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有春： 滥用自由和滥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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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博鳌论坛上，成龙面对外国传媒问及有关电影审查及限制时表示，现在自己对于到底自由好，还是不自由好感到很混乱，因为太自由了，就会像台湾和香港一样，变得很乱。所以他慢慢觉得，“中国人还是需要被管的。”（《联合早报》4月19日）

　　

　　我看见这条新闻，觉得这些话有很多含糊的地方，就找找看有没有更详尽的报道。搜索到的文字新闻大同小异,只有几个视频网站放出了成龙三分多钟的完整说话。成龙日后如果能够消解这次事件的影响，应该要感谢这些还在“滥用自由”、没有按最严格标准遵行本月初出台的《广电总局关于加强互联网视听节目内容管理通知》的视频网站保留了他的原话。这些原话，固然有很多可受评议之处，但与纸媒的摘录引发的狗血淋头的轰炸相比，成龙显得有些冤枉。纸媒也不能说是断章取义，摘要记录和提炼新闻本来就不一定能全面反映说话者的原意。这次引起轩然大波，估计成龙开始觉得言多必失，将尽可能淡化事件，不会有完全出自本意的澄清了。成龙的原话里还是有很多未说得明白的地方，我也只能好奇地替他设想一下。

　　

　　整段话中最受人瞩目的莫过于一个“管”字。“管”含义比较模糊，在《高级汉语词典》里的相关解释是：用作动词时，其意为管理、管教、管辖、控制、担任、负责、过问、干预、保证、包管、负责供给，通假“关”；用作名词时，通假“官”。看这一堆解释，管的主体总是有权的，是资源的分配者，带点包揽的气势，有点关起门做官的形象。成龙的原话里说到：“一不管呢，一开放呢，我们就会为所欲为……很多人不像美国日本一些地方都会自动的会自爱。但是你不自爱的时候呢，政府就会管你。这一定——我开放给你为所欲为？到今天很多人滥用言论自由，滥用那种文化自由，去滥用了，哎哎人权自由，已经去滥用了。”成龙说话的语境中这个“管”字不涉及下对上的监督监管，而主要指政府对“不自爱”的“中国人”“滥用自由”的管理。所谓的“滥用”，在中国也是一个有分歧的词。法无禁止即自由。事情如果是违法，本身就是被禁止的，理应受罚，也说不上“滥用”。对于中国大陆这样一个转型中并且存在很多模糊空间的社会，法律的规定未尽完善，一些人打擦边球，占了法律的空子，那么如果通过社会的普遍讨论赞成和合法的程序，尽快出台法律或完善细则来管理，让人不再滥用这样的边缘地带的自由，一般情况下我也是赞同的。但假如说的是符合法律规定、不伤害社会公义的事情，就不能因为损害了自己利益或者看不顺眼就希望有权力的人去管一管，这样的“管”人为操作空间太大，给掌权者不公正平等对待民众的机会，给掌权者以寻租和报复的机会。总之，所谓“管”，不能没有统一和明确的裁量标准，否则这个“管”就易于不被“监管”地被“滥用”。

　　

　　 成龙在其中提到中国人滥用自由的例子，包括乱扔垃圾、乱粘口香糖，香港很多烂电影上映等。成龙这里所指的中国人在语境里包括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的华人。华人都不够美国人日本人自爱。但其中新加坡人被管得好，受到成龙的称赞。

　　

　　台湾给人“乱”的印象是政坛和传媒圈的乱，政治娱乐化，娱乐政治化。最乱的陈水扁和相关人物固然是一场长长的闹剧，但这是两岸的转型过程中，台湾社会过分对立分化，部分人对陈水扁和民进党过分的信任和维护纵容造成的。当民主成为常态，两岸合作发展走上康庄大道，台湾的民众平静下来，心平气和看清楚、说明白，大陆不再被哈哈镜和变声器扭曲，民意不再那么容易被操弄，台湾的政治发展或将成为正剧。马英九上台后，已逐渐向此方向发展。据新加坡和大陆的传媒报道，除了电视、报纸、集会上太多噪音外，日常生活中台湾的民风是很好的。

　　

　　香港的乱，近期有经济的乱、政坛的乱、娱乐圈的乱。雷曼迷你债券事件在香港持续发酵，起因是金融衍生品的信息不透明，药方是条例的约束而不是领域的限制进入，需要的也只是监管，而也不是全面的统管。政坛的乱，较大的事件是社民连议员代表长期被排斥于政治界两大派别的郁闷底层人物在发泄。这两个恐怕不是成龙关心感概的最大原因。我估计有三点与成龙切身相关的，成龙会比较介意。一是在博鳌论坛上成龙所说的香港政府管得不好，粗制滥造的大烂片都不管管。我的看法是：只要电影不违反法律、不伤风害俗,商业电影就让它在市场上竞争好了，尤其在香港这样植根于自由文化和创意产业的地方，过多的文化监管会受到舆论的普遍反对。成龙大哥自爱的好片是不用害怕竞争的。二是香港政府竟然拒绝成龙在香港设立博物馆，怒！还是管得严些、不怕民众非议的新加坡好些，虽然和成龙渊源不深，爽快地高调地接收了博物馆。这件事情应该也不是香港不珍惜还在生的国际名人，而是因为用地以及一些现实的需要面对公众议论的考量。三是最近由吴君如、苑琼丹开始的娱乐圈桃色爆料，一时在传媒界蔚为风潮，集邮贱男荡花的头条满天飞。其中有一份刊物影射渲染了成龙的绯闻。假如流言传来传去，说不停，不知道何时才平息，港台娱乐圈中前车可鉴（如美凤、冠希），被爆大锅比爆电视机的损失大得多了，成龙的形象、声望和利益有隐忧。当日成龙的超级伙伴杨受成旗下的《东周刊》刊登嘉玲的受害照，在公义法律明显的情况下，嘉玲挺过去了，杨受成的员工受罚了。但如果成龙被登照片，那在中国人的传统公义上可不是受害者，就如冠希、阿娇，一句sorry和“很傻很天真”是没那么容易让娱乐受众按下不表的。私生女的旧账和其他传闻又会被翻起。据潜规则一词的发明者吴思说，狗仔队可以减少娱乐圈的潜规则。现在通过网络，狗仔队的作用更被迅速放大了。香港关于隐私的法律、狗仔队的文化或者需要检讨。但在以娱乐为支柱产业之一的香港，公众人物受到较多的关注，那是难以避免的。尽可能在私生活方面谨慎些，那也是名利场中人应该考虑的事情。

　　

　　在大陆方面，他说：“香港回归以后，（大陆的）电影审批已经比十年前好太多了。国家不断地在学，不断地在外面在学。中国开这么多研讨会啊，派那么多大官去读书学习，我相信我们中国会越来越好的。……来我们中国拍电影，就要守我们中国的规矩。”成龙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脑子）已经混乱了，这是由其地位决定的混乱和矛盾。他是电影人（出资公司的股东和主演），电影审查宽松些，对他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他自己的片子能被通过能在大陆上映，即使有民族主义者拒看并抨击《新宿事件》(我则是宁愿翻看金城武主演的近似题材而更有氛围的《不夜城》)，冲今时今日成龙在大陆这名头，也有巨量票房啊。坏处是其他片也容易在大陆上映与他的片子竞争骗了不自爱的中国人的钱。要进一步开发大陆的市场，就要与能影响观众人数的上层人士有良好的关系，做了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是这方面成功的标志。还得在国人心目中有良好的形象。成龙是武打明星，武侠是国粹之大者，塑造爱国形象是最好的选择。中国难得出一个国际级的“龙”，国成龙，我成龙，彼此赶上了这个大时代，找到依附和寄托，可以互相倚用。成龙穿唐装、唱《龙的传人》等歌表达中国情结，展现爱国与亲切，苦心经营，给大陆政府和民众颇好的印象。这次不料破了功，《新宿事件》把在日华人描写得不好，成龙想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成龙眼光放长远，这次回答电影审查的问题时想为电影审查机关和自己的这次冲突解套，继续合作，不料讲多错多，得罪两岸三地人。比如在大陆，乱扔垃圾是个较常见的情况，但近些年已经不断减少了，减少的最大原因是技术性的多设立垃圾桶，假如多数地方走了几分钟就能看见垃圾桶，大多数人的选择会是把垃圾扔到垃圾桶而不会随街乱扔，随之自然就会形成习惯。口香糖一类的事情亦然，这与传统习惯的改变和技术性条件有关，而与自爱与否没有绝对关系。作为一个很小并且以良好管理著称的城市国家，新加坡实施严惩垃圾虫的法律可以成功，但这样的法律未必可以在以自由著称的香港或者广阔的大陆成功收效。成龙把这样的小事和他脑中堆积的对两岸三地的其他不好印象混乱起来，把话头引申到滥用言论自由、文化自由、人权自由，那就容易被飞砖无数了。

　　

　　如果我有成龙那样的经历、地位和苦恼，我也会觉得言论应该被管管。不管管，那么公众人士就不能（甚或携带着潜规则）锦衣夜行，总要提心吊胆始终维持自己的形象，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多辛苦啊。我也会觉得平民选举不太好，容易选出言论最能鼓动人的陈水扁之流，在台湾女婿、华人之光的耳里，分裂的喧嚣必然刺耳（这样想虽然不严密，大陆人、香港人都可以很理解）。我更觉得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香港演艺人协会会长一类的选举却还是很有必要的。香港、台湾已经太自由了，乱了，要像我所希望的那样管起来几乎不可能。大陆虽然已经开了放了改了革了很多东西，但还有很多领域是被管的。这几年被管的程度时松时紧，收放由上。中国人总有些不良的习气，素质不够好，自古以来是应该被管的。防患于未然，免得放得太过，乱了，因而还是要呼吁提醒一下，“中国人还是需要被管的。”

　　

　　可是我不是成龙。可是这三十年，我们慢慢已经被管得少了。我们也已经发现，管得少，原来对我们是很有好处的，也未见原来一些人预想的大乱。有些人说爱国说得似乎掏心掏肺，但潜意识总是闭起眼睛，总认为除了自己和同一类的人之外的中国人都是低素质的，看不见这三十年，这十多亿人民被释放出的潜力、共同创造的发展和转变。如今中国已造神舟敢上九天揽月，又准备造航空母舰可下五洋捉鳖；GDP总量超德，汽车销量赶美；手机持有量和网民人数世界第一；大学生近三千万，海归一大批。人民素质，无论从哪种角度来看，都远胜几十年前，也不见得在公共事务上比其他人种缺乏兴趣缺乏潜力。至于这些年，发生种种不好的事件，如非典，如地震，如三聚氰胺，如贪腐，并不是因为一般的中国人被管得不够，而是民众和舆论对掌握权力的人约束得不够，而掌握权力的人对自己理应负责的事务（而不是对人民）的法定监管不够。如果认为中国人要被管，那么管的人是谁？管人的人要不要被管，到最后，层层相管，理想的结局亦不过一个大多数人做稳了奴隶的压抑的官家社会。人们的创造力在这样的社会早早就被扼杀了，成龙所赖以成功和继续成功的创意产业也不可能兴起和发展，成龙也不可能再受邀在博鳌亚洲论坛创意亚洲分组会议上发言。成龙的说话，也与近些年中国政府努力的转型方向——服务型政府背道而行。我们看到：4月13日国务院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2009－2010年)》，促进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政治、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开展人权教育和国际人权领域交流与合作，履行国际人权义务，明确提出“畅通各种渠道，保障公民的表达权利”，“加强对新闻机构和新闻记者合法权利的制度保障，维护新闻机构、采编人员和新闻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法保障新闻记者的采访权、批评权、评论权、发表权。”同时强调，还要“依法保障公民使用互联网的权益”。4月17日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称新闻出版行业要让社会资本参与。这些都明示着：中国的言论自由、文化自由、人权自由将继续推进。“管”在中国将越来越少，越来越规范。

　　

　　 自由这东西，就像爱情，就像八卦，给得越多想要越多，中国人包括大陆人都是不例外的。一些人士不要再总想着：选择性的自己不满的就希望去管，而自己“独自去偷欢”，就“谢绝你监管”。经济如此，政治如此，娱乐圈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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