中午下班的时间，从一栋栋写字楼里涌出的“张江男”、“张江女”们正赶去食堂，胸牌被风吹起，打在脸上。
上海的容量
“按照张江园区的规划，未来5～10年，要容纳30万人。”殷宏告诉我。这些都是人才，但也意味着大部分人迟早要为了一个上海户口而焦虑、等待或者茫然。
放大到整个上海，郊区空地划定“红线”之后，市区可利用的土地存量已经相当有限。按照1888.46万常住人口和6340.5平方公里土地面积计算，其人口密度已经居全国前列，更何况仅占全市面积4.6%的中心城区，就容纳了占全市人口34.6%的652.96万人，人口密度达到惊人的2.2559万人/平方公里。
上海到底能够容得下多少人？某种程度上讲，这是个谁也回答不了的问题。有人说是2000万，有人说是3000万，还有人会说：“楼越来越高，日子不也照样过吗？5000万也没问题。”
但似乎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在中国，户口并不只是一个人的身份证明，它背后还有社保、教育、养老、福利等等一串长长的账单。虽然没有人详细计算一个上海户口所对应的政府成本，但专家几乎一致认为，以目前发展看，“上海每年新增户籍人数不宜超过10万”。
让人头疼的还不止那些所谓人才。根据王大的调查，现在嫁到上海的外地媳妇也有30多万人仍没拿到户口，而由于历史原因，当年外出“支内”、“支边”、 “上山下乡”的知青，就连公安局都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他们在外地退休后想落叶归根，但动一发则牵及全身，一个人往往就意味着一个家庭。
“这也是为什么即便是人才引进也不敢大规模放开的原因，他们现在年轻，可将来也有老的那一天，怎么办？”王大说。至于说那450万居住证中所占80%以上的临时居住证，此刻还远远未能顾及。对那些背着大包小包挤火车的农民工来说，一个上海户口还是个非常遥远的奢望。
“如果上海户口完全放开，会怎么样？”我明知故问。王大脱口而出，只一个词：不堪设想。
刘静的午饭是在办公室凑合着吃的。或许是因为这两天阴雨的缘故，刘静的装扮并没有电视上那些企业高管的影子。深色羽绒服，随意扎起的马尾辫，带着一副小眼镜，说起话来语速很快，还可能随时会被桌上的电话打断。
鲁翔的午饭只用了不到20分钟就草草解决。食堂里熙熙攘攘，8元或10元的一份套餐，看上去并没有食欲。我问他可否拍张照片，起先答应得很爽快，没过多久又打来电话拒绝了：“不清楚那些租房的中介有什么背景，还是不惹麻烦的好。”
他的家就在重庆最繁华的朝天门大桥附近，说起这些他也会偶然流露出对上海的不屑，“谁没见过高楼，我也是从小在市中心长大的，就相当于上海的城隍庙地区”。但在眼下，他必须要小心翼翼，“生存第一”。
这个城市在一天天长大，变胖。王振会感叹：“蓝印户口、居住证、现在转户口，都是在铁板一块的户口上划开一道口子。”天南海北赶来的人才跃跃欲试，紧紧抓着几道裂缝，拼命往上爬。“人才高地”是个很形象的词儿，四周用户口筑起来的铁栅栏也在慢慢长高。在它面前，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开始显现。
采访结束后正赶上晚高峰，我随着人流挤进张江地铁站。等车的时候，电子屏幕上正在播放有关“迎世博、讲文明”的活动，穿着红色马甲的志愿者，正在用力将一名半个身子还在车门外的乘客往里推。画面的角落显示着两行字：“今天距世博会还有414天”，“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感谢王惠女士、沈荣华先生、汪怿先生对本文的帮助）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年第10期，敬请查阅更多精彩内容
--
|
|
发表于 3-22-2009 07:25:02
收藏
分享
支持
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