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銳紹﹕不慣聆聽 不屑對話 不善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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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銳紹﹕不慣聆聽 不屑對話 不善溝通
——官方令學運形勢惡化的反思  
                                      
明報專訊】20年前的5月，北京的形勢已經如箭在弦，例如先後出現了幾次10萬人以上的大遊行，參加者不單是學生，還有北京的市民，甚至黨政機構的人士。5月13日，學生更因為得不到來自官方的滿意答覆，開始絕食。本來，在這過程中，官方曾與學生代表對話，應可緩和緊張的形勢，至少可以稍為拉近距離。可惜，由於種種原因，對話的效果不佳，反而形成更大的裂痕。20年後的今天再作反思，確有不少值得記取的教訓。

總結這一段期間，大致可以用3句話來歸納官方的做法，就是：
不慣聆聽、不屑對話、不善溝通。
正因為這3個「不」，令形勢更是一發不可收拾。

先談第一個「不慣聆聽」。中國無論在昔日封建王朝，還是在今日21世紀，領導層也不慣聆聽老百姓的不同聲音。早在胡耀邦舉殯的時候，曾有學生舉覑請願信，跪在人民大會堂的石階前，提出重新評價胡耀邦等7項要求，但一直無人理會。當時官方的做法已被評為「麻木」和「不近人情」、「不懂民情」。

本來在4月25日，學生有一次與北京市政府首次對話的機會，後來卻流產了。踏入5月，學生和北京群眾有好幾次大遊行，發出各種聲音，但也是不得要領。例如5月2日，北京學生組成「對話代表團」，並向中共中央、國務院和全國人大常委會遞交了12項要求，同樣是沒有回音，就像對覑牆壁說話一樣，只聽到自己的回聲。5月4日，學生紀念「五四運動」70周年，要求民主，並要求與官方對話，也是無功而回。

胡啟立與記者對話 效果不錯
據筆者所知，當時官方與學生之間不是沒有溝通渠道的，我自己也曾經把學生代表與統戰部長閻明復聯繫起來(因為這是正常和正確的對口渠道之一)，讓他們對話。但很可惜，當時主張對話的趙紫陽卻遭到其他高層成員的反對，認為這會「損害黨的威信」。後來，我們這些希望緩和形勢、增加溝通的做法，更被事後掌權的官方視為「參與動亂」，更被視為「趙派」。

其實，聆聽不一定馬上解決問題，但至少可以增加相互了解，創造緩和氣氛。在此期間，北京的新聞工作者也要求有更大的新聞自由空間，當時主管宣傳的政治局常委胡啟立親往聆聽，並與記者對話，當時我也在場。胡啟立雖然不能馬上解決問題，但在場人士感到他願意聽聽大家吐心聲，效果已經相當不錯了。可惜，胡在「六四」之後也因為被指支持趙紫陽而遭撤換。

造成這種「不慣聆聽」的原因，主要是那種「不屑對話」的心態。中國由古至今，執政者多有王權思想，認為自己在上，萬民在下。蟻民要求與領導對話，就是挑戰權威，提出相反的意見，就是大逆不道，甚至以下犯上，僭越權位。所以，中國執政者歷來甚少接請願信，也不敢面對示威群眾。江澤民有一次訪問新西蘭，在返回酒店途中遇上示威群眾，還被群眾堵塞返回酒店的街角。江澤民後來要求新西蘭警方把示威群眾趕出他的視線範圍外，才返回酒店。李鵬有一次在西德訪問，知道下一個參觀點有群眾向他示威，更是取消行程，以示「對抗議的抗議」。

高官認為「學生背後有黑手」
在20年前5月的北京，最能反映這種「不屑對話」心態的事例，就是國務院發言人袁木原定在5月3日與學生代表的對話。但他後來認為學生自己成立的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是非法組織，於是拒絕對話。中國的政治文化最講求規格、地位，倘若要高高在上的領導人紆尊降貴，確非易事，所以也令學生和群眾更為反感。
在「不屑對話」的心態驅使下，儘管其後形勢迫使中共高層與學生進行一些對話，但又犯了「不善溝通」的毛病。其中，國家教委副主任何東昌、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北京市長陳希同、國家教委主任李鐵映和袁木等人曾先後與學生代表對話，但都無功而退。
究其原因，主要因為高官們認為「學生背後有黑手」，對話只是為了教育(實質變成教訓)學生，不要再被人利用。有一次，學生代表吾爾開希欲表示異議，卻被禁止發言，於是離席抗議。至5月18日李鵬與學生代表對話，更鬧得不歡而散。

當然，如今回顧學生那時候的策略，也有不成熟的地方，大有改善的空間。例如他們一往無前地提出多項要求，當遇到阻滯時並沒有次選方案，因而陷於死結。但學生畢竟不是革命家，也沒有太多社會活動和組織的經驗，有些行動欠缺彈性，也不能苛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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