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重建“向中国人民还债”的改革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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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两会”前后，国内记者公开场合提出的多数问题都可以归结为：金融危机下中国政府有啥“改革新招”出台？而现实生活中，普通中国民众很多却不再对改革寄予乐观期望。前不久一次国际研讨会的休息间隙，清华大学两个博士生问我：为什么这些年来对“改革”两个字反感的国人越来越多？“改革”似乎变成了一个负面的东西？

我反问：你们啥时候开始发现“改革”在引起公众的反感？主要是在哪些阶层中获得这个印象？他们说，我们开始时接触的大多是社会的精英分子，包括专业人员和知识分子，也包括少数文化水平较高的官员。后来接触的社会层面多了，就发现在普通阶层中，无论白领也好、蓝领也好，尤其是那些不占拒高位的白领人士，对改革也非常反感，且越来越强烈。

两位博士生的疑问，我无法当时立即回答。后来我有意识的问了国内一些学者，他们说，可能是我在国外呆的时间太长了，不知道对“改革”的印象越来越负面和反感的思潮，不是一两年了。这种社会情绪有很大的普遍性。

回顾改革的早期，中国社会大部分阶层却不是这样的。问题的症结何在？我的观察是：在于那时候中国高层部分领导人具备“我们是向老百姓还债”的改革观，由此而制定的措施是给普通民众以实惠，但这可贵的“还债”观后来消逝了。

我花了不少时间从各种资料中寻找线索。多年前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饥饿引发的变革》提供了安徽和四川的资料，作者曾当过《瞭望周刊》的总编辑。他在书中记述，1970年代末中国的高干中大部分人不愿为改革冒险，虽然他们也目击了社会经过毛泽东近30年、特别是文革十年的折腾所造成的惨痛后果——只有少数几个高干愿意为改变这种状况冒风险推动改革。

这些愿冒风险改革的少数人的心态，归结为一点就是“向老百姓还债”。“还债”观念被万里重复了多次，也被胡耀邦和习仲勋重复了多次。这四位的分工，胡负责党务，习是主要助手。所以“还债”观在早期主张改革的第一线领导人心中很强烈。“还”什么“债”？就是还毛政策折腾了全中国人民近30年的债。在民主制社会里，如果一届领导人的政策瞎折腾，是比较容易把“债”大部分还掉的，因为有定期选举。

毛之后，万里被派到安徽，去了几个县调研，滁县，和县、无为、定远。这些地方在历史上虽然也穷，但没有穷到1970年代末的那种状况。万里在农村的调研方式跟现在的干部不一样，他乘辆小面包车，几个人下去，不打招呼，随时停下来，能够看到基层的实况。他到定远时已是冬天，农家锅里都是野菜没大米，看他们的房子，四处漏风。走进一户农家，万里的秘书跟老人讲，领导来看你们了，有什么要求可以老老实实讲。老农说，我们苦干一年就想过年的时候能吃顿饺子。万里听了这话感叹地说，《白毛女》中杨白劳家那么穷，过年时还能吃上饺子。解放这么多年了，老百姓现在的要求比当年杨白劳都不如！

走进另一户农家，屋里的老人看着万里一行，麻木的坐在那里动也不动。万里想跟他握手，对方也没动静。后来，那老人弯着腰，抖抖的起来，大冬天老人居然没有裤子穿，光着腿。老人的两个女儿也不能站起来，也没裤子穿，天冷她们冻的实在挨不过，蹲在锅边把腿窝在灰里取暖。看到这些，万里泪流满面，说没有这些人哪有我们？解放快30年了，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连裤子都穿不上，我们有什么脸来见他们？我们欠老百姓的债太多了。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1970年代末习仲勋被派到广东主持工作，在广东紧邻香港的边界线视察时，当地干部向他汇报说，地方上阶级斗争非常激烈。怎么激烈？有很多人受海外敌对势力宣传的毒害，偷渡去香港，有的人被抓回来了，还有的抓不回来了。习讲，他们逃出去不就是为了把肚子吃饱吗？不就是为了过好日子吗？如果我们这边政策对头，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好，他们干吗要冒着生命危险去偷渡啊！责任在我们，不能怪老百姓。

我认为，正是由于在改革初期，中共高层里一些人有强烈真诚的“还债”情结，他们组织第一线的工作，才使得在改革早期出台的很多政策是“以民为本”，尽管当时并无这个提法。这些人之所以有此情结，是他们经历了党内几十年乱斗直到文革的残酷洗礼，重新拾起了他们在青年时代投奔革命时的理想主义——为老百姓谋福利。

按理说，1949年后“为人民谋福利”应该是一个基本政策。然而，毛眼里是没有作为“人”的民众的；他眼中的人民就是实验室里的小白鼠——而毛越是把人民拿来做社会实验，就越是把人民挂在嘴上作宣传。在这点上，他和斯大林一样。1930年代斯大林强迫农民集体化的做法——我看了一下，发现毛学他很多。我原以为强迫集体化和大跃进完全是毛的创新，后来对照了很多细节，发现斯大林是毛的主要榜样。斯大林以后亲口对丘吉尔讲，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他们至少消灭了一千万“富农”。什么富农，就是不听话的农民。写这部斯大林传的作者说，在斯大林眼里没有受害者，只有阶级敌人。

所幸的是，早年参加中国革命的人中，一部分人并未放弃基本的道德和理想，只是这些道德和理想在毛时代被一次次的运动打压下去。毛之后的那几年，是 1949年以来第一次由较有理想的共产党人在第一线主持工作，推动改革。所以那时“改革”二字颇得民心，能够产生良好的综合效益，包括政治的、道德的、经济的、社会的。这是一笔可贵的遗产。

不过，大部分官员文革后主要考虑的，是怎么补偿自己和家人在那十年中所受的折磨。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向老百姓还债，而是要纳税人对他们还债。但是，因为有胡耀邦、万里、习仲勋等在一线主持工作，有着强烈的向老百姓还债的情结，所以那时候大部分政策的出台，以民为本的倾向虽然不能始终占上风，却是重要的正面趋势。

这是个非常关键的转变。从此开始，改革的基本取向不再是向中国人民还债了，而是越来越变成“改革”旗号下的“照顾”——照顾对维护“稳定压倒一切 ”、保住自己权利最重要的那些个人和团体，让他们去拿到最好的那块肉。所以从那时开始，改革中的分肥趋势变得愈益突出。我不是说以前中国民众对改革没有抱怨，对改革中出现的腐败和官商勾结，那时候也有抱怨和抗议。但那时候在中央主持一线工作的人中间，还有一些理想主义者，努力想通过制度方面的改革来让以民为本的改革目标能够保持下去，制约把改革弄成分肥的企图。

目前，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给中国带来很多困难。这些天来党内的一些老理想主义者又在呼吁要深化改革。但在我看来，要害不是改革深化不深化，而是改革的取向。如果改革的主持者，不管是现在的还是未来的，能够有一种向中国人民还债的观念，哪怕在过去的执政中，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有错误有毛病，那都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因为你能够在民间的痛苦呼声、批评和抗议中找到纠错的方法。但是，如果你的改革失去了以民为本的取向的话，哪怕你眼前看到的是再多的不满、再严重的不公平和民间悲剧，恐怕都不会采取果断的纠错措施。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应该好好正视改革初期的道德和精神资源。奥巴马上台以后，他也要找到美国政治传统中富有理想主义的、在国家困难时有强大的召唤力和整合力的精神资源，奥巴马于是回到林肯，几次三番的从林肯那里寻找启发。如今，中国在“改革”面临质疑和鄙视，在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乃至中产阶级的眼里——中产阶级严格讲起来，也是过去的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即使在他们的眼里，“改革”也越来越成为负面的字眼。要扭转这个趋势，就要从过去曾有过的、真正好的东西中吸取道德资源。这个资源就是我强调的“向中国人民还债”的观念。只有这样才能在制定具体政策的时候以民为本，才不会把改革变成一个分肥的过程，而是变成一个持续富民的过程。（原载《经济观察报》，原题为《重建“还债”的改革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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