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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是一个均衡器。亚历山大死后与他的仆人并无两样。”莎士比亚曾兴高采烈地这么写道。如果亚历山大死在今年4月以前的广州银河革命公墓,他将不会同意莎士比亚的话。他死后与其仆人至少有一个区别——因为级别太高,他的骨灰无法与其妻合放,而他的仆人则无此烦恼。
广州银河革命公墓安放的是革命烈士、死亡官员的骨灰。骨灰楼有等级之分,厅局级以上官员、处级官员的骨灰分楼寄存。多年来,如果夫妻生前级别不一样,死后就不能合葬。今年4月,广东官方修订了这一规定,使级别不同的夫妻的骨灰也可合葬。这样,死掉的官员不会再在盒子里叹息:“我们死了不能再见,想起来好不伤心。”
这当然是个进步,但这只是一个小的进步。在它身旁,还隐藏着多少不合理的等级制?
比如八宝山革命公墓,就还有不少领导人因级别问题,夫妻骨灰不能合葬。那些一生以消灭阶级压迫、等级制度为己任的革命家,死后却被等级制暗算,以至“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想来令人鼻酸。
不过,相比老百姓的生老病死,领导人骨灰的“聚散两依依”未必是大事。而所有这些方面,等级制无不神出鬼没。
譬如死,在官员还为合葬与否磨叽的同时,有老百姓(一位28岁的外来工)却因为付不起1000元的丧葬费,含泪将66岁母亲的遗体装入麻袋,沉河“水葬”。他随即以涉嫌侮辱尸体罪被刑拘。真是“朱门水晶棺,路有沉尸犯”。
再如老,众所周知,公务员养老金是目前最高和最稳定的,企业员工(不包括垄断企业)就相对较低,如企业未按时代缴劳动保险金,甚至可能领不到养老金;城市自由职业者则只能自行购买养老保险;农民最苦,基本靠子女赡养。
还有病,医疗方面,特权阶级更是头角峥嵘。中科院一项报告称,我国财政投入的医疗费中,80%是为850万党政干部服务;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干部病房,仅此一年开支就达数百亿。普通民众“看病难”却长期无法解决,因病致贫甚至家破人亡者不乏其例。
“所有动物生来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这是奥威尔笔下的动物农庄的景观,但它不应是共和国的景观。真要兑现共和理想就必须破除等级制,哪怕从死后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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