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野航：我们人人都是精神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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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野航 | 评论(6) | 标签:精神病, 社会文化系统

五月二十九日，这一天阳光明媚。在百花潭公园的茶馆里，从法国归来的精神分析学家秦教授给我们一些常在一起聚会的朋友带来了他在治疗精神分裂症过程中的一些感受。对于精神分裂症，他是这样描述的：“人格是建构起来的，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而言，由于某种器质性病变，其建构的能力丧失了。他们很痛苦，这种痛苦并不因为别人把他当做疯子与否而改变”。

由于秦教授在法国精神病医院实习了三年，其间接触到了许多患者，他对精神病现象的认识较之我这种更偏向于从荣格与福柯的角度看待精神病现象的人少了许多浪漫的气息。他说，对于这些精神分裂症患者而言，各种精神病学的理论通常排不上大用场。给他们一些事情做，让他们肩负一些责任，是让他们不至于被幻象拖走而失去现实感是最好的治疗办法。

对于人为什么会患上精神病的问题，秦教授说现在精神病学家们还不能完全解答。尽管，完全解答这个问题显得那么地遥不可及，但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完全不能试图去解答。在秦教授的视角之外，我提出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不错，人格是建构起来的，人用以建构“自我”的那些社会/文化因素有着上万年的积累的历史。因此，对于一个被建构起来的“自我”而言，作为个体的人不过是那些有着上万年的积累史的社会/文化因素的代理者。因此对于一个被建构起来的“自我”而言，这个“自我”不能说是“我”的“自我”，我们所谓的“我”，不过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获得了自主性生命的社会/文化之“我”的体现而已。在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个体的“我”是没有资格“生病”的。“生病”的只能是那个作为社会/文化之“我”。也就是说，精神病现象与其说是一种病理现象，不如说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一旦社会/文化系统患上了“精神病”，作为个体的人的健康正常是不可能的。

就拿一个具体精神分裂症患者来说吧，在这个患者身上发生的事就好比一个人老是建不起一座房子。这个人为什么老是建不起一座房子呢？因为有些未知的力量在阻止他建好这所房子。那些未知的力量是怎样作用于一个人的呢？有两种可能。1 这个人心里有两套房子的蓝图、难以作出选择。2 这个人能够从外部世界找到的建房材料和他已经选择好的蓝图的不匹配、相矛盾。如果这个人缺乏强有力的抉择的能力的话，他所面临的矛盾处境会撕裂他，他将分别拥有相互矛盾的意志，却不会将任何一种意志贯彻到底。也就是说，他会假装采用两个相互矛盾的蓝图，并假装接受与这蓝图并不匹配的所有材料，却以不作为回避了对房子的实际修建。

一部电影中有一个镜头:一个女精神分裂症患者专注地跳着文革时代的舞蹈、而文革已经过去很久了。在这个患者身上所发生的正是上述的过程———当她全然地认同文革所给予一个人的身份以及意义感的时候，社会已经转向了。她既没有能力轻巧地随着社会而“转向”，又没有能力无视社会转型的影响而坚持自己由文革所“ 搭建”起来的自我，只好躲在一个幻想出来的仿佛依然存在的文革中，逃避那难以面对的社会转型的现实。其实，发生在电影中的女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的心理过程和发生在我们绝大多数从文革的时代走过来的人身上的心理过程并无本质的不同，只是表现形式与程度各异而已。

例如，那些曾经为社会主义理想而献出了自己的青春的国营工厂的工人们末了却因为社会的转型而下了岗。这一处境带来的震荡还不仅仅在于他们日后的生计成了问题，还意味着那些从小就教育者他们并构建者他们的人格的一切到头来竟然不过是一场虚幻的骗局。他们该怎样地和自己的过去相处呢？他们中的强者开始彻底否定那些曾经构建起他们的人格的一切而把自己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理想”的敌对者。“社会主义”所宣扬的一切，他们都加以鄙弃，“社会主义”所鄙弃的一切，他们都趋之若鹜。“社会主义”不是消灭了娼妓吗？好，为了和“社会主义”决裂，他们就疯狂地嫖妓；“社会主义”不是讲无私奉献吗？好，为了和“社会主义”决裂，他们就疯狂地为自己捞取物质利益、疯狂地践踏一切崇高的精神价值。这真应了那句过去语录：“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都反对”。

还有一部分弱者，他们没有力量去丢掉他们曾经信奉过的东西，他们也难以适应转型的社会所要求于他们的转变。为了解决这一难以调和的矛盾，他们到宗教或准宗教的集体幻想中，去求得他们过去人格的延续。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现在狂热地信仰着某种宗教或准宗教的人们的行为/思想模式和三十年前的社会行为/思想模式会惊人地相似了。

上述的前一种人，如果不把他们的行为/思想模式推向极端，我们是不会认为他们患上了精神分裂症的。相反，或许我们还会比较赞同。但冷静地分析这种行为/思想模式的话，我们会发现其中隐藏着巨大的针对社会的破坏性。甚至对于他们自己而言，也是不可持续的。我们之所以不把他们送进精神病院的唯一理由就是他们并不明显地突然地小范围地伤害他人和自己，他们只是悄悄地持久地大规模地伤害整个社会和自己而已！人格既然是被建构起来的，彻底拆毁自己身上过去的那一部分，迟早会将他们推向崩溃的深渊，在现实中，相应的事例并不少见。

上述的后一种人倒是时常会被我们的社会当做精神病患者。比如，据说一些精神病院里就“收治”了许多因信奉某种宗教或准宗教而被认为表现“极端”的人、许多依然信赖旧体制而不断“上访”的人。但一经冷静分析，我们会发现其实他们比前一种人更健康一些。因为他们并没有与自己的过去全然断裂，他们把对自己对社会的伤害降到了最低的限度。那么为什么他们反而更容易被当做精神病患者呢？

不是他们真的患上了精神病，而在于我们眼下社会的整个评判系统患上了精神病！如果，我们可以把我们眼下的整个主流社会/文化体系视作一个拥有人格的“人” 的话，我们将会观察到，这是一个多么的病态的“人”。他没有过去，或者说，他不能把他的过去整合到自身当下的存在意义中来，因此他是一个“失忆”的人；他疯狂的“吞吃”着他能吃下的一切，而一点也不考虑是否给自己的未来积攒一点吃的，因此，他也是一个没有计划、没有将来的人；他疯狂的模仿者别人的穿着却一点也不愿意理解别人穿着的意义。他因此是一个难以和他人交流的人；更糟糕的是：他依靠他自己的“手脚”并命奔跑着，却一点也不爱惜自己的“手脚”，甚至不断地伤害着自己的“手脚”。他因此也是一个喜好自残的人。这样的一个“人”从哪方面看都很有送进精神病院的必要。然而正是这个“人”———也就是我们眼下占据着主流的社会/文化系统，却从外部建构着我们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的人格！那么，我们每个人怎么能够抗拒成为精神病患者呢？

在阳光明媚的百花潭公园的茶馆里和精神病专家谈论精神病的本质是轻松而愉快的。然而当我认真地去思考精神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感到的却是万分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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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野航 | 评论(6) | 标签:精神病, 社会文化系统

五月二十九日，这一天阳光明媚。在百花潭公园的茶馆里，从法国归来的精神分析学家秦教授给我们一些常在一起聚会的朋友带来了他在治疗精神分裂症过程中的一些感受。对于精神分裂症，他是这样描述的：“人格是建构起来的，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而言，由于某种器质性病变，其建构的能力丧失了。他们很痛苦，这种痛苦并不因为别人把他当做疯子与否而改变”。

由于秦教授在法国精神病医院实习了三年，其间接触到了许多患者，他对精神病现象的认识较之我这种更偏向于从荣格与福柯的角度看待精神病现象的人少了许多浪漫的气息。他说，对于这些精神分裂症患者而言，各种精神病学的理论通常排不上大用场。给他们一些事情做，让他们肩负一些责任，是让他们不至于被幻象拖走而失去现实感是最好的治疗办法。

对于人为什么会患上精神病的问题，秦教授说现在精神病学家们还不能完全解答。尽管，完全解答这个问题显得那么地遥不可及，但并不意味着这个问题完全不能试图去解答。在秦教授的视角之外，我提出了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不错，人格是建构起来的，人用以建构“自我”的那些社会/文化因素有着上万年的积累的历史。因此，对于一个被建构起来的“自我”而言，作为个体的人不过是那些有着上万年的积累史的社会/文化因素的代理者。因此对于一个被建构起来的“自我”而言，这个“自我”不能说是“我”的“自我”，我们所谓的“我”，不过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获得了自主性生命的社会/文化之“我”的体现而已。在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个体的“我”是没有资格“生病”的。“生病”的只能是那个作为社会/文化之“我”。也就是说，精神病现象与其说是一种病理现象，不如说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一旦社会/文化系统患上了“精神病”，作为个体的人的健康正常是不可能的。

就拿一个具体精神分裂症患者来说吧，在这个患者身上发生的事就好比一个人老是建不起一座房子。这个人为什么老是建不起一座房子呢？因为有些未知的力量在阻止他建好这所房子。那些未知的力量是怎样作用于一个人的呢？有两种可能。1 这个人心里有两套房子的蓝图、难以作出选择。2 这个人能够从外部世界找到的建房材料和他已经选择好的蓝图的不匹配、相矛盾。如果这个人缺乏强有力的抉择的能力的话，他所面临的矛盾处境会撕裂他，他将分别拥有相互矛盾的意志，却不会将任何一种意志贯彻到底。也就是说，他会假装采用两个相互矛盾的蓝图，并假装接受与这蓝图并不匹配的所有材料，却以不作为回避了对房子的实际修建。

一部电影中有一个镜头:一个女精神分裂症患者专注地跳着文革时代的舞蹈、而文革已经过去很久了。在这个患者身上所发生的正是上述的过程———当她全然地认同文革所给予一个人的身份以及意义感的时候，社会已经转向了。她既没有能力轻巧地随着社会而“转向”，又没有能力无视社会转型的影响而坚持自己由文革所“ 搭建”起来的自我，只好躲在一个幻想出来的仿佛依然存在的文革中，逃避那难以面对的社会转型的现实。其实，发生在电影中的女精神分裂症患者身上的心理过程和发生在我们绝大多数从文革的时代走过来的人身上的心理过程并无本质的不同，只是表现形式与程度各异而已。

例如，那些曾经为社会主义理想而献出了自己的青春的国营工厂的工人们末了却因为社会的转型而下了岗。这一处境带来的震荡还不仅仅在于他们日后的生计成了问题，还意味着那些从小就教育者他们并构建者他们的人格的一切到头来竟然不过是一场虚幻的骗局。他们该怎样地和自己的过去相处呢？他们中的强者开始彻底否定那些曾经构建起他们的人格的一切而把自己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理想”的敌对者。“社会主义”所宣扬的一切，他们都加以鄙弃，“社会主义”所鄙弃的一切，他们都趋之若鹜。“社会主义”不是消灭了娼妓吗？好，为了和“社会主义”决裂，他们就疯狂地嫖妓；“社会主义”不是讲无私奉献吗？好，为了和“社会主义”决裂，他们就疯狂地为自己捞取物质利益、疯狂地践踏一切崇高的精神价值。这真应了那句过去语录：“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都反对”。

还有一部分弱者，他们没有力量去丢掉他们曾经信奉过的东西，他们也难以适应转型的社会所要求于他们的转变。为了解决这一难以调和的矛盾，他们到宗教或准宗教的集体幻想中，去求得他们过去人格的延续。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现在狂热地信仰着某种宗教或准宗教的人们的行为/思想模式和三十年前的社会行为/思想模式会惊人地相似了。

上述的前一种人，如果不把他们的行为/思想模式推向极端，我们是不会认为他们患上了精神分裂症的。相反，或许我们还会比较赞同。但冷静地分析这种行为/思想模式的话，我们会发现其中隐藏着巨大的针对社会的破坏性。甚至对于他们自己而言，也是不可持续的。我们之所以不把他们送进精神病院的唯一理由就是他们并不明显地突然地小范围地伤害他人和自己，他们只是悄悄地持久地大规模地伤害整个社会和自己而已！人格既然是被建构起来的，彻底拆毁自己身上过去的那一部分，迟早会将他们推向崩溃的深渊，在现实中，相应的事例并不少见。

上述的后一种人倒是时常会被我们的社会当做精神病患者。比如，据说一些精神病院里就“收治”了许多因信奉某种宗教或准宗教而被认为表现“极端”的人、许多依然信赖旧体制而不断“上访”的人。但一经冷静分析，我们会发现其实他们比前一种人更健康一些。因为他们并没有与自己的过去全然断裂，他们把对自己对社会的伤害降到了最低的限度。那么为什么他们反而更容易被当做精神病患者呢？

不是他们真的患上了精神病，而在于我们眼下社会的整个评判系统患上了精神病！如果，我们可以把我们眼下的整个主流社会/文化体系视作一个拥有人格的“人” 的话，我们将会观察到，这是一个多么的病态的“人”。他没有过去，或者说，他不能把他的过去整合到自身当下的存在意义中来，因此他是一个“失忆”的人；他疯狂的“吞吃”着他能吃下的一切，而一点也不考虑是否给自己的未来积攒一点吃的，因此，他也是一个没有计划、没有将来的人；他疯狂的模仿者别人的穿着却一点也不愿意理解别人穿着的意义。他因此是一个难以和他人交流的人；更糟糕的是：他依靠他自己的“手脚”并命奔跑着，却一点也不爱惜自己的“手脚”，甚至不断地伤害着自己的“手脚”。他因此也是一个喜好自残的人。这样的一个“人”从哪方面看都很有送进精神病院的必要。然而正是这个“人”———也就是我们眼下占据着主流的社会/文化系统，却从外部建构着我们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的人格！那么，我们每个人怎么能够抗拒成为精神病患者呢？

在阳光明媚的百花潭公园的茶馆里和精神病专家谈论精神病的本质是轻松而愉快的。然而当我认真地去思考精神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感到的却是万分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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