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代继承——读王夫之《宋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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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纳 | 评论(3) | 标签:历史, 《宋论》, 古书, 王夫之, 中原文明, 隔代指定

一、偏执者深刻/

鲁迅是一个偏执的人。偏执一端并不是一个贬义，因为唯偏执可察深微，四平八稳则往往近于平庸。所以说鲁迅偏执，并非贬低他，偏执是他深刻的原因。同样，说鲁迅深刻，也不只是赞美他百分百，抛开鲁迅为人为文的不屑之处不谈，他那些深刻思想中被废的另一端，也同样有对称的价值在。

说到鲁迅的偏执，是因为想到他的读书论。鲁迅说中国的古书尽可不读，因为他只看到“吃人”两个大字，只看到古书让人安下心来，将做稳奴隶作为人生的目标。

没错。

在长久、太长久的专|制传统下形成的东西，于今天的中国与世界，确实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毛**晚年坐在菊香书屋、躺在中南海游泳池边，读了那么多的古书，结果是在二十多年中，将中国历史上惨烈丑恶的记忆以推向极端的方式浓缩演绎了一遍，就是最好的证明。毛爱读的《资治通鉴》，可是教帝王为德君的；历代帝王尊崇的孔子，其本意乃至汉、宋之儒的理念，也是教人们在地上建立天国的。这些都没有给中国人带来为人的快乐。古书不能为今天的中国，提供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早已被五四时代揭橥众生，昭然于世。

但是，鲁迅也以雪夜闭门读禁书为快。何况，瞒和骗之外，古书中仍然有诸多照耀当时、有益今朝的文字，比如明际李贽，比如清初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他们的许多文字。

二，明末清初中国有近代化机会/

王夫之是一个偏执的人，与李、顾、黄一样，他们对貌似方正实则愚妄，并且在两千年演化过程中稳定下行的传统道德文明，给予了痛切、痛彻的否定。他们形成了一种持续的思潮，在传统中央集权走向覆灭的边缘，在民族生存面临灾难的时刻，他们因痛苦而偏执，因偏执而深刻，因深刻而为中国近代化提供了一次机会。

当他们思想，西欧的近代潮流正开始兴起。尼德兰革命为后世的民主革命吹响了号角。

而在中国，一个人口稀少的民族如履薄冰地开始了对中原的统治。清王朝历代君王个个勤奋，人人图治。但是，他们吸收的正是已经死去的或者称已经脑死亡的中原文化。

远在北宋，比宋王朝更强大的契丹人、党项人，便全面吸收了中原文化特别是中原专|制传统——这方面比宋家朝廷一点儿也不差；同时，他们保留了马背民族的骠悍属性，还有“少数”民族的危机意识。到了南宋，情况完全相同，只是党项人换成了金人。所以，在游牧民族在地球各个角落打败农耕民族的背景下，没有将科技应用于战争，没有这么做那么做以扭转乾坤，都不是充分的理由。宋王朝的灭亡是必然的。

倒是有扼腕叹息的理由。宋代商业文明的高度发达，宋代短暂的庆历变革和反复折腾的王安石变法，南宋功利学派的兴起，都为明代中国走向近代化做了充分的准备。惜乎朱元璋反传统，用的是最传统的专|制手段；朱棣重振国威，有着僭主的隐忧。如果没有陆王心学的昌盛，如果没有文官集团的优异表现，明王朝近三百年，仅仅是中原文明死亡之前久病在床无谓的长久的挣扎过程而已。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绝望、痛苦的李贽、徐渭们，天下兴亡与有责焉的王、顾、黄们，看穿了中原文明的死，看清了中原文明重生的隐约的道路。他们提供了中国一个改变的机会。

这个机会之被扼杀，源于清统治者对中原文明的全盘接受和加强，或者说，源于对辽朝、金朝吸收以专|制为集中表现的中原文明的传统。早在清初，康熙拜谒南京明陵，颂朱元璋暨明王朝功德“远迈汉唐”时，就定下了调子。

清王朝用了一百年多时间，重温了中原文明灿烂与残酷的旧梦。到乾隆晚期拒绝开放，满人开始承受中原文明的破碎、破烂与苦痛。

这种苦痛，是从全然不合人类道德文明也不合中原文明规范的鸦片贸易开始的。鸦片进入中国，是一个骆驼进帐篷的故事。当然，不是鸦片这只骆驼，还会有其它骆驼进来。由此，来自底层洪秀全的“上帝”，来自统治集团内部洋务派的物质文明，最终，是来自西方的思想、缺席、物质，共同给可以称为专|制文明的中原文明，掘了墓。

而这一切，我们都从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们那里，听到了预言。

三，他们在偏执一端中建立了沟通中国历史与未来的桥梁/

如果没有了君权神授、受命于天的专|制思想，那么中原文明就被抽空了灵魂。锥心泣血的思想家们，在黄宗羲对君主的质疑声中，从顾炎武以天下为己任的呼唤声中，在王夫之对宋代君主的批评声中，在李贽藐视规范的大笑声中，这个灵魂已经在颤抖。尽管他们在自己的时代都被视为狂悖，尽管他们不屑于在罄竹难书的丑恶面前将零碎的帝王功德放大歌颂因而被视为偏执。但正是在这种偏执中，他们为中原文明的历史与未来建立起沟通的桥梁。

与他们相比，什么康乾盛世、同治中兴，什么仁义道德的曾剃头，是没有价值的。

闻败则爱哭爱自杀的，善于向朝廷要官要权的，在扶清还是皇帝自为面前首鼠两端的，杀人如麻的曾剃头，被当时及后世奉为道德楷模，是中原文明向后看、脑死亡的顶尖表现。

其实，向后看不是不可以，有时还不得不看。虽然中国历史真假难辨，如果向后到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时代，中原文明还曾生机勃勃。虽然那个时代孔子就要求再往后看，看到他描述的周公文王。但是，我们知道，孔子当时，思想既不能独尊——受批评或许是最多的；做官也不为人重用，所谓惶惶如丧家之犬。直到后人“借魂还尸”，他的思想被改造为专|制的奴仆，他才成为“圣人”。后世君子如北宋的王安石、程朱学派，从相反的两个角度又借了他的尸；清末康梁，则以恶搞的方式，彻底地借孔子打了专|制的耳光，打了孔子本人的耳光——这也是向后看的方式。

明末清初诸君，因为他们思想的近代特质，则没有必要借孔子的尸，也没有神神叨叨地在掉书袋中，勉强搜索真真假假的证据。他们对历史的评价，是面向未来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方式，因而成为清末以来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无论成功、挫败时刻，都会想起的奇迹。

正因此，也因为宋代是中原文明（或曰中华文明，上同）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我读王夫之的《宋论》，看到了价值，电闪雷鸣的价值。

四、读《宋论》记一则：专|制专有之隔代继承的荒谬/

《宋论·卷一·太祖·四》：

【原文】将欲公天下而不私其子乎？则亦惟己之无私，而他非所谋也。将欲立长君、托贤者、以保其国祚乎？则亦惟己之知所授，而固不能为后之更授何人者谋也。

【记】说是要天下为公，却要想着儿子接班。王船山说的的宋太祖，指的是历代君王。虽共和已久，但专|制阴魂不散。后世有毛太祖东东者，更说欲建立人类大同，苦心孤诣或处心积虑欲立长子然长子亡，欲立次子而次子病，他子或在民间或不可公开，痛苦得很。毕竟说大同久矣，所以，玩了很多接班人游戏，最终指定新吕后承大统，终究想家天下矣。

【原文】以天下授舜，不谋舜之授禹也；舜以天下授禹，不谋禹之授启也。授禹，而与贤之德不衰；授启，而与子之法永定。舜、禹自因其时、行其志，而上协帝心，下顺民志，尧、舜岂能豫必之哉？

吴寿梦为四世之谋，而僚死于光；宋穆公为三世之谋，而与夷死于冯。杂公私以行其意欲，及乱之生，慝作于骨肉而不可止。宋太祖惩柴氏之托神器于冲人而传之太宗，可也。乃欲使再传廷美，三传德昭，卒使相戕，而大伦灭裂，岂不愚乎！我以授之太宗，我所知也。太宗之授廷美，廷美之授德昭，非我所能知也。臣民之不输心于太宗之子，而奉廷美、德昭，非我所能知也。尧、舜不能必之于舜、禹，而己欲恃赵普之一人，以必之于再传之后乎？

【记】宋太祖安排传位于太宗，再传小弟，然后再传回来给自己儿子。这里有一个“金匮誓约”的故事，可能是太宗编的吧，一千年后，没人信了。揆之今朝，东东授天下给新吕后也罢，却又以侄副之，终欲毛天下矣。又再下之，嫡孙长大，如宋太祖然，再回自家手中，亦未可知。然毕竟时代不同，东东每以秦始皇自比，恐怕也管不了许多代了。

金家王朝东立，两代胖子相传；卡氏王位西存，兄弟权柄相继。我国人承辛亥五四之福，天怨人怒之下，未遗后世笑柄，幸甚。

然专|制者，从来非一人之专|制。封建时代，专|制者也是一个皇家集团的专|制。今中国，虽非毛家天下，却仍是一个集团专权。东东遗风之下，遂有二代、三代、四代说（一、二代之间，二、三代之间，纪录被篡改，如历代皇家家史者）。二代承毛之风气，指定三代，又隔代指定四代——夫如不死，其必指定五代焉！

流风所至，每有D党会，便有人事布局之谜。今十八届将至，指定第五代可以顺利接班否？会隔代指定第六代吗？隔代指定，还要延续多少年？

凡此讨论，如何恍如隔世？宋太祖焉？毛太祖焉？

【原文】变不可知者，天之数也；各有所怀而不可以强者，人之情也。以人而取必于天，以一人而取必于无定之臣民，则天人无权，而惟己之意欲；圣人之不为此也，所以奉天而顺人也。且使太宗而能舍其子以传之弟与从子也，不待吾之郑重也。如其不能，则骨已朽，言已寒，与闻顾命之赵普且笑我为误，而况拜爵衔恩于太宗之廷者乎？以己意期人，虽公而私；观之不达，虽智而愚；乃以不保其子弟，不亦悲乎！

【记】变化乃天之数，以有形控无形，生前身后名位都要，是你的梦想，恐怕也是你的空想。骨朽言寒，让人耻笑，史有明鉴而不明，以天下为家赀，似智实愚，这是宋、毛两太祖的悲剧，恐怕也是一切空想者的悲剧。然而最终，是国人的悲剧。

当然也是江、毛、华、胡、赵的悲剧。宋太祖子、弟命且不保，江、毛岂不要后悔“生在帝王家”！

时代如此不同，改弦更张，才是多赢的事情。这里的核心，是“狠斗私字一闪念”。须知，专|制在人心中早已死亡，以今拟古，私占公器，窃国贼也；悲哀之外，复荒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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