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雪慧：回应反普世价值风波（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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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反普世价值风波之四　2009-03-24 10:02
分类：学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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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宪政应对着权力的天然冲动，普世性毋庸置疑

人的基本权利需要良好的制度来保障。人类已有的各种政治制度中，尊重人权，能为人权提供保障的制度纵然由于历史文化等原因呈现多种形态，但在核心问题上是一致的，即政府权力源于人民，而且权力在有限范围内行使。今天，权力民授、权力止步于人权的政治架构已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志。

走到这一步，应该说是基于对权力本性以及由这本性所衍生事实的认识。权力是一种可以支配、控制他人和社会资源甚至可以使人屈从的力量，从管理社会的需要中产生的国家权力尤其具专横性、扩张性及潜在或显在的强暴性，对掌权者的诱惑和腐蚀更是呈规律性。所以，扩张和滥权是权力的天然冲动，缺乏有效制约，不守本分是常态。事实上，历史或现实中，对人权的威胁和侵犯主要来自高度组织化的国家权力。所谓“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早已被历史（当然包括我国历史）反复印证，阿克顿勋爵不过以这句名言概括了这条铁律。本性如此，那么，强势的国家权力只有在受到严格限制和约束的情况下，才能被规制在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上而不易越界去侵犯权利、为祸社会；而遏制权力的扩张冲动和滥权倾向不能指望权力机构的自体监督和自体管束，这跟不能指望外科医生自己给自己动手术是一个道理。所以，应对着阿克顿勋爵总结的著名铁律，是另一铁律：只有通过制度性对权力设限和制衡、监督机制，才能规制权力，防范权力腐败和权力侵犯权利。

迄今为止，能对权力实行有效规制的，是人类通过长期摸索试验形成的民主宪政体制。

民主的根本关注是人民与政权的关系：人民是被统治者还是授权者！民主制特有的定期普选以最直观的方式昭示了国家权力来自人民的授予，而选举是授权过程也是授权仪式。

宪政意味着有限政府。通过立宪明确国家权力的来源、目的、授权方式，明确划定国家权力的法律界限，并以相应的制度安排确保国家权力在法治轨道运行。

定期选举、使政府主要权力分支之间呈制衡关系的制度架构、盯牢政府权力的独立媒体以及民主制度下蓬勃生长的民间社团等，一起构成防范权力滥用的多重屏障。其中，定期选举制度下的选民预期反应对掌权者是一种决定性制约。④

诚然，民主制度有它的缺陷，即使较成熟的宪政民主，也有无能为力之处。但民主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这种制度最大限度的把权力运作置于阳光下，腐败被逮住的几率和成本都很高。最重要的是，民主厘清国家政权与人民的关系，一人一票的选举权和其他形式的参与渠道给公民以力量感。

拿“以人为本”这一当下最响亮的口号来说。一个国家以人为本还是以官为本、以权为本，不能根据主政者的声明作判断。以官为本或以权为本，是权力的天然倾向，不学就会。以人为本则不然，能不能成为政治现实，直接取决于人民的真实地位，取决于为政者的权力源于何处。如果人民不是拥有不可让渡之权利的公民总体和授权者，而只是税源和政府的管理对象、只是统计数据，官尊民卑就是必然的。“以人为本”不过是掌权者居高临下、显示“仁政”的宣言。即使哪个执政者怀抱“以人为本”的真实意愿，官尊民卑的现实政治格局都会使之停留在意愿中。实际上，但凡国民有分量的地方，没有哪个政府讲“以人为本”。握在每个公民手里的选票、无数独立于政府的公民社团以及自由的舆论，自会驱使政府这样做。就算大多数人看走眼选出一个声称以人为本却一门心思惦记着权位、给自己捞好处的伪君子，可是人民作为权力来源的政治地位及其拥有的多种制约手段和纠错手段，也一定会逼使执政者的现实政策朝向以人为本而搞不成权本位、官本位。

海峡对岸讲的“人民最大”也是这么回事：人民“最大”还是“最小”，不看宣言看政治架构。前不久国民党党主席面对记者，发自肺腑地说出了“人民最大 ”。但国民党在一党独大的独裁时期是认识不到人民最大的。只有在民主政治架构下见识了人民的组织力量、舆论力量、纠错力量，才弄明白了，在人民面前也才变得谦卑了。诚然，尚在成长初级的台湾民主弊端多多，台湾社会特有的族群对立又给台湾民主增添了特殊困难，而立法院动辄上演全武行更让台湾民主成了一些人的笑料。但官员去留的最终决定权在选民手里，掌权者的一举一动被媒体紧紧盯着，行为稍有越线就招致民众强烈反弹，弄不好就丢官去职甚至摊上牢狱之灾。最近有人借阿扁巨贪诋毁民主。不错，民主社会同样会出现腐败者，但民主制度下多重的监督和制约使腐败风险太高代价太大，而不会呈弥散性腐败。即使陈水扁这种牵涉人员众多的弊案，一则以家庭成员和亲属故旧为主，不同于整个官场的腐败潜规则；二是存在不附属于执政党的其他独立政党和独立媒体，弊案在他执政之时就被揭出，而且，“国务机要费”问题一爆料，很快就引发了百万红杉军达数月之久的街头倒扁运动。而阿扁的最高执政者身份无法阻止对弊案的深入揭露——扁政府既不敢要媒体禁声，也不敢以“泄露机密罪”加诸爆料者，更不敢给倒扁运动安“颠覆政权”的罪名或动用武装力量对付倒扁红杉军，这一切在非民主社会都是不可想象的。最终，选民的选票使执政八年的民进党下台了。这本身就是“人民最大”的绝好注脚，也是民主制纠错功能的绝好注脚。

在没有确立起民主制度的地方，无论权力自授还是由上而下层层相授，都将本应是权力终极来源的人民彻底排除在官员产生过程之外。权力来源的倒置，使跑官、买官、勾兑、溜须拍马等丑恶现象如癌细胞般侵蚀社会肌体，与此同时，并非个别的官员不把民众放在眼里，也就在所难免。一些官员眼里，别说“人民最大 ”，用其酒后真言来说，连屁都不是，而官民地位两重天的现实也印证了这一点。

现实中，虽也把“人民”挂在嘴上，可实际运作中处处强烈自我偏向。

我国官员耗费之大，民生投入之低，双双令世界侧目。耗费高，除了队伍庞大——比方说，一个贫困县就能有15个县长助理，一个中小城市可以设上20个市府副秘书长——，仅晒在阳光下的那部分收入即名义工资就大大高于社会平均工资（这部分几乎年年不断自我提高，而根本不跟出钱的人打招呼），其他职业必须从自己收入中支出的通讯、交通、吃喝、旅游等等花费也多由纳税人担了，花销上他们最是“国家人”——每年“三公消费”（还不包括公费赌博之类）挥霍上万亿 ——。而底层劳动者的工资却低到有失国家体面的地步。如今金融危机，国家经济下滑，应是共度难关时，新加坡总理带头削减自己的薪水超过19%，其他不少国家和地区也纷纷有相应举措，可我国官员一边高耗费照旧，一边谋划给自己这个系列大幅加薪，与此同时却叫停最低工资上调。

权力系统的自利表现无所不在，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医疗制度。我国医疗投入少，医保覆盖面小，极小的覆盖面之内等级林立：公务员享受的医疗保障优于其他职业，相比他们，其他职业的医保聊胜于无；公务员系列内，医疗特权按官位递增。于是，极有限的医疗投入中80%以上被官员占用。在许多官员无病长期占有高级病房的情况下，几亿农民无丝毫医疗和其他社会保障的惠及。最近，一位患再生障碍性贫血的农民两度抢劫后“成功”入狱以获取免费治疗机会。该奇闻使得官员特权跟背负着医疗教育养老等沉重包袱的民众境况之间的讽刺性反差格外刺眼，刺眼的反差还因以下事实而加深：谁要进了官体系，就成了国家“宝贵财富”，哪怕犯众怒下了台，哪怕不便复出，已经百事不干了，工资、福利也一应惧在，绝对不需要象美国、德国一些在任市长那样靠业余时间当门童、掏烟囱贴补家用，更用不着象那位患重病的李大伟靠抢劫入狱求得免费治疗。

权力的自利表现无需继续列举，在缺乏有效制约的条件下，官位回报率太高，以至于已经发展出贷款买官的新特色。如果说贷款买官的事情太极端，不一定具有广泛的说服力，那么，公务员成为第一热门职业的社会现实却再清楚不过地折射出权力高含金量之下社会的“趋官”价值取向。——那些声称向全世界推广中国价值的人，可是也要推广这种特色价值？

权力来源不彰且缺乏有效制约，不仅如上所述使社会利益格局极度畸形，还一定伴随着权力对权利的进攻。近年来，政府权力对私域强力渗透，已经可以长驱直入公民卧室去查夫妻有没有看黄碟，可以在发现有人从自家窗口拍摄城管、警察施暴场面时砸开人家的门，直闯私宅捣毁证据。管控之手更伸向了人们的经济活动权利，并发明出准武装力量对付劳动谋生的底层民众，这支庞大队伍以“掀抢踢打”的行为模式而驰名全国，到处令小贩闻风丧胆，而且要不了多久就酿出一起人命 ——城管打死人，可以弄一个“外伤诱发冠心病”的结论而大事化小，小贩自卫导致城管死亡，立马定性为“蓄意杀人”；不仅小贩到处遭禁，就连对拾荒这种最低端的谋生方式也发明出统一着装、“拾荒理论培训”的收费由头。想躲过吗？对不起，拾荒“不合法”！权力敛财甚至瞄准了农村收获季节，创造出秸秆放倒证、玉米放倒证……农民如果不交钱办证，收获自己庄稼也“违法”。无所不在的准入审批衍生出了把许多劳动方式逼成“非法”的“办证经济”、“罚款经济”，而真正的非法——比如野蛮拆迁这一政府深涉其中的大规模恶性刑事犯罪，竟在全国到处堂皇上演，而且致警察的职业尊严于不顾，动辄出动警力护驾，把警察置于社会冲突的火山口。可是，在权力无孔不入四处扩张的同时，该履行管理职责之处却经常缺位或者搞免检之类把戏，该承担的公共服务也越来越多的转嫁给了民众。

有人喜欢拿中国的经济增长来证明不要民主也可以照旧发展。的确，没有民主政治也可以创造出经济的高增长，然而利益集团对国家的劫持使人民并不能从经济增长中获得与自己的付出和牺牲稍微相称的回报。何况，国家还为这高增长付出了断子孙路的环境代价。有一个事实很能说明这种经济增长的实质：中国已被公认为全世界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而且，据世界银行报告，中国70%的财富掌握在0．4%的人口手中。——至于这0．4%的人口跟权力的关系，地球人都知道。

中国跟民主并不相克，事实上，实现民主是中国的百年追求。60年前的中国借助内战实现政权更替，民主的感召力是动员民众的重要原因之一。可如今语境下，民主变得十分暧昧，在一些“反普先锋”口中甚至有了敌对价值的意味。如此这般的时过境迁，令人唏嘘感慨。然而，民主毕竟是历史的承诺和时代的政治主流，所以除个别“反普斗士”赤膊上阵，更多的是还是拿“特色”抵挡。可再怎么特色的“民主”，都有一些共同的规定性使其叫民主而不叫别的什么，起码，不能特殊成“你是民，我是主，你的事，我做主”。宪政当然也会因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而各有特色，但无论如何，也不能特色到要崇奉一个凌驾于全社会之上、不受任何力量制约却支配一切的至高无上的存在，更不能特殊成限“民”而不限“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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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宪政应对着权力的天然冲动，普世性毋庸置疑

人的基本权利需要良好的制度来保障。人类已有的各种政治制度中，尊重人权，能为人权提供保障的制度纵然由于历史文化等原因呈现多种形态，但在核心问题上是一致的，即政府权力源于人民，而且权力在有限范围内行使。今天，权力民授、权力止步于人权的政治架构已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志。

走到这一步，应该说是基于对权力本性以及由这本性所衍生事实的认识。权力是一种可以支配、控制他人和社会资源甚至可以使人屈从的力量，从管理社会的需要中产生的国家权力尤其具专横性、扩张性及潜在或显在的强暴性，对掌权者的诱惑和腐蚀更是呈规律性。所以，扩张和滥权是权力的天然冲动，缺乏有效制约，不守本分是常态。事实上，历史或现实中，对人权的威胁和侵犯主要来自高度组织化的国家权力。所谓“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早已被历史（当然包括我国历史）反复印证，阿克顿勋爵不过以这句名言概括了这条铁律。本性如此，那么，强势的国家权力只有在受到严格限制和约束的情况下，才能被规制在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上而不易越界去侵犯权利、为祸社会；而遏制权力的扩张冲动和滥权倾向不能指望权力机构的自体监督和自体管束，这跟不能指望外科医生自己给自己动手术是一个道理。所以，应对着阿克顿勋爵总结的著名铁律，是另一铁律：只有通过制度性对权力设限和制衡、监督机制，才能规制权力，防范权力腐败和权力侵犯权利。

迄今为止，能对权力实行有效规制的，是人类通过长期摸索试验形成的民主宪政体制。

民主的根本关注是人民与政权的关系：人民是被统治者还是授权者！民主制特有的定期普选以最直观的方式昭示了国家权力来自人民的授予，而选举是授权过程也是授权仪式。

宪政意味着有限政府。通过立宪明确国家权力的来源、目的、授权方式，明确划定国家权力的法律界限，并以相应的制度安排确保国家权力在法治轨道运行。

定期选举、使政府主要权力分支之间呈制衡关系的制度架构、盯牢政府权力的独立媒体以及民主制度下蓬勃生长的民间社团等，一起构成防范权力滥用的多重屏障。其中，定期选举制度下的选民预期反应对掌权者是一种决定性制约。④

诚然，民主制度有它的缺陷，即使较成熟的宪政民主，也有无能为力之处。但民主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这种制度最大限度的把权力运作置于阳光下，腐败被逮住的几率和成本都很高。最重要的是，民主厘清国家政权与人民的关系，一人一票的选举权和其他形式的参与渠道给公民以力量感。

拿“以人为本”这一当下最响亮的口号来说。一个国家以人为本还是以官为本、以权为本，不能根据主政者的声明作判断。以官为本或以权为本，是权力的天然倾向，不学就会。以人为本则不然，能不能成为政治现实，直接取决于人民的真实地位，取决于为政者的权力源于何处。如果人民不是拥有不可让渡之权利的公民总体和授权者，而只是税源和政府的管理对象、只是统计数据，官尊民卑就是必然的。“以人为本”不过是掌权者居高临下、显示“仁政”的宣言。即使哪个执政者怀抱“以人为本”的真实意愿，官尊民卑的现实政治格局都会使之停留在意愿中。实际上，但凡国民有分量的地方，没有哪个政府讲“以人为本”。握在每个公民手里的选票、无数独立于政府的公民社团以及自由的舆论，自会驱使政府这样做。就算大多数人看走眼选出一个声称以人为本却一门心思惦记着权位、给自己捞好处的伪君子，可是人民作为权力来源的政治地位及其拥有的多种制约手段和纠错手段，也一定会逼使执政者的现实政策朝向以人为本而搞不成权本位、官本位。

海峡对岸讲的“人民最大”也是这么回事：人民“最大”还是“最小”，不看宣言看政治架构。前不久国民党党主席面对记者，发自肺腑地说出了“人民最大 ”。但国民党在一党独大的独裁时期是认识不到人民最大的。只有在民主政治架构下见识了人民的组织力量、舆论力量、纠错力量，才弄明白了，在人民面前也才变得谦卑了。诚然，尚在成长初级的台湾民主弊端多多，台湾社会特有的族群对立又给台湾民主增添了特殊困难，而立法院动辄上演全武行更让台湾民主成了一些人的笑料。但官员去留的最终决定权在选民手里，掌权者的一举一动被媒体紧紧盯着，行为稍有越线就招致民众强烈反弹，弄不好就丢官去职甚至摊上牢狱之灾。最近有人借阿扁巨贪诋毁民主。不错，民主社会同样会出现腐败者，但民主制度下多重的监督和制约使腐败风险太高代价太大，而不会呈弥散性腐败。即使陈水扁这种牵涉人员众多的弊案，一则以家庭成员和亲属故旧为主，不同于整个官场的腐败潜规则；二是存在不附属于执政党的其他独立政党和独立媒体，弊案在他执政之时就被揭出，而且，“国务机要费”问题一爆料，很快就引发了百万红杉军达数月之久的街头倒扁运动。而阿扁的最高执政者身份无法阻止对弊案的深入揭露——扁政府既不敢要媒体禁声，也不敢以“泄露机密罪”加诸爆料者，更不敢给倒扁运动安“颠覆政权”的罪名或动用武装力量对付倒扁红杉军，这一切在非民主社会都是不可想象的。最终，选民的选票使执政八年的民进党下台了。这本身就是“人民最大”的绝好注脚，也是民主制纠错功能的绝好注脚。

在没有确立起民主制度的地方，无论权力自授还是由上而下层层相授，都将本应是权力终极来源的人民彻底排除在官员产生过程之外。权力来源的倒置，使跑官、买官、勾兑、溜须拍马等丑恶现象如癌细胞般侵蚀社会肌体，与此同时，并非个别的官员不把民众放在眼里，也就在所难免。一些官员眼里，别说“人民最大 ”，用其酒后真言来说，连屁都不是，而官民地位两重天的现实也印证了这一点。

现实中，虽也把“人民”挂在嘴上，可实际运作中处处强烈自我偏向。

我国官员耗费之大，民生投入之低，双双令世界侧目。耗费高，除了队伍庞大——比方说，一个贫困县就能有15个县长助理，一个中小城市可以设上20个市府副秘书长——，仅晒在阳光下的那部分收入即名义工资就大大高于社会平均工资（这部分几乎年年不断自我提高，而根本不跟出钱的人打招呼），其他职业必须从自己收入中支出的通讯、交通、吃喝、旅游等等花费也多由纳税人担了，花销上他们最是“国家人”——每年“三公消费”（还不包括公费赌博之类）挥霍上万亿 ——。而底层劳动者的工资却低到有失国家体面的地步。如今金融危机，国家经济下滑，应是共度难关时，新加坡总理带头削减自己的薪水超过19%，其他不少国家和地区也纷纷有相应举措，可我国官员一边高耗费照旧，一边谋划给自己这个系列大幅加薪，与此同时却叫停最低工资上调。

权力系统的自利表现无所不在，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医疗制度。我国医疗投入少，医保覆盖面小，极小的覆盖面之内等级林立：公务员享受的医疗保障优于其他职业，相比他们，其他职业的医保聊胜于无；公务员系列内，医疗特权按官位递增。于是，极有限的医疗投入中80%以上被官员占用。在许多官员无病长期占有高级病房的情况下，几亿农民无丝毫医疗和其他社会保障的惠及。最近，一位患再生障碍性贫血的农民两度抢劫后“成功”入狱以获取免费治疗机会。该奇闻使得官员特权跟背负着医疗教育养老等沉重包袱的民众境况之间的讽刺性反差格外刺眼，刺眼的反差还因以下事实而加深：谁要进了官体系，就成了国家“宝贵财富”，哪怕犯众怒下了台，哪怕不便复出，已经百事不干了，工资、福利也一应惧在，绝对不需要象美国、德国一些在任市长那样靠业余时间当门童、掏烟囱贴补家用，更用不着象那位患重病的李大伟靠抢劫入狱求得免费治疗。

权力的自利表现无需继续列举，在缺乏有效制约的条件下，官位回报率太高，以至于已经发展出贷款买官的新特色。如果说贷款买官的事情太极端，不一定具有广泛的说服力，那么，公务员成为第一热门职业的社会现实却再清楚不过地折射出权力高含金量之下社会的“趋官”价值取向。——那些声称向全世界推广中国价值的人，可是也要推广这种特色价值？

权力来源不彰且缺乏有效制约，不仅如上所述使社会利益格局极度畸形，还一定伴随着权力对权利的进攻。近年来，政府权力对私域强力渗透，已经可以长驱直入公民卧室去查夫妻有没有看黄碟，可以在发现有人从自家窗口拍摄城管、警察施暴场面时砸开人家的门，直闯私宅捣毁证据。管控之手更伸向了人们的经济活动权利，并发明出准武装力量对付劳动谋生的底层民众，这支庞大队伍以“掀抢踢打”的行为模式而驰名全国，到处令小贩闻风丧胆，而且要不了多久就酿出一起人命 ——城管打死人，可以弄一个“外伤诱发冠心病”的结论而大事化小，小贩自卫导致城管死亡，立马定性为“蓄意杀人”；不仅小贩到处遭禁，就连对拾荒这种最低端的谋生方式也发明出统一着装、“拾荒理论培训”的收费由头。想躲过吗？对不起，拾荒“不合法”！权力敛财甚至瞄准了农村收获季节，创造出秸秆放倒证、玉米放倒证……农民如果不交钱办证，收获自己庄稼也“违法”。无所不在的准入审批衍生出了把许多劳动方式逼成“非法”的“办证经济”、“罚款经济”，而真正的非法——比如野蛮拆迁这一政府深涉其中的大规模恶性刑事犯罪，竟在全国到处堂皇上演，而且致警察的职业尊严于不顾，动辄出动警力护驾，把警察置于社会冲突的火山口。可是，在权力无孔不入四处扩张的同时，该履行管理职责之处却经常缺位或者搞免检之类把戏，该承担的公共服务也越来越多的转嫁给了民众。

有人喜欢拿中国的经济增长来证明不要民主也可以照旧发展。的确，没有民主政治也可以创造出经济的高增长，然而利益集团对国家的劫持使人民并不能从经济增长中获得与自己的付出和牺牲稍微相称的回报。何况，国家还为这高增长付出了断子孙路的环境代价。有一个事实很能说明这种经济增长的实质：中国已被公认为全世界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而且，据世界银行报告，中国70%的财富掌握在0．4%的人口手中。——至于这0．4%的人口跟权力的关系，地球人都知道。

中国跟民主并不相克，事实上，实现民主是中国的百年追求。60年前的中国借助内战实现政权更替，民主的感召力是动员民众的重要原因之一。可如今语境下，民主变得十分暧昧，在一些“反普先锋”口中甚至有了敌对价值的意味。如此这般的时过境迁，令人唏嘘感慨。然而，民主毕竟是历史的承诺和时代的政治主流，所以除个别“反普斗士”赤膊上阵，更多的是还是拿“特色”抵挡。可再怎么特色的“民主”，都有一些共同的规定性使其叫民主而不叫别的什么，起码，不能特殊成“你是民，我是主，你的事，我做主”。宪政当然也会因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而各有特色，但无论如何，也不能特色到要崇奉一个凌驾于全社会之上、不受任何力量制约却支配一切的至高无上的存在，更不能特殊成限“民”而不限“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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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宪政应对着权力的天然冲动，普世性毋庸置疑

人的基本权利需要良好的制度来保障。人类已有的各种政治制度中，尊重人权，能为人权提供保障的制度纵然由于历史文化等原因呈现多种形态，但在核心问题上是一致的，即政府权力源于人民，而且权力在有限范围内行使。今天，权力民授、权力止步于人权的政治架构已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志。

走到这一步，应该说是基于对权力本性以及由这本性所衍生事实的认识。权力是一种可以支配、控制他人和社会资源甚至可以使人屈从的力量，从管理社会的需要中产生的国家权力尤其具专横性、扩张性及潜在或显在的强暴性，对掌权者的诱惑和腐蚀更是呈规律性。所以，扩张和滥权是权力的天然冲动，缺乏有效制约，不守本分是常态。事实上，历史或现实中，对人权的威胁和侵犯主要来自高度组织化的国家权力。所谓“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早已被历史（当然包括我国历史）反复印证，阿克顿勋爵不过以这句名言概括了这条铁律。本性如此，那么，强势的国家权力只有在受到严格限制和约束的情况下，才能被规制在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上而不易越界去侵犯权利、为祸社会；而遏制权力的扩张冲动和滥权倾向不能指望权力机构的自体监督和自体管束，这跟不能指望外科医生自己给自己动手术是一个道理。所以，应对着阿克顿勋爵总结的著名铁律，是另一铁律：只有通过制度性对权力设限和制衡、监督机制，才能规制权力，防范权力腐败和权力侵犯权利。

迄今为止，能对权力实行有效规制的，是人类通过长期摸索试验形成的民主宪政体制。

民主的根本关注是人民与政权的关系：人民是被统治者还是授权者！民主制特有的定期普选以最直观的方式昭示了国家权力来自人民的授予，而选举是授权过程也是授权仪式。

宪政意味着有限政府。通过立宪明确国家权力的来源、目的、授权方式，明确划定国家权力的法律界限，并以相应的制度安排确保国家权力在法治轨道运行。

定期选举、使政府主要权力分支之间呈制衡关系的制度架构、盯牢政府权力的独立媒体以及民主制度下蓬勃生长的民间社团等，一起构成防范权力滥用的多重屏障。其中，定期选举制度下的选民预期反应对掌权者是一种决定性制约。④

诚然，民主制度有它的缺陷，即使较成熟的宪政民主，也有无能为力之处。但民主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这种制度最大限度的把权力运作置于阳光下，腐败被逮住的几率和成本都很高。最重要的是，民主厘清国家政权与人民的关系，一人一票的选举权和其他形式的参与渠道给公民以力量感。

拿“以人为本”这一当下最响亮的口号来说。一个国家以人为本还是以官为本、以权为本，不能根据主政者的声明作判断。以官为本或以权为本，是权力的天然倾向，不学就会。以人为本则不然，能不能成为政治现实，直接取决于人民的真实地位，取决于为政者的权力源于何处。如果人民不是拥有不可让渡之权利的公民总体和授权者，而只是税源和政府的管理对象、只是统计数据，官尊民卑就是必然的。“以人为本”不过是掌权者居高临下、显示“仁政”的宣言。即使哪个执政者怀抱“以人为本”的真实意愿，官尊民卑的现实政治格局都会使之停留在意愿中。实际上，但凡国民有分量的地方，没有哪个政府讲“以人为本”。握在每个公民手里的选票、无数独立于政府的公民社团以及自由的舆论，自会驱使政府这样做。就算大多数人看走眼选出一个声称以人为本却一门心思惦记着权位、给自己捞好处的伪君子，可是人民作为权力来源的政治地位及其拥有的多种制约手段和纠错手段，也一定会逼使执政者的现实政策朝向以人为本而搞不成权本位、官本位。

海峡对岸讲的“人民最大”也是这么回事：人民“最大”还是“最小”，不看宣言看政治架构。前不久国民党党主席面对记者，发自肺腑地说出了“人民最大 ”。但国民党在一党独大的独裁时期是认识不到人民最大的。只有在民主政治架构下见识了人民的组织力量、舆论力量、纠错力量，才弄明白了，在人民面前也才变得谦卑了。诚然，尚在成长初级的台湾民主弊端多多，台湾社会特有的族群对立又给台湾民主增添了特殊困难，而立法院动辄上演全武行更让台湾民主成了一些人的笑料。但官员去留的最终决定权在选民手里，掌权者的一举一动被媒体紧紧盯着，行为稍有越线就招致民众强烈反弹，弄不好就丢官去职甚至摊上牢狱之灾。最近有人借阿扁巨贪诋毁民主。不错，民主社会同样会出现腐败者，但民主制度下多重的监督和制约使腐败风险太高代价太大，而不会呈弥散性腐败。即使陈水扁这种牵涉人员众多的弊案，一则以家庭成员和亲属故旧为主，不同于整个官场的腐败潜规则；二是存在不附属于执政党的其他独立政党和独立媒体，弊案在他执政之时就被揭出，而且，“国务机要费”问题一爆料，很快就引发了百万红杉军达数月之久的街头倒扁运动。而阿扁的最高执政者身份无法阻止对弊案的深入揭露——扁政府既不敢要媒体禁声，也不敢以“泄露机密罪”加诸爆料者，更不敢给倒扁运动安“颠覆政权”的罪名或动用武装力量对付倒扁红杉军，这一切在非民主社会都是不可想象的。最终，选民的选票使执政八年的民进党下台了。这本身就是“人民最大”的绝好注脚，也是民主制纠错功能的绝好注脚。

在没有确立起民主制度的地方，无论权力自授还是由上而下层层相授，都将本应是权力终极来源的人民彻底排除在官员产生过程之外。权力来源的倒置，使跑官、买官、勾兑、溜须拍马等丑恶现象如癌细胞般侵蚀社会肌体，与此同时，并非个别的官员不把民众放在眼里，也就在所难免。一些官员眼里，别说“人民最大 ”，用其酒后真言来说，连屁都不是，而官民地位两重天的现实也印证了这一点。

现实中，虽也把“人民”挂在嘴上，可实际运作中处处强烈自我偏向。

我国官员耗费之大，民生投入之低，双双令世界侧目。耗费高，除了队伍庞大——比方说，一个贫困县就能有15个县长助理，一个中小城市可以设上20个市府副秘书长——，仅晒在阳光下的那部分收入即名义工资就大大高于社会平均工资（这部分几乎年年不断自我提高，而根本不跟出钱的人打招呼），其他职业必须从自己收入中支出的通讯、交通、吃喝、旅游等等花费也多由纳税人担了，花销上他们最是“国家人”——每年“三公消费”（还不包括公费赌博之类）挥霍上万亿 ——。而底层劳动者的工资却低到有失国家体面的地步。如今金融危机，国家经济下滑，应是共度难关时，新加坡总理带头削减自己的薪水超过19%，其他不少国家和地区也纷纷有相应举措，可我国官员一边高耗费照旧，一边谋划给自己这个系列大幅加薪，与此同时却叫停最低工资上调。

权力系统的自利表现无所不在，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医疗制度。我国医疗投入少，医保覆盖面小，极小的覆盖面之内等级林立：公务员享受的医疗保障优于其他职业，相比他们，其他职业的医保聊胜于无；公务员系列内，医疗特权按官位递增。于是，极有限的医疗投入中80%以上被官员占用。在许多官员无病长期占有高级病房的情况下，几亿农民无丝毫医疗和其他社会保障的惠及。最近，一位患再生障碍性贫血的农民两度抢劫后“成功”入狱以获取免费治疗机会。该奇闻使得官员特权跟背负着医疗教育养老等沉重包袱的民众境况之间的讽刺性反差格外刺眼，刺眼的反差还因以下事实而加深：谁要进了官体系，就成了国家“宝贵财富”，哪怕犯众怒下了台，哪怕不便复出，已经百事不干了，工资、福利也一应惧在，绝对不需要象美国、德国一些在任市长那样靠业余时间当门童、掏烟囱贴补家用，更用不着象那位患重病的李大伟靠抢劫入狱求得免费治疗。

权力的自利表现无需继续列举，在缺乏有效制约的条件下，官位回报率太高，以至于已经发展出贷款买官的新特色。如果说贷款买官的事情太极端，不一定具有广泛的说服力，那么，公务员成为第一热门职业的社会现实却再清楚不过地折射出权力高含金量之下社会的“趋官”价值取向。——那些声称向全世界推广中国价值的人，可是也要推广这种特色价值？

权力来源不彰且缺乏有效制约，不仅如上所述使社会利益格局极度畸形，还一定伴随着权力对权利的进攻。近年来，政府权力对私域强力渗透，已经可以长驱直入公民卧室去查夫妻有没有看黄碟，可以在发现有人从自家窗口拍摄城管、警察施暴场面时砸开人家的门，直闯私宅捣毁证据。管控之手更伸向了人们的经济活动权利，并发明出准武装力量对付劳动谋生的底层民众，这支庞大队伍以“掀抢踢打”的行为模式而驰名全国，到处令小贩闻风丧胆，而且要不了多久就酿出一起人命 ——城管打死人，可以弄一个“外伤诱发冠心病”的结论而大事化小，小贩自卫导致城管死亡，立马定性为“蓄意杀人”；不仅小贩到处遭禁，就连对拾荒这种最低端的谋生方式也发明出统一着装、“拾荒理论培训”的收费由头。想躲过吗？对不起，拾荒“不合法”！权力敛财甚至瞄准了农村收获季节，创造出秸秆放倒证、玉米放倒证……农民如果不交钱办证，收获自己庄稼也“违法”。无所不在的准入审批衍生出了把许多劳动方式逼成“非法”的“办证经济”、“罚款经济”，而真正的非法——比如野蛮拆迁这一政府深涉其中的大规模恶性刑事犯罪，竟在全国到处堂皇上演，而且致警察的职业尊严于不顾，动辄出动警力护驾，把警察置于社会冲突的火山口。可是，在权力无孔不入四处扩张的同时，该履行管理职责之处却经常缺位或者搞免检之类把戏，该承担的公共服务也越来越多的转嫁给了民众。

有人喜欢拿中国的经济增长来证明不要民主也可以照旧发展。的确，没有民主政治也可以创造出经济的高增长，然而利益集团对国家的劫持使人民并不能从经济增长中获得与自己的付出和牺牲稍微相称的回报。何况，国家还为这高增长付出了断子孙路的环境代价。有一个事实很能说明这种经济增长的实质：中国已被公认为全世界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而且，据世界银行报告，中国70%的财富掌握在0．4%的人口手中。——至于这0．4%的人口跟权力的关系，地球人都知道。

中国跟民主并不相克，事实上，实现民主是中国的百年追求。60年前的中国借助内战实现政权更替，民主的感召力是动员民众的重要原因之一。可如今语境下，民主变得十分暧昧，在一些“反普先锋”口中甚至有了敌对价值的意味。如此这般的时过境迁，令人唏嘘感慨。然而，民主毕竟是历史的承诺和时代的政治主流，所以除个别“反普斗士”赤膊上阵，更多的是还是拿“特色”抵挡。可再怎么特色的“民主”，都有一些共同的规定性使其叫民主而不叫别的什么，起码，不能特殊成“你是民，我是主，你的事，我做主”。宪政当然也会因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而各有特色，但无论如何，也不能特色到要崇奉一个凌驾于全社会之上、不受任何力量制约却支配一切的至高无上的存在，更不能特殊成限“民”而不限“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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