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鹏：北川惶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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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即将出版一本记者们记录地震时期见闻和经历的书，叫《汶川九歌》（暂定名）。当然也有可能继续不出版。看天气呗。

下面是我那一小部分。还是去年夏天写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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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一天睡得很晚，5月12日下午我才起床，没开电视也没上网，只听朋友说四川地震了，没当回事儿。晚上，同事潘晓凌打来电话，说她想去四川做地震报道，说是“四川的朋友都联系不上，特别担心。”我就问了一下情况，得知震中在汶川，已死亡人数上百，就跟她说，你就别去了，这事儿肯定有成都记者站的同事去跟。几年前我去九寨沟玩儿，曾经路过汶川，知道那儿离成都挺远的，有个山高水长、地广人稀的印象。当时我脑子里想的是，这就是荒野中的一次地震，跟年初的新疆地震差不多，震级很大，伤亡不多。另外那会儿我代班编调查版和观察版，晓凌正在为我的版面做深圳高速公路摄像头被用于监视民居的稿子，她去四川了，版面怎么办？这个电话打完，我打开电脑上网，然后就发现我的判断完全不对。



当夜的新闻具体怎样，现在我已经记不大清了。印象很深的是，有条新闻说，“死亡人数估计将达3000-6000”。我由此意识到这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死亡人数一旦达到3000这样庞大的数字，也就肯定会达到几万——地震要么发生在无人区，就会很少伤亡；要么发生在人烟稠密之处，就肯定不是几千人的问题。我有一种特别悲哀的感觉，就是觉得这是怎么了呢？当然也很震惊。以前我做过几次灾难报道，每一次都是这种感觉，跟参加葬礼差不多，觉得心里很悲凉，世界很暗。



再有，就是觉得中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厄运，这个国家必须体现出海明威所说的“重压之下的美质”。汶川被阻隔在一个完全不通音讯的世界里，人们在努力找它。解放军战士正在雨夜中前进，路已经断了，有余震，有滚石。一下子，我觉得自己突然挺能理解解放军的，当兵的也都是孩子。



夜里，第一财经周刊的执行主编伊险峰给我打电话，要我帮他们写一篇稿子。他们次日出刊，当天派了不少记者在北京、上海采访公司白领们逃生和惊恐的故事，后来发现四川状况严重，原本的编辑意图就太轻了，想让我为他们的专题写一篇开篇文章。当时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9000多人了。我写了一篇《在这痛苦的时刻，我们向文明求解》给他们。伊险峰是我的大学同学，好朋友，这是我给他们写稿子的原因。不管怎么说，我认为，我们只能依靠文明的力量自我拯救，文明当然包括现代社会动员能力、组织技巧、专业技能和设备等等，也包括人们的同情心、善良等等，总之是一个符合现代文明标准的复杂系统，中国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它。



用口语转换一下，这篇文章的内容要点是：



1、大家赶紧捐款；前阵子大家很爱国，可是爱国不是基于对别国的敌视的基础上的，而是基于本体的爱；



2、状况复杂，后续问题多，比如水库；汶川县有40多座梯级电站；



3、恐慌是正常的，政府不要一味打压“流言”，信息开放、新闻开放对救灾非常重要；



4、用现代文明的思维来救灾，千万别用旧思维，不要做表面文章，不要政治挂帅；



5、人类的生存总是处于“挑战”和“应战”的循环之中，期望中国能够做出最好的应战。



后来，在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记者手记”中，我写道：“我一个人在家，看着网站上不短刷新的死亡数字，不免哭哭啼啼。”这就是当时的状况。当时我的感性和理性都是普通水平，跟任何一个记者没什么区别。我还在北京，对遥远的四川的状况充满关切，又感觉很遥远、很模糊。



至于后来我和陈江写出了相对于别的媒体来说“更理性”一些北川报道，那是事实使然。



2



第二天，我给向熹、伍小峰、李红平分别发去短信，说我想去四川采访，如果需要的话可以随时出发。回复是，广州编辑部正在开会，稍后给我消息。向熹好像还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这个意思。他不常给记者打电话，因此我觉得，编辑部肯定蛮激动的，要有点儿什么大的动作。



下午等到了消息，让我出发去成都或重庆——飞机能降哪儿就去哪儿。正这当口儿，袁蕾打来电话，说她的一个朋友的朋友正在组织民政部下属的救援队，想联系南方周末在北京的记者。我联系了一下，最终决定跟他们一起出发。这一等就等到晚上9 点多，那会儿时间多紧张呀，我就打电话过去，说不等了。这期间按广州编辑部的要求，我去买了两部卫星电话。定了次日早上7点去成都的机票，准备睡觉，可是报社的电话又来了，要给评论版写篇文章。写了一夜，写得乱七八糟不成样子。期间跟在成都的曹筠武在MSN聊了会儿天，我感觉到他很累，情绪也紧张。编辑部希望他和别的同事徒步开进汶川，他压力很大，又觉得实在没法完成任务。当时他们连卫星电话都没有，一应徒步装备全无，只靠体力和精神在支撑，先从都江堰往映秀方向走半天，然后往回走半天，再回成都写稿发稿。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这句话：“那山高得！”



当时南方周末想暂时做成日报。出了一期号外，又早又好，我们的首批记者一共才4个人好像，做得非常棒，可惜号外发行总是不如正报，看到的读者不多，他们的工作的影响力也打了折扣。



早上5点钟我去了机场。成都双流机场正在不时被用于军机降落，因此我们的飞机直到上午11点左右才从北京起飞。那是我见过的最繁忙的航线，数次见到飞机在云层的另一端与我们擦肩而过。在摆渡车上，有个中年男人说，他的家人住在都江堰，他在北京打工，这次买了机票之后，又买了很多饼干和水带在身上，身上就只剩下14块钱了，他准备到了成都之后徒步走回都江堰。饼干和水他一点儿没动，准备带给家人，“不知道啥情况，也许活着，也许全死了”。



对我来说这一天已经泡汤了。到成都市区是下午2点多，当天又恰好是周三，南方周末的截稿日。



3



到成都，跟同事们汇合。当天晚上开会，邓科组织，在宾馆旁边儿的一个茶馆的露天座位上。总归是这几个事儿：去过灾区现场的同事通报情况；设计什么报道方案；怎么执行；谁去哪里执行。



我有一个建议大家觉得不错，但在事实上没被采纳，至今我仍觉得蛮可惜的。这个建议就是在前方做报道的同时，也多报道一点儿后方的事，比如医院，比如民间力量的参与等等——这些后来也报道了，不过那是后来了，跟随式的现场报道的机会永远不会再有。我觉得这么大的一个事件，不能一个劲儿地去抢现场，信息应该立体起来，有条理有层次，要不然大家就看不清楚整个事件了。当时大家觉得我说的有道理，可是落实到每个人，又都对前方报道特别有冲动，觉得后方的东西不够劲儿。私意以为，这又一次证明了一个真理：任何时候人们都不该削弱自己的理性。靠感性行动一天是可以的，一周就不成了。地震报道哪里是一天的事儿。



然后是定地方，谁去哪儿。很显然的是，每个记者都想去汶川，只不过南方周末记者大多面薄，不大好意思明说罢了。可是哪能都去呢？比拟地说，我自己的选择跟阿森纳俱乐部的主教练温格一样。他曾经在联赛杯的决赛中派上了全部替补队员而不是主力队员，出发点是公平：“此前我们就是靠这批队员打进了决赛的，如果这时候派上别的队员就是对他们不公平。”为了公平，他宁可冒输掉比赛的危险。说到这一事例并不意味着我认为我们的团队中谁是主力谁是替补，而是说，公平是应该优先考虑的一点。我想，最先到达的几位同事应该得到去汶川的机会，因为在我们还没到达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做了很多的贡献和付出了很多辛苦。



因此我和陈江申请去了“北川-茂县”一线。目的地是茂县，路经北川。当时我们了解到的信息是，茂县灾情似乎并不特别严重，但是当时很神秘，没有太多的消息传出来。我的想法是，地震这么严重，随处都会有新闻，茂县不是焦点，但同样值得去。报社的报道将是个整体，我们干点儿次要的工作，做块拼图吧。



向郢帮了好多忙。她在成都，一直帮我们联系军队、政府。第二天要是通行有问题，我们就找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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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日，还没到北川，我们就已经知道茂县是去不了了，路不通。我们没什么好犹豫的，立刻就决定留在北川采访。一是我们必须做出点儿稿子出来，二是北川其实是个很值得关注的地方。当时的信息是，北川有7000人遇难。7000人是什么概念？任何记者都不会愿意错过这里吧。我们是乘成都记者站的车去的，搭便车的还有体育画报记者关军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方玄昌。午后，我们站到了北川山口，接受武警盘查。好说歹说，总算让我们过去了。



面前是一块三角形的视野，两边儿是山，中间的山谷里就是北川县城。我可以看到下面的楼房全是歪的，有大片的灰白色废墟。站在山冈上的公路上俯视下去的感觉特别奇怪，就好像这个县城是非常渺小的，恍如一只小小的沙盘，有什么力量完全冷酷地毁灭了它，又特意给了我们这样一个高差，逼迫人们一清二楚地俯瞰毁灭的全貌。当我们穿过一片泥泞的树林往下走时，我看着薄雾笼罩下的北川，阳光灰蒙蒙的，断壁残垣越来越近，那就是世界末日的感觉。



印象最深的当然是那些尸体了。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有些记者愿意把自己塑造成路上漂泊的男子汉，可是我得说，如果只有到了北川还不感到恐惧才叫男子汉的话，我才不愿意自己是呢。我的眼光匆匆从尸体上扫过，尽量少看他们的脸。没有人是被砸死还很安详的。我没有真的害怕起来，或者说我已经是成年人了，有克制恐惧的能力，但决不愿意再次经历那样的场面。在老城和新城的交界处，我们同行的几个人分成了各自行动的两拨儿。我和陈江沿着禹龙干道往里走，在巨大的石头中间穿行，有一块石头陈江说有“三室一厅那么大”，我则说有“俄亥俄州那么大”。当地人说，地震对于北川来说就像“包饺子”，很形象。北川县城完全是在山谷中建造，离山太近了，我们完全可以依照目击的场景来还原地震时滚石如雨的场面。



说真的，至今我也不能完全理解自己当时看到的场面。我说的“理解”，指的是“完全明了某事究竟意味着什么”。那感觉真是是“恍如梦中”。事隔两个多月之后，我觉得那一切都非常不真实。我完全不能用“悲伤”、“惨烈”之类的词来概括自己的见闻，因为现场的状况远没有字词这么简单。那么抛开新闻稿件，单讲我自己的探究心的话，该如何描述我的感受呢？



倒是几天之后，5月19日哀悼日的上午，我在绵阳市的九州体育馆找到了答案。当时我采访了一些灾民，其中一个是从北川以北的村镇里撤出来的村民，他平静得近乎木讷地讲述说，他的老婆死在了北川，女儿也死在北川新城的一所中学里，他如何从村子里跑到北川，如何扒废墟，等等。可是当我问到地震时发生了什么时，他突然不再平静了，很近地很近地靠近我，几乎把脸贴到了我的脸上，食指弯曲地在空气中点动着，告诉我地震时他都遭遇了什么，其中一个细节是，他抱着一棵树，然后跟着这棵树“不知不觉就走了”。这时候我在他的表情和声调中明白了地震带给他的最强烈的感受：震惊。不是恐惧，不是悲痛，不是绝望——这些也许要稍后才会真的来到——而是震惊。我意识到，这也正是我几天以来在北川县城中的感受。



采访的结果，基本上都体现在我们最终的报道《灾后北川残酷一面》中了。有些内容在发表前被删除了，另外一些是经过修改的，还有一些事我根本就没写。我想它们也并不适合在这里出现。我们只是想尽力向读者报告那里发生了些什么。我相信新闻业的最高道德就是尽量去了解真实的信息并传达给读者。



后来我看到了一些关于北川的很煽情的新闻作品，说真的，我很不喜欢。我觉得，止于哭泣和感动是非常廉价的行为，它太容易了，糟糕的记者会天然地喜欢这个路数。对此我想说的就是：北川死了将近2万人，难道我们真的意识不到这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可怕的事情吗？



我会想到我和陈江在六、七层楼高的废墟上攀爬时，脚下的瓦砾中肯定有着层层叠叠的人，活的，死的。我以前做过一些灾难报道，神经还算是比较大条的吧，可我仍然有点儿忍受不了这种事。在一些外国小说和电影里，人们遇到悲剧时会愤怒地质问：如果上帝是仁慈的，它为什么做这种事？我不信宗教，当然会觉得这种质问离我很远，但当我想到这些事时仍然就像看到世界中有一个黑洞，其中有着绝对的黑暗，我既庆幸这黑暗离我很远，又觉得它太可怕了。想想在北川看到的地震场面，那种巨大的毁灭，再想想自己接触到的世界上美丽轻柔的东西，不是在哲学层面而是在直观层面，我觉得人类生活有着一种巨大的、本体的分裂。



5



还有一点儿或许值得说的事情，大多已经写在了下面这篇小文章里了。它是在地震之后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记者手记”，原题是《万里无云如同我永恒的悲伤》。题目也许确实悲伤了些，可是就我个人而言，并没有因为地震采访的经验而对任何事情失去信心。我觉得生活从来都是我理解的这个样子，它可以是平缓的，但仍然是激流，我们都将逆流而上，寻找自己未曾了解它是何物的事物。就新闻来说——作为一名记者我终归是要把话说回来，真是有点儿乏味吧——在地震报道中，我们也是在寻找我们未曾了解的事物。



写完《北川灾后残酷一面》的那天晚上，在成都的一些同事聚在一起喝茶，我对同事邓科表达了这个意思：稿子做得不好，有点儿沮丧。喝完茶，他回去把稿子看了一遍，然后就打来了一通热情赞美的电话。后来发生的事儿就有点儿怪，很多人都说这报道不赖。我至少做过20篇好过这篇的报道，可是哪一篇也没这一篇受到的业内肯定这么多。我觉得大家都忽略了一件事情：我们遇到了什么。我们遇到的是如此重大的新闻，本该做出一些更了不起的作品。



我相信，好的新闻总是会对人们有所助益。假如有人指责说：那么大的灾难面前，你竟然还想着“作品”！我倒是会反问一句：那你觉得我该想啥呢？就像你不能要求一只兔子像青蛙一样游泳，要求一个记者不以他的职业方式去帮助人们而以你认为合适的方式是一种愚蠢无知。



我们最初的想法是做成一篇“北川启示录”，就写“末日与拯救”。事实证明，我们没那能力，只能写“一面”。其实“一面”这个词也不准确，应该是“多面”，报道里写到了辛苦的解放军战士，写到了相对专业的消防武警，也写了中学生、寻亲者等等，还有被网民们注意到了的“张书记”。对于他们就此而说的“史上最牛官腔”，我可不能同意，尤其是“最牛”二字。网络语言固然生动有趣，传统媒体的逻辑却与之相去甚远。我们的报道逻辑特别简单：知道些什么写什么就是了。现场报道嘛，我们只是要求自己的视力好一点儿，对自己诚实一点儿。



北川报道结束后，我回了北京。在成都双流机场，我喝了杯什果宾治，循着它古怪的味道我又重回了今日中国的常态城市生活。经历了灾难现场，心理上多少有点儿受冲击，不过问题不大。后来听说有一些同行情绪波动剧烈，我觉得也许他们也该去喝点儿什么，任何对自己来说标志着“好了，结束了”的东西。



如果没有这次地震，我本来会去做另一篇与灾难有关的报道。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沙兰镇水灾”曾经淹死了100多个孩子，今年6月份是3周年，我想再去一趟，看看3年来发生了什么。得知地震造成重大伤亡的消息后，我的第一反应是，沙兰镇的报道做不成了。即便我的工作日程安排得开，做了报道，可是谁还会关心一个“仅仅”死了100 多人的陈年旧事呢？



5月13号上午，我一个人在家，看着网站上不短刷新的死亡数字，不免哭哭啼啼。可是在沙兰镇水灾那会儿，我哭的可比这次厉害多了，倘以嘲讽语气来说就是：有那么几秒钟这个记者泪如泉涌，把好多年的各种压力疏解出去了。那时我还年轻呀，常常想的是“怎么可以这样？”现在我常常想的则是：“算球。”不算球能怎么样呢？事实就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不再记得沙兰镇了。都说中国人一旦人到中年就变得缺乏锐气，我看这事儿你不能怪中年。



在北川，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那些灾民们背着什么东西。从山上下来的乡民们有不少背着竹篓，里面装着各式物品；有的人看来家境不错，背着液晶电视机；更多的人背的是倘若以常态生活的逻辑去猜测便很难理解的东西。我见过一个浑身尘土、疲惫不堪的中年男人，徒步行走一昼夜，背着一台洗衣机。在靠近老城的断桥那儿我遇到了他，同路走出了北川山口。我忙着找新闻，没空儿跟他搭话，可是心里一直琢磨着他为什么要背这台洗衣机出来。几年前我在北京卖过一台二手空调，50块钱，那么一台半新不旧的单筒洗衣机能值多少钱？



如今大家都在讲“感动 ”，好像大家都很童稚，我可不可以岔开话题，讲讲悲伤？当时与这个背着洗衣机的男人同路而行，躲避着路边的一具具残尸，多年以前海子的一句诗在我头脑中萦绕不去：万里无云如同我永恒的悲伤。如果你有很多激情，却没得到机会去到灾后的北川，那么我觉得你有另外一种幸运。灾难是很真实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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