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的“游击战”——从韩寒到邓玉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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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的“游击战”——从韩寒到邓玉娇

邝海炎



2009-5-21 发表于：博客中国












　　王怡兄曾说过一句让人绝倒的话：我有时候想到，我这辈子最大的悲哀就是与这个政权一起慢慢变老。我相信，这话最能代表70后理想主义者的心态，而比他们大的50后、60后，以及比他们小的80后、90后，都不会有这么强烈的感受。为什么呢？因为以朱学勤、贺卫方为代表的50后、60后基本上已完成自己的使命，那就是把“自由主义”这道菜重新摆到台面上来，供国人选择，至于国人会不会选择这道菜，历史使命就转到下几辈人身上了，所以，他即使看不到自由胜利的那一天，也愿意把希望留给将来。而80后、90后呢，在蜜罐里长大，我行我素惯了，理想主义已经服从于是现实主义，历史使命一说根本无从谈起，目前来说，他们既不会为沉重的过去的沮丧，也不会为虚幻的未来担责。而70后呢？他们是真正的理想主义一代人，而且是没怎么被意识形态污染过的理想主义，这种底色决定了他们的痛苦和思考，而他们的年龄也恰恰卡在这历史关口，如果毕生都看不到自由胜利的一天，那种绝望是可想而知。






　　一、70后理想主义的缺陷






　　但王怡的这种情绪也暴露了70后理想主义者的某些不足：1，目标主义，为什么一定要自己看到自由胜利，像俄罗斯知识分子那样几代人前仆后继也也可以吗？赫尔岑与尼采都认为，“其实没有比争取自由的过程更接近自由了”，没有这种心态，理想主义很容易窄化为目标主义。2，革命党心态，争取自由一定要通过运动来完成吗？既然中国当代自由主义已经在思想上完成了由法式自由主义向英美自由主义的转变，为什么在行动上还是非“革命”不可？说白了吧，我更认为，“自由的胜利”应该是一种演进状态，而不是一场运动的结果。在僵硬的专制机器面前，也只有这样理解，才能真正解开以王怡为代表的70后理想主义者的心结。而最近的邓玉娇事件则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一种 “游击战”的可能。






　　二、什么是游击战






　　最早关心80后“游击战”的是余世存先生，他曾精准的描述说：“以韩寒举例，同样‘口吐真言’，他就比同样说‘皇帝没穿什么衣服’的余杰更为坚韧。余杰的战斗堂堂阵阵，韩寒却多了游戏、刻薄、个性、世俗。韩寒不仅赛车玩得好，就是评论各类社会现象，都比大人君子、精英暴发户们要地道，一针见血。韩寒说出了大众们的心理话，那是一种完全站在自己个体本位上所说的话。正是立足于个人本位，而非纠缠于血缘、地缘、民族、文坛、国家、学问等名利场或人情场中，韩寒们的言论都可圈可点。正是有了韩寒这样的一代人，转型社会的怀疑批判工作才不是由一场运动或几个人来完成的，而是一代人开始从无家教、无权威中起步。他们象战士一样，深入社会的各种煞有其事的地方，把那些‘本来无一物’的闹剧撕破，把那些自以为是的奴才、奴隶、子民、臣民、戏子的嘴脸或德性面具撕破。”余世存先生的话点出的“游击战”的两个要素：1，世俗性，他们关心的不是什么宏大的家国使命、学说主义，甚至社会道德，而更关心自己生活中切身的利益，疼痛和喜好。因此，他们的战斗也许是在学校，在马路上，在酒吧里，在卧室中……一切都来源于生活，也归于生活。2，个体性，他们不屑于（或者说“不是善于”）归属于某个团体或组织，当他们切身的利益受到侵犯时，却往往会拍案而起，甚至以命相搏，远的如杨＋，近的如邓玉娇，莫不如此。而不会像70后那样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和渠道进行漫长的维权，更不会像他们父辈那样坐等着青天大老爷为自己伸冤。并且，他们战斗的对象非常清醒、具体，就针对个人，而不针对抽象的制度或者国家。



　　然而，要素还不是核心，战斗的核心应该是“为什么而战”，我们必须给出终极性的哲学解释。德国佬施米特认为，法的根本属性是守护人本性、天性上贴近大地的生活方式。所以，他喜欢讲法这个词（normals），在希腊文上的原意是划分一块土地养育人们，就像喂养羊群一样，这是法的基础；可是海洋法一出来就改变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刘小枫解释说，我们经常说中国古代法律是宗法制的，这是没错的，但是我们是盲目地来批判和唾弃中国传统的国宪，就不知道这是一种生活方式，跟我们有土地有水份滋养的生活方式是紧密联系的，而遇到新的法、现代化的法、普适的法出来后，我们的这种生活方式就断掉了。国内施的粉丝就是寻着这种思路，挖掘“中国特殊的现代性”，比如乡镇企业啊，南街村模式啊，这都是食洋不化，买椟还珠的表现。其实施米特说的很清楚嘛，生存性的东西才是最要紧的，生活的好不好才是最要命的，不管哪种乡土性，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都是有一定共识的，比如金规则，杀人偿命等等，当这种最本质的东西被破坏了，所谓的乡土性、民族性也就是徒具形式而已。所以，“游击战”必须用来针对破坏“天性上贴近大地的生活方式”才是正道。以杨＋案为例，就在法律判他死刑的时候，民众却被他当作了英雄，因为传统的“天理民心”告诉大家，杨＋是为“守护人本性、天性上贴近大地的生活方式”而死的。如果说杨＋还有滥杀无辜的缺陷，邓玉娇则堪称“游击战”的完美典型。不管那把刀是修脚刀，还是水果刀；不管他是正当防卫，还是故意杀人，当邓贵大把一大把钞票砸他头上时，他就享有了“刺死权贵”、 “守护人本性、天性上贴近大地的生活方式”天然权利。






　　三、重申个人主义






　　有人将杨＋、邓玉娇的心理说成是社会问题导致的，比如独生子的孤僻，就业压力大等等。其实这些都是表面问题，因为像我这样没有就业压力，也非独生子女的80后，也是很赞成杨＋、邓玉娇的。为什么呢？很简单，“我的青春我作主”， 80后的理想，就是守护一种属己的生活，有敢于冒犯者，必须给他一个说法！以此衡量，80后并非没有理想主义，只是这种理想主义愈发的与个人主义靠拢。李敖在最近谈五四的文章中指出了一个重要的事实——



　　“思想解放的达成，却又有赖于显示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的“健全的个人主义”。胡适回忆:“我们当日介绍易卜生（Ibsen）的著作，也正是因为易卜生的思想最可以代表那种健全的个人主义。这种思想有两个中心见解: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才能，就是易卜生说的:“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像易卜生的“国民公敌”戏剧里的斯铎曼医生那样“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因为信仰“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们深信:“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绝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而这种“健全的个人主义”，在十多年后，已由胡适印证为不是别的，“其实就是『自由主义』(Liberalism)。”



　　不幸的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吾党”，却丢开了“健全的个人主义”，而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罢，他们都“以俄为师”，输入了苏联式的党组织与党纪律，而这种老毛子的玩艺儿，却含有窒息思想解放的可怕祸害。胡适回忆:“苏俄输入的铁纪律含有绝大的『不容忍』(Intoleration)的态度、不容许异己的思想，这种态度是和我们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义很相反的。”由此可见，不论是右派的国民党、还是左派的共产党，他们左右逢源的、“吾党所宗”的，其实非布尔什维克即法西斯，他们都走上集体主义的路子。而这种路子，对个人解放与思想解放的新文化运动说来，却是令人痛苦的歧途。”



　　可以说，这种集体主义对中国的毒害是很深的，而王怡的那句话也表明：70后的理想主义者也还拖着一条集体主义的尾巴，尽管这条尾巴比起50、60后已经小多了。邓玉娇事件，最没良心的当然是妇联，这也暴露了我党妇女解放运动的虚伪，但那样女权主义者的声音又哪去了呢？最傻不拉几的当然是新儒家，照理说，这是一次由传统“天理民心”向西方法条主义宣战的绝佳机会，可惜，新儒家哑炮一样，要么是不敢对准权力，怕给自己惹麻烦，要么是恪于“社会和谐”装聋作哑。而以中道自由主义自居的秋风先生为何不将“烈女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呢？口口声声反对五四，尊重传统，可有你这样尊重的吗？






　　结语：理想主义的对接






　　当然，70后的理想主义还是有不少亮色的，尤其是公盟那批人。公盟是2003年成立的，前身是阳光宪政网，其宗旨是以公开的公民行动推动中国的和平宪政事业，其创始人是在2003年孙志刚事件中，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就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建议书的许志永先生、滕彪先生和俞江先生。成立这一NGO性质的组织之后，公盟开始了切实推进中国和平宪政改革的具体行动，举其大者，有推动基层直选、代理孙大午案、代理南方都市报案、代理陈光诚案、提出关于信访的建言报告、帮助被搬迁户维权、户籍制度改革立法研究、帮助三鹿奶粉受害者索赔、推动律协直选、调查黑监狱等等。去年年底，他们还给韩寒颁了个“公民责任奖”，有个傻不拉几的网络写手居然说公盟是想借韩寒炒作。我是又好气又好笑，于是写了个帖拍他，我的想法很简单：韩寒的“游击战”再厉害，也总要补充点思想弹药，这就为80后的理想主义与70后理想主义的对接提供了可能。而这次的邓玉娇事件，就更说明了这种对接的必要性——应邓玉娇母亲的要求，公盟志愿律师夏霖、夏楠17日下午4点启程赴武汉，然后转赴巴东，为邓玉娇提供法律援助。 2009年5月18日上午，夏霖律师、夏楠律师已与邓玉娇母亲张树梅签署委托，在侦查阶段提供法律帮助。



　　公盟介入后，邓玉娇案的结果会怎样，我们不得而知。但我相信，邓玉娇的“布衣之怒”和公盟的“千山独行”对接的不只是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而是对接了70后与80后的理想主义。当“运动战”与“游击战”互相补充时，“自由”的传统就会从书本走到国人的现实生活中来。那时，王怡们将不再长嘘短叹，我们也将不再茫然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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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g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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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文章太牵强了吧。。

邓玉娇是官逼民反的自然结果，哪有什么多含义在背后。。

80年代的这种个体维权少一些，而现在多一些，是因为这20年，下层人士人权状况恶化的无奈之举.换言之，89的时候普通工人还有心思上街说民主这么比较抽象的东西，而20年后的今天，韩寒只能讽刺一下官吏，邓玉娇只有关心如何逃脱"女性洗浴服务"，普通工人只有担心下岗的问题。。。

80,90在蜜罐里长大？？开什么玩笑，当然如果你只看少数服务家庭的子弟，这可能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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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netghost 于 May 23 04:29:41 修改本文．[FROM: 66.65.0.0]

oldf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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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奇怪为什么一些人把异见分子不加分辨地看作是革命党，如果这看法出
自一些党奴口中也罢了，异见分子一来手无寸铁，二来读他的文章的人绝大
部分还是自己人，这算哪门子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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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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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写得很有启发性


可惜原来的王怡已经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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