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柠：卢武铉的悲剧是韩国民主政治的沉重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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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3日，正接受司法调查的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在其住所附近的山上登山时，跳崖身亡。韩国警方已认定卢系自杀。消息传开，举世震惊。韩检察总长林采珍表示，将终结正在进行的司法调查；现任总统李明博表示“难以置信，哀惜，令人悲痛”；青瓦台发言人宣布，将为卢武铉举行规格仅次于国葬的“国民葬”，以缅怀这位前总统。

　　就在卢自杀前，韩检方刚刚披露了其长女曾接受过40万美元贿款的案情新进展；而5月23日，原本是检方计划再次传唤前第一夫人权良淑的日子，并根据此次传唤，决定对卢逮捕与否的法律处置。卸任前总统在这样一个日子，以如此极端的形式自我了断，无论如何应该说是对一份沉重责任的彻底承担之举，而不是相反。而这种“责任”，除了正在调查、追究的法律责任外，还有道义和个人的良心之责。从死者留下的遗书来看，以这种堪称残酷的形式来“承担责任”的想法，当非一日之寒，而是“酝酿了很久的想法”。

　　自从黑金丑闻被曝光、受到当局的司法调查以来，卢武铉的情绪始终处于某种极度的压抑状态。一方面，虽然否认个人的知情和参与，但并不急于自我辩白，除了对国民的道歉外，基本保持缄默，连一直赖以与世界沟通的个人网站也停止了更新；另一方面，随着司法调查的深入，案情不断被披露，继兄长之后，对夫人、子女和秘书的司法处置几乎已板上钉钉。就算本人能侥幸躲过牢狱之灾，但不仅姑息、纵容左近染指腐败的道义责任难辞其咎，而且，舆论和政治反对势力的穷追猛打，是比坐牢还要严酷得多的惩罚。更可悲的是，出身寒微，靠勉力自学而自我发达，进而以“清洁政治”为卖点而成就左翼政权者，不但一世英名毁于一旦，而且在至爱亲朋几至“全军覆没”的晚年，何以面对内心并孤独地安度余生？可以想象，正是如此沉重的心理重负，构成了酿成悲剧的最后一根稻草。

　　韩国虽然有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残酷的党争，但既然斯人已逝，“死者为大”的东方民族的义礼人情会自动调节社会心理和舆论的方向，至少不至走向“ 鞭尸”的极端。不仅司法调查不日将终结，对卢的客观再评价也会浮出水面，并成为其葬礼上的盖棺之论。事已至此，卢本人到底是否清白，其实已经不很重要。重要的是，对悲剧背后的发生机制及其教训的思考，何以成为全社会共有的财富。只有这样，韩国民主政治沉重的一课才不枉演出一场，卢武铉的血才不会白流。

　　毋庸置疑，酿成卢武铉悲剧的是韩国堪称特殊的政治文化土壤。大致说来，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财阀、大企业与政府的粘连。政府打造企业航母，并以之为龙头，带动经济发展，此乃韩国经济起飞的秘密，也是以“汉江奇迹”为代表的一系列崛起神话的最大动因所在。但这剂猛药天生具有一个明显的副作用，那就是政治与财界粘连的问题：在80年代的军政时期，大财阀向总统提供巨额政治献金成为惯例。作为回报，政府为企业提供各种行政许可、认证及商业融资上的便利。这种不透明的利权构造是政治黑金的渊薮，90年代以后的政权，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并试图斩断。全斗焕、卢泰愚两位前总统之所以受到法律追究，应该说部分原因也是这种努力所致。尤其是卢武铉赖政权的最大卖点，恰恰就是不惜与保守腐败宣战的所谓“清洁政治”。但积重难返，斩断粘连谈何容易。特别是遭遇全球规模的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凋敝，大企业、大财团的作用又重新被强调，90年代已被削弱了的利权势力，又开始卷土重来。

　　第二，裙带资本主义风土，滋生“请托文化”的恶之花，政治地缘、血缘主义之繁盛，几乎无孔不入。而纵然政治家本人能洁身自好，也未必能约束得了左近的至友亲朋。此番“卢武铉门”便是一例：司法调查已证实有受贿行为的是卢的兄长、夫人、子女和秘书，而行贿者，则为卢同乡世交——制鞋业者、泰光实业会长朴渊次。可叹上台之初，曾信誓旦旦地说“日后一旦发现了非法请托，我一定要让他身败名裂”的卢武铉，最终还是栽在了“请托文化”上。

　　第三，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过于残酷的党争，借助各自的同情媒体，动辄制造意识形态仇恨，使国民也分化为高度对立的不同阵营，彼此间缺乏起码的政治宽容。这表面上有利于当下的执政者，但实际上，政治恶斗的结果是两败俱伤，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胜出者，历届离任总统的可悲“下场”即是明证。

　　除此之外，韩国总统的权限大、任期长（5年），而制衡力量相对薄弱的政治学上的结构性缺陷，像一个放大装置似的，又强化了以上三点的负面作用。于是，总统本身往往成为各种问题的纠结。应该说，这是未来要在政治学和宪法上加以完善的地方。

　　韩国实现民主转型未久，其政治文化多有脱胎于专制极权的遗留，离真正的“清洁政治”尚有距离。公平地说，“卢武铉门”所涉嫌的问题金额，充其量是600万美元，且来自名不见经传的制鞋商所贿，与过去那种源于大财阀、动辄数亿美元的政治黑金已有程度之大别，但纵然如此，仍难逃舆论和法律的追究，必须承认，这本身就是韩国民主政治的进步。

　　在“卢武铉门”被曝光之前，去年底的政权更替，已经实现了“革新”与“保守”的风水逆转，卢所代表的左派政治理想主义事实上已被边缘化。而卢武铉倒下的悲剧，虽然暂时会博得一些舆论的同情，但显然不足以形成左翼政治卷土重来之势。但斯人以如此惨烈的形式，对自身责任彻底承担的决绝姿态，在挽回作为前总统的尊严与名誉的同时，如能让李明博政权“手下留情”，缓解“左”与“右”的意识形态张力，把政治宽容向前推进一步的话，不仅可告慰逝者，客观上，对自己及今后的执政者也不无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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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3日，正接受司法调查的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在其住所附近的山上登山时，跳崖身亡。韩国警方已认定卢系自杀。消息传开，举世震惊。韩检察总长林采珍表示，将终结正在进行的司法调查；现任总统李明博表示“难以置信，哀惜，令人悲痛”；青瓦台发言人宣布，将为卢武铉举行规格仅次于国葬的“国民葬”，以缅怀这位前总统。

　　就在卢自杀前，韩检方刚刚披露了其长女曾接受过40万美元贿款的案情新进展；而5月23日，原本是检方计划再次传唤前第一夫人权良淑的日子，并根据此次传唤，决定对卢逮捕与否的法律处置。卸任前总统在这样一个日子，以如此极端的形式自我了断，无论如何应该说是对一份沉重责任的彻底承担之举，而不是相反。而这种“责任”，除了正在调查、追究的法律责任外，还有道义和个人的良心之责。从死者留下的遗书来看，以这种堪称残酷的形式来“承担责任”的想法，当非一日之寒，而是“酝酿了很久的想法”。

　　自从黑金丑闻被曝光、受到当局的司法调查以来，卢武铉的情绪始终处于某种极度的压抑状态。一方面，虽然否认个人的知情和参与，但并不急于自我辩白，除了对国民的道歉外，基本保持缄默，连一直赖以与世界沟通的个人网站也停止了更新；另一方面，随着司法调查的深入，案情不断被披露，继兄长之后，对夫人、子女和秘书的司法处置几乎已板上钉钉。就算本人能侥幸躲过牢狱之灾，但不仅姑息、纵容左近染指腐败的道义责任难辞其咎，而且，舆论和政治反对势力的穷追猛打，是比坐牢还要严酷得多的惩罚。更可悲的是，出身寒微，靠勉力自学而自我发达，进而以“清洁政治”为卖点而成就左翼政权者，不但一世英名毁于一旦，而且在至爱亲朋几至“全军覆没”的晚年，何以面对内心并孤独地安度余生？可以想象，正是如此沉重的心理重负，构成了酿成悲剧的最后一根稻草。

　　韩国虽然有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残酷的党争，但既然斯人已逝，“死者为大”的东方民族的义礼人情会自动调节社会心理和舆论的方向，至少不至走向“ 鞭尸”的极端。不仅司法调查不日将终结，对卢的客观再评价也会浮出水面，并成为其葬礼上的盖棺之论。事已至此，卢本人到底是否清白，其实已经不很重要。重要的是，对悲剧背后的发生机制及其教训的思考，何以成为全社会共有的财富。只有这样，韩国民主政治沉重的一课才不枉演出一场，卢武铉的血才不会白流。

　　毋庸置疑，酿成卢武铉悲剧的是韩国堪称特殊的政治文化土壤。大致说来，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财阀、大企业与政府的粘连。政府打造企业航母，并以之为龙头，带动经济发展，此乃韩国经济起飞的秘密，也是以“汉江奇迹”为代表的一系列崛起神话的最大动因所在。但这剂猛药天生具有一个明显的副作用，那就是政治与财界粘连的问题：在80年代的军政时期，大财阀向总统提供巨额政治献金成为惯例。作为回报，政府为企业提供各种行政许可、认证及商业融资上的便利。这种不透明的利权构造是政治黑金的渊薮，90年代以后的政权，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并试图斩断。全斗焕、卢泰愚两位前总统之所以受到法律追究，应该说部分原因也是这种努力所致。尤其是卢武铉赖政权的最大卖点，恰恰就是不惜与保守腐败宣战的所谓“清洁政治”。但积重难返，斩断粘连谈何容易。特别是遭遇全球规模的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凋敝，大企业、大财团的作用又重新被强调，90年代已被削弱了的利权势力，又开始卷土重来。

　　第二，裙带资本主义风土，滋生“请托文化”的恶之花，政治地缘、血缘主义之繁盛，几乎无孔不入。而纵然政治家本人能洁身自好，也未必能约束得了左近的至友亲朋。此番“卢武铉门”便是一例：司法调查已证实有受贿行为的是卢的兄长、夫人、子女和秘书，而行贿者，则为卢同乡世交——制鞋业者、泰光实业会长朴渊次。可叹上台之初，曾信誓旦旦地说“日后一旦发现了非法请托，我一定要让他身败名裂”的卢武铉，最终还是栽在了“请托文化”上。

　　第三，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过于残酷的党争，借助各自的同情媒体，动辄制造意识形态仇恨，使国民也分化为高度对立的不同阵营，彼此间缺乏起码的政治宽容。这表面上有利于当下的执政者，但实际上，政治恶斗的结果是两败俱伤，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胜出者，历届离任总统的可悲“下场”即是明证。

　　除此之外，韩国总统的权限大、任期长（5年），而制衡力量相对薄弱的政治学上的结构性缺陷，像一个放大装置似的，又强化了以上三点的负面作用。于是，总统本身往往成为各种问题的纠结。应该说，这是未来要在政治学和宪法上加以完善的地方。

　　韩国实现民主转型未久，其政治文化多有脱胎于专制极权的遗留，离真正的“清洁政治”尚有距离。公平地说，“卢武铉门”所涉嫌的问题金额，充其量是600万美元，且来自名不见经传的制鞋商所贿，与过去那种源于大财阀、动辄数亿美元的政治黑金已有程度之大别，但纵然如此，仍难逃舆论和法律的追究，必须承认，这本身就是韩国民主政治的进步。

　　在“卢武铉门”被曝光之前，去年底的政权更替，已经实现了“革新”与“保守”的风水逆转，卢所代表的左派政治理想主义事实上已被边缘化。而卢武铉倒下的悲剧，虽然暂时会博得一些舆论的同情，但显然不足以形成左翼政治卷土重来之势。但斯人以如此惨烈的形式，对自身责任彻底承担的决绝姿态，在挽回作为前总统的尊严与名誉的同时，如能让李明博政权“手下留情”，缓解“左”与“右”的意识形态张力，把政治宽容向前推进一步的话，不仅可告慰逝者，客观上，对自己及今后的执政者也不无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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