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院迫害是最令人发指的法西斯迫害

bridged

本文通过一路BBS站telnet客户端发布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2/200905/86049.html
精神病院迫害是最令人发指的法西斯迫害
作者：sjwll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1100    更新时间：2009-5-25

    精神病院迫害是当下社会最惨无人道摧残、最令人发指的迫害，是最野蛮的践踏人权，受害者身体的伤害可能会慢慢好转，心灵的伤害可能永远无法弥补，除了意志坚定的人，多数人会被折磨成真的精神病的。
    精神病院迫害很早就有了，斯大林统治时期的苏联，曾有成千上万的异见人士被关进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当年，贺子珍的女儿娇娇（李敏）因重病,为护理女儿的事和国际儿童院院长（一名苏联人）争吵,这么个小官僚一句“我看你是疯了”就可以把她送进疯人院，为此受到迫害，精神真的有些失常了。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评点这段异国历史时，一般将此视为纳粹式的“反人类暴行”（之前是德国纳粹军医和日本731细菌部队在战俘身上所做的”科学实验“）。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上映了日本电影《追捕》，影片中的主人公检察官杜丘，明明是正常人，犯罪集团为了灭口，就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强迫服用一种摧残大脑的药物，企图把他变成白痴。美国也有个电影，描写的是一位左翼的好莱坞女影星受美国政府迫害，残忍地以精神病为由给她实施了脑神经切除手术。
    现在，精神病在司法实践中有了广泛的应用，几乎每个社会舆论关注的大小案件都有它的身影，一些真正的罪犯可以披上它的外衣逃脱法律的惩罚，更多的是一些无辜的人被强加精神病嫌疑受到迫害。
    一个数据表明，国内各种精神疾患的总患病率已由20世纪50年代的2.7‰上升到90年代的13.47‰。精神病人被认定的不规范，已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 --这里有医学的模糊，同样也有法律的空白。（2009年03月18日 中国新闻周刊）
    一位精神科医生说，“像失眠、神经衰弱、抑郁、焦虑啊，都是精神疾病里的”，“很多人看着没病，但事实上已经构成诊断标准了，并不是满街跑的，杀人放火的才是精神病”。这话不错，在现代社会里，失眠、神经衰弱、抑郁、焦虑是常见的精神疾病，根据中国卫生部疾控中心2009年初的统计，中国有心理问题和精神疾病的人口总数超过1亿。可他没有说精神病的住院标准，上述疾病通过基本药物和心理医生就可以解决，至于抑郁症患者，没听说有人强制把《实话实说》的崔永元送进精神病院。我不是医生，就以普通人的常识看，只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才需要强制精神病院医疗。   
    今天，谁被送进精神病院？
    在广东女子邹宜均事件中，当事人自称因“家庭纠纷”被强行送进精神病院。
    杨佳母亲王静梅在精神病院被强制治疗。
    山东新泰农民孙法武赴京上访时，被镇政府抓回送进精神病院20余日，签下不再上访的保证书后被放出（不知道这个“精神病人”签下的保证书是不是有效？）。记者调查发现，在新泰，因上访而被送进精神病院者不是个别。
    广东省番禺市沙湾镇某中学领导人，为打击报复敢提意见的女教师吴炎红，竟伙同镇教办将吴老师指认为精神病患者，强行捆绑送至精神病院，强制治疗九个月。事后，吴老师上诉、告状五年未果。又是一个小官僚，仅仅为了打击报复”提意见“，就制造了中国版的贺子珍遭遇。
    最近，邓玉娇一案，邓玉娇已被送入精神病院强制检查或治疗。
    盘点媒体公开报道，此类事件不下20起。
    这类案件的相似之处是：
    一、公权强行制造精神病患者。如果是个人强行制造精神病患者，这个人一定会受到受害者的起诉，一定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如果是“公权”即官员和警方强行制造精神病患者，人们除了舆论谴责外，法律竟然拿官员毫无办法！受害人告状也是无门，“公权”已认定他们是精神病人了，法律以“无民事能力”剥夺了他们的诉诸法律的权力。
    二、精神病医院已成为变相的“监狱”，比监狱更为恐怖的是，精神病院医生成为帮凶，严重违反医德，受害人在这里被强制接受精神病药物治疗，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损害。从相关报道中看，医生清楚受害人是正常人的。以下是“打击报复女教师”一案的报道摘录。
   “一邓姓医生则对护士说：‘这是政府决定的，大家最好别理她。’”
   “邓、朱两名医生说：‘不是番禺市政府来接，任何人都不能接吴出院’”
   “出院时，邓医生对我说：‘出去后不要再告状了，否则随时又会捉回来的。’”
    三、精神病医院只对出钱的送治人负责，收谁的钱，就对谁负责，谁给钱，谁就是监护人。完全不理会受害人家属、亲友、律师、社会舆论等等，按照这个逻辑发展下去，不要说“公权”或黑恶势力，就是一般人也可以轻易以“精神病”迫害一个人，以前不是有“富翁丈夫被妻子强送精神病院”的报道吗？这样下去，这个社会岂不是人人自危？是不是太恐怖了？
    公权强行制造精神病患者的好处多多，可以模糊案件性质，转移舆论视线；企图减少舆论对受害者的同情，大事化小；给有关部门一个面子，给有关人员一个台阶；剥夺受害人法律上的申诉、上诉的权力。可是，这样做的后果很严重，它粗暴践踏了我国的民主、法制和人权，绝对不应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政府的所作所为。
    社会舆论也在制造“精神病”案例，揭露医院医疗黑幕的医生胡卫民被冠以精神病，大公无私、热心公益事业被疑精神病，与“主流”观念不一致、不要钱要尊严是精神病，世人皆醉我独醒也是精神病。想要不成为精神病，只有老老实实做顺民，或与之同流合污。
    从公权到舆论，这个社会已经患上了“迫害狂”精神病。
    精神病院迫害这种法西斯式的迫害，被新中国彻底否定，毛泽东一定吸取了苏联的教训，解放后政府通过学习和劳动的方式，成功改造了末代皇帝，改造了大量的日本战犯和国民党战犯，成就举世公认。就是后来的文革，对疯狂的右派、走资派也没有加以精神病院迫害。
    我突发奇想，真希望文革中有人对右派或其他人进行精神病院迫害，给毛主席他老人家再加一个罪名，让现在的反毛者疯狂攻击精神病迫害，那么，这种迫害就会作为“文革余孽”彻底从中华大地消失，毛主席呀，你对右派不搞精神病院迫害太不应该了。


    一九六二年一月，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告诫大家：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就会变成实际上的资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请同志们好好想一想。可惜当时的干部革命热情高涨，根本不相信这一点，也就没有意识去警惕了，更不会去好好想一想了。可是，今天的真正共产党干部，还不应该去好好想一想吗？


******************
相关文章附录（括号里为笔者评论）：
一、我在网上查相关资料时，看到一篇奇文，抄来共赏，我不知道作者是谁，站在什么立场。
    疯人院是民主国家劳教制度的补充   发表时间：2008-12-17（注意日期，08年）
    （标题疑问：疯人院是哪个民主国家劳教制度的补充？ ）
    精神病疾病医院，曾经在前苏斯大林时代风靡一时，成为犯错者的一种不坏的选择。而这种温情（正话还是反话？），在中国的反右、大饥饿和文革年代里，是阶级敌人所不配得到的。有专人侍候着，还有吃有喝的消费着，而侍候、消费的对象，竟然是这样一批人：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脱化变质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叛徒，内奸，特务，走资派，等等。这不独组织上不答应，人民也不会答应。他们的下埸，只配进监狱，下农埸，以及交由群众批判改造。
   （看来作者是痛恨这些阶级敌人的）
    随着时代的进步，民主之风的兴起，久疏的精神病疾病医院的多功能作用，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它是一如既往地以医学的定义忠于职守，还是兼收并蓄，网开一面，给有可能被劳教者创一条新出路呢？答案是肯定的。无论是从人性化角度考虑，还是从目前医院病员不足的现状着想，都有此必要。更何况，中国从来就有推一推，拉一拉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提法，而这种提法的最具体解释是：推一推，就可以把人送进劳教所，拉一拉，又能将人送入精神病疾病医院。二者的优劣是显而易见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原来是这样解释的，怕语文老师孔庆东孔和尚也要摸不到头脑！）


    不过，时下最要紧的是，哪一种人才适宜享受此种待遇（同一疑问：正话还是反话？）？一者，免得过多过滥，二者，免得互相攀比（有人攀比精神病？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精神病，除非别有用心的人，即作者第三条所说的人。），三者，免得在司法腐败以后，又连累得医疗也腐败。很多其罪当诛、当刑的犯人，平生从未有过精神病，却因手里握有此病的丹书铁券而躲过劫难，便是司法连累医疗的有力例证（很对呀）。作为劳教制度补充的准劳教制度，没有一定程度的定义和起码的解释，显然是说不过去的。殃及无辜还在其次，授人以柄，特别是被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坏人所垢病，岂不是因好成歉，本是民主之利，反成民主之弊？


    所幸的是，北京市公安局下属的精神病医院，在杨母的问题上开了个好头（反话还是正话？），而山东新泰在上访者的处理上紧随其后。而警方的定义，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司法解释的权威作用，使两地的实施对象惊人的统一起来：上访者一般都存在一定的心理问题，通常都会出现愤恨、不满、焦躁、争辩、纠缠、易怒、甚至过激言行。上访者患精神病的几率要比普通人高。（某精英的语言）
（原来警方对某案件的定义具有“司法解释的权威作用”，怪不得出现了“俯卧撑、躲猫猫、高兴死、睡梦死“等等权威解释。法律规定司法解释权在立法机关即人大，法官都没有司法解释权，作为执法部门的警方怎么就有“司法解释的权威作用”？）
    原来如此！既然上访者难免出现精神性疾病，那么救死扶伤的医院理所当然是其最好归宿，这正是人道主义的最具体体现（人道主义？）。我猜想，那些没有形成上访制度的国家，不但剥夺了人民的上访权利（人家有罢工的权力），和比普通人高的患精神病的几率，也同样剥夺了他们享受医院治疗的人道待遇（没有机会被强制精神病治疗的待遇）。根据现有的劳动教养制度来看，它不太适用于这些患精神病的几率要比普通人高的群体，而作为一种补充，精神病疾病医院就应运而生了。通过治疗，一者，可以带来社会稳定，二者，可以使他们得到精心的治疗。治愈标准就是，由愤恨到不恨而爱，由不满到满而跪谢，由过激到过顺而盲从。
（不解决上访者的根本问题，他们怎么能由恨到爱？从“跪谢、盲从”用词看，只有通过药物洗脑整成脑白痴了。）
从新泰有关方面至今没得到任何处理可知，疯人院作为劳教制度的补充，已经为期不远了。
    （新泰有关方面至今没得到任何处理，是有一股势力在包庇他们，纵容他们对人们进行精神病迫害，今天，这种迫害已经遍地开花了。）


二、是谁下令把邓玉娇捆在精神病院的床上？ （摘录） 作者：天佑中华A 2009-5-19   
　　2009年5月16日晚9：30，邓玉娇朋友到恩施州忧抚医院见到邓玉娇，发现邓玉娇四肢用绷带绑在床上，面无表情。问她现在怎么样，她回答：他们打我，要我说自己得了抑郁症，这样可以免于死刑，也给政府出路。问及其它话题，她只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说。
　　我就不明白了，是谁是谁下令把邓玉娇捆在精神病院的床上？医院有什么权利捆绑无罪的人？况且即使有抑郁症，这和正当防卫并不矛盾。更不能当精神病看！崔永元有抑郁症，那么他就会主动袭击别人吗？
　　约束性保护？好一个约束性保护呀？人都被捆绑起来了，咋就又变成约束性保护了呢！真是名词天天有，今天格外新。
　　一个弱女子遇到这样的状况精神能支撑吗？如此下去会把一个正常女子逼成疯子,如果真如此,这将是我们社会最大的悲哀!
　　想问一下：受伤的官员被抓了吗？对他进行约束性保护了吗？依照《刑法》的规定，对于正在发生的暴力强奸等犯罪，行为人为了制止其侵害，可以无限防卫，不存在防卫过当的问题。倘若邓玉娇的案子能认定为是邓贵大强奸所引发，则邓玉娇无需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安机关应该撤销案件，而不必等待法院认定。因此，警方称邓玉娇患有抑郁症，大有转移网民和媒体视线的嫌疑。而强行将其捆在精神病院的病床上更有非法拘禁之嫌。
　　邓玉娇已被送入精神病院强制检查或治疗。以后会发生什么？不知道，不敢去想。一个保护自己身体的女孩，最终很有可能或因故意杀人（巴东县公安局拘捕理由）判罪入狱，或因真的成了精神病人而被剥夺自由！
　　一般而言，“忧郁症”不会严重到“完全丧失对自己行为的控制”，行为人还是要承担刑事责任的。从案发后邓主动投案等情况看也可印证。院方却对邓进行严格的“约束性保护”---手脚被捆在床上，强制输液，这种行为是否必要？是谁命令医生这样做的？


三、谁被送进精神病院？（摘录）2009年03月18日 中国新闻周刊
　　精神病院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角色？
　　在广东女子邹宜均事件中，当事人自称因“家庭纠纷”被强行送了进去。
　　医学界认为，精神病患者不能正确表达自己的意识，强制住院是保护他们的一种手段；法学界专家则认为，强制医疗剥夺了患者的人身自由，应该慎用。
　　当记者将目光投入到这个封闭并在某种程序上被妖魔化的机构时，又看到了它在当下社会关系中面临的困境。《中国新闻周刊》采写这组文章的目的，是希望有一天，中国精神病人的诊断、收治和监管，包括精神病院的管理和运行，能够处于法律和医学的双重规范之下。
　　一个女人的“精神”病历
    2006年10月21日，邹宜均坐上二哥邹建雄的车，一并去宝山墓园为过世一年的父亲扫墓。她没有料到，就在墓园门口，她被七八个男人推上了另一辆面包车，他们给她铐上手铐，强行脱下她的裤子，把冰凉的针筒扎向她。哥哥没有救她。
    他们家是传统的客家人，为给父亲冲喜，匆匆给她介绍了对象并闪电结婚。但这段婚姻随着一个月后父亲的过世名存实亡。经过漫长的冲突和协议，她与前夫离婚，获得30万赔偿。矛盾跟着爆发，按照邹宜均的说法，母亲是个重男轻女的封建家长，想强占她的30万。于是一家人合谋，要把她送进精神病院。
　　听到风声后，她与朋友兼律师黄雪涛签署了授权协议书，要求其在意外情况下代理她采取必要行动。几天后，她果然被家人送进了广州白云心理医院，羁押5日后，她被转移到中山埠湖医院，禁锢了三个月。
    知情者表示，邹家人送邹宜均入精神病医院另有隐情。邹宜均2005年底皈依以后，开始热心公益事业，她的母亲发现女儿变了，她觉得女儿“老是跟坏人一起”，怕女儿“乱花钱”，她一度怀疑女儿中邪。矛盾在日复一日的争吵中爆发了。2006年10月，邹宜均被送进精神病医院强制治疗，邹的二哥和母亲要求医院隔绝她跟外界的联系。会诊后，广州白云心理医院收治了邹宜均，它认为，“邹宜均确实有精神病”。
   一心认定自己被绑架的邹宜均迅速用其他病人的手机，联系了她的律师黄雪涛。黄雪涛带着授权委托书，当天赶到医院。但整整一夜，黄雪涛被医院挡在门外，“医生说，这里的病人都是无行为能力人，我的法律委托书没有效力。”
    “医院起到保护患者的权利的职责，但一旦医院放弃了这个职责，那就非常恐怖。”黄雪涛发现近年医院收治冲突背景下“疑似精神病患者”的案例越来越多。她认为，精神病医院是一个变相的“契约监狱”，“它只对出钱的送治人负责，收谁的钱，就对谁负责”。
   “无行为能力，知道那是什么吗？你所有的意见都可以不被尊重，你所有的要求都可以认为不是真实意图，你不懂得为自己好，你所有的意见可以被违背，因为你不懂得保护自己。你说什么，我可以认为是不对的，因为我是你的监护人，我也是你的主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黄雪涛是位敢闯的女律师，今年30多岁，她曾经探视过看守所、监狱，她从来没有那么绝望地意识到，“在个人权利的保护方面，精神病人还不如一个监狱里的犯人。监狱里尊重个人信仰，包括饮食上的忌讳，可以去申诉，去投诉。但在精神病医院，你是一个非常弱智的人，像婴儿一样，什么都不懂。”（律师的话多么深刻！）
    “在这种地方，越想辩解，就越无法辩解”，邹宜均说。她一直记得黄雪涛对她说过，“医生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承认你自己有病是你走出来的唯一途径”。
    （出院后）2007年底一个冬天的清晨六点多，十万字的书稿《疯人院的日记》竣工。她突然觉得解脱了。不久后，邹宜均便出家了。这个决定让很多人惋惜，想不明白她为什么年纪轻轻就看破红尘。但她觉得自然而然，“出家是一个大福报的事情，是我的第二次生命”。
（也许只有青灯古佛、宝刹净土可以给她带来心灵的安宁！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现在的社会则让人看破红尘，是佛法的伟大吗？不是很值得发人深省吗？）
    2009年3月，邹宜均和广州白云心理医院、中山埠湖医院以及自己的家人对簿公堂。她说，告他们，也是在度他们。
    有人支持她的执着，因为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一个精神病人。
    有人说她一定病得不轻，不然出家当尼姑干吗，还要把家人告上法庭？
    有心人问起她的过往，她会一遍一遍认真细致地讲解，表情平和，语速很快。说到精神病医院的日子，她看上去不为所动，但左手自觉不自觉地，开始捻动墨绿色的佛珠。
（痛定思痛，痛何以堪！读完不觉潸然泪下。）
四、杨佳母亲王静梅在精神病院被强制治疗 民生观察谴责精神迫害2008/11/10
    民生观察刚刚从北京市忆通律师事务所刘晓原律师处获悉，杨佳母亲王静梅现在北京公安机关所属的安康医院接受治疗，上午杨佳母亲的姐姐王静荣向刘律师证实了上述消息。中午我们和刘律师通话时，他正在和王静荣谈相关情况。        
    民生观察一直关注精神迫害的情况，我们高度关注王静梅被送精神病院的情况，我们质疑王静梅可能受到精神迫害,民生观察谴责这种精神迫害行为。               
    杨佳母亲王静梅在精神病院强制治疗！        
    上午十时三十三分，王静荣打来电话，说王静梅有消息了。
    王静荣告诉我，11月8日星期六，居委会领导找到她，上边让通知说，王静梅在北京公安机关所属的安康医院接受治疗。
    接到通知后，王静荣在11月9日去见了王静梅。王静梅告诉她，自己是7月2日被带到这里治疗的，谢有明律师曾到过医院找她签订委托书。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既感到十分惊讶，以前的猜测终于得到了验证，王静梅不是自己失踪，而是被送到精神病医院治疗了。
    谢有明、谢晋律师到安康医院找王静梅签订委托书时，王静梅正患着精神病，她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找一个精神病人给自己授权，这也太离奇了吧？从法律上看，这个授权显然是无效的。
    由于授权没有法律效力，谢有明、谢晋律师接受委托，严重违反了职业道德和法律规定。因此，杨佳案一审程序严重违法，单就这一点案件就应当发回重审。
    王静梅患精神病了，这也证明母子俩可能存在精神病遗传基因。再结合王静梅叔叔患过精神病，杨佳患过心理疾病，大脑又受过伤等情况来分析，杨佳很可能患有精神病。
（这可能是某些人的思路，不禁想到鲁迅的“看到胳膊，就想到大腿，想到XX....”）
    由于公安机关委托的精神病鉴定,不仅司法鉴定主体资格有问题，而且也没有采集相关病史，鉴定程序极为草率和不负责任。故应当为杨佳重做精神病鉴定，以确认杨佳是否有无刑事责任能力。
五、香港商报：强行绑送精神病院 告状五年未获公正 番禺爆迫害女教师案
    广东省番禺市沙湾镇某中学领导人，为打击报复敢提意见的女教师吴炎红，竟伙同镇教办将吴老师指认为精神病患者，强行捆绑送至精神病院，强制治疗九个月。事后，吴老师上诉、告状五年未果。
http://pdf.sznews.com/hkcd/2000/0730/newsfile/n52-1.htm
　　在精神病院，连续三天三夜，吴老师手脚被绑在床上，动也不能动，医生每天都给她打针、灌药，稍有反抗就要受电击。其间，她曾对护士说：‘我丈夫不知道我在这儿。’护士表示惊奇，但病二区一邓姓医生则对护士说：‘这是政府决定的，大家最好别理她。’（一叹！）
　　第四天，院方终于允许吴下床走动。趁医护人员不注意，吴偷偷向病人家属要了纸笔，给广州一位叶姓同学写了封求救信，让他通知其丈夫。
　　多方担保院方拒不放人
　　四月二十五日，龙、叶姓同学及李铁教授（暨南大学附属医院精神科主任，叶特意请来的朋友）趁探病时间混进病二区见到了吴老师。其后，三人在李教授的关系下，见到了病院陆院长，三人联名担保吴绝对没有精神病，向陆院长写了联名担保书，陆接了担保书后表示会跟进，但却从此再无下文。
　　此后，吴老师的亲友三十多人也联名向医院证明吴没有精神病，要求医院放人，但病二区的邓、朱两名医生说：不是番禺市政府来接，任何人都不能接吴出院。同时，邓还说，龙不是吴的监护人，吴的监护人是学校。问其理由，他说，因为他们给钱，谁给钱，谁就是监护人。（再叹！）
　　在精神病院的九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