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瀚：提起公诉前的一点小结 [邓玉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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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日

目前，从程序上看，邓案会暂告一段落，虽然不知道有多长时间。关于此案的程序
与实体、调查与真相、民意与官意有些想法，写出来供大家讨论。


1.【真相尚未全部呈显】


这是邓案至今最大问题所在，虽然社会舆论基本上心中有杆秤，甚至可能推测个八
九不离十，但最有份量的调查结果却没有出现。回想孙志刚事件，最后之所以有中
央尊重民意的决定，决定性的功劳在于《南方周末》2003年3月27日的那篇详细报
导。民意再汹涌，缺乏有份量的事实披露，也是枉然。夏霖、夏楠提交的《控告书》
显然是一份转述邓玉娇意思的事实披露，但也因其转述性质，份量被打折扣。


2.【当前中国地方官僚的特点】


在激起全国性民愤的事件中，地方官僚应对的方式，根据不同情况会有两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事实全面披露型模式”，他们的应对方式就是基本顺从民意（孙志刚
案、谭卓案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模式）；第二种模式是“事实模糊型模式”，他们的应
对方式一般是连环撒谎、掩盖真相、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涉嫌严重犯罪的强势
者最多是象征性地高高举起、轻轻放下（高莺莺案、邓玉娇案为典型）。


根据上述情况，社会各界在关注此类案件时，最关键、最核心该做的就是尽可能地
想办法披露真相，只有真相才能使正当的民意诉求有效兑现。当代中国官僚主义应
对突发事件都会经历三个特征阶段，一是不知所措，此阶段他们反应慢；二是一旦
反应，扼杀真相的效率很高；三是一旦作出决定，恶无返顾，绝不更改，明知错了
也不改。所以，只有在第一个回合就实施决定性出击——也就是呈现真相，民意的正
当诉求才可能获得有效兑现。


3.【什么是民意诉求的有效目标】


追求正当程序是民意诉求的有效目标。以实体性的结果，例如无罪释放、有罪判决
等等，这些诉求在历次民意大潮中当然是主流，而且为事情的解决作出巨大贡献，
但最有效的民意诉求目标却不是实体性诉求——尤其因事实真相模糊不清，许多人因
缺乏法律常识，不懂得如何通过法律正当程序追求实体结果，对案件的实体问题轻
下断言，往往害处很大——这便是所谓的舆论审判。2003年末的刘涌案就是非常典型
的民意促退法治的经典案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那时候的争论文章，也包括我
的）。一句话：实体诉求过于冒险，即使获得成功，但未必符合正义。程序正义是
实体正义之母。


真正有效的民意追求目标应该是程序性的，即正当程序原则的贯彻与实施：未经正
当程序的审判，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财产、自由和生命。这是现代法治最基本的精
神，也是最基本的宪政原则之一。正当程序包括一系列制度设计，例如司法独立、
控辩平等的案件调查权、证据共享、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警方侦查时的律师在场
权等，由于中国尚未建立这一原则及其制度安排，往往只能依靠舆论和律师从这些
重大案件的突破中去推进这一制度。


4.【律师身负特别重任】


由于缺乏言论自由，缺乏对公权力的监督机制，缺乏正当程序，一旦真相被掩盖，
事情就变得很麻烦。因此这些案件中媒体和律师的工作都很艰难，《刑法》306 条款
是个巨大陷阱，《刑诉法》33条是恶法，尽管如此，依然有望通过天赋的律师信息发
布权去推进案件进展，拱破掩盖真相的黑幕，这回夏霖、夏楠律师都做得非常出色。


这个时代无数的“邓玉娇事件”对律师提出了特殊要求：不但要刑辩技术过硬，还得
有胆有识，能决断，甚至还要有调度能力的帅才；不但能周旋于纷纭刑案，还得有
能力从容面对媒体等社会性聚焦；不但要有最起码的正义感，还得有实现正义的智
慧和担当能力。特定时候，为实现正义，甚至要以自己的自由为可能的代价（当然
这类案件中的律师反倒可能比无名刑事案中更安全，因为他们也在全国瞩目之
中）。所以，这样的刑辩律师确实不是普通律师能干的，而是英雄干的。这回浦志
强律师在巴东的收尾工作就做得非常杰出，是此类案件的经典范例，虽然此事还到
不了要他去当英雄的地步，但他的大气和智慧已经呈现得和清晰。


面对这类案件，律师没有资格出错——它们往往直接关涉当事人的自由甚至生命，因
此，代理此类案件之前，律师应该慎重考虑，而不是仅仅出于正义的激情就贸然接
手，一旦接受代理，便要全力以赴，准备好经受一切不利于自身的可能后果。刑辩
律师好比外科大夫，智慧和技术水平不够，病人就可能死在手术台上。任何律师没
有义务涉险办案，但在中国目前司法以及恶劣的律师执业环境下，如果对风险事先
就有考量，那么对他们的要求就不是普通律师的要求，无论他们能不能接受这一苛
刻的条件，他们都要接受——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这次夏霖、夏楠律师在办理
此案过程中，已有很好的经验，例如行使正当的信息发布权。


5.【给媒体一点忠告】


零度写作、平衡报导都是当代传播学上被推崇的基本规范之一，零度写作方面，
2003年3月27日，《南方周末》那篇关于孙志刚事件的报导，是此中翘楚，记者首先
是人，他们一样有七情六欲，但那篇报导中，记者个人的所有愤怒都被似乎不动声
色的事实叙述替代了，由此既履行了记者的天职，又实现了正义。


平衡报导问题，我在本系列评论之十已谈过，再复述一遍：


由于中国的刑事司法程序是一种控方享有程序特权的司法程序，因此，它对犯罪嫌
疑人十分不公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报导者不懂这基本弊病，片面追求所谓技术
性的平衡报导，便是机械、变态的“平衡报导”，而不是言论自由下、宪政制度下的
平衡报导，它必将是损害邓玉娇合法权益的，因此，出于一种校正性正义的需要，
必须对代表控方的公权力有更多的警惕和质疑。


在任何情况下，报导案情进展要有保护邓玉娇合法权益的底线，因为政府控制了几
乎所有司法资源，他们在如此强大国家机器的护卫下，如果新闻界还在那里做不利
于邓玉娇的报导，那简直是脑子进水，落井下石。即使有确凿证据证明于邓玉娇不
利的事实，也可以在案件终结之后再来报导。搜集邓玉娇的罪证，那是控方的事
—— 不要给强权锦上添花，要给弱民雪中送炭。


上述都是基于基本宪政精神，即以监督权力的姿态促成权力和权利的动态均衡，是
当代媒体人应该心会的常识。


另外，媒体人有抢新闻的行业竞争习惯，这在邓玉娇事件之类的案件中有利有弊。
抢新闻会使得此类案件在第一时间获得曝光，引发社会关注，因此功不可没，此其
利；新闻靠抢才能得头筹，许多内容缺乏深度调查就发布，这会导致掩盖真相者被
打草惊蛇而实施反击，这样一来，揭露真相就变得异常困难。依然以孙志刚案为
例，那个案件的南周报道，事实依据扎实可靠，几乎完美无缺——不出手则已，一出
手即赢了大满贯。媒体同仁应该很好地学习孙案经验，在报导上形成自律负责的共
同体，才能对重大事件有真正的贡献。


6.【舆论钳制中的微妙出口】


中央也需要了解舆情，所以舆论钳制一般不会在舆论刚起来的时候就全面封杀，封
杀令一般在主要真相浮现之后才开始的，但是，如果真相尚未显现，舆论就风起云
涌、不可遏制，真理部还是会出手钳制，因此，真相一定要尽可能尽早地揭露——这
就只能靠媒体和律师了，这需要抢时间。


7.【给社会一点忠告】


遇到邓玉娇事件这样的事，同情、悲愤，都是正常的，但最好不要仇恨，也无需过
于扩张谴责。推进公民社会，需要每个人的良知和智慧，因此，理性、和平、非暴
力……等都是很重要的基本素养，不盲目乐观，也不盲目气馁，不狂热，也不冷漠，
原则问题上（例如正当程序问题）不妥协，细节问题上可商量，学会在微笑中温和
而执著地坚持。


8.【质疑法律界】


其一，质疑刑法学界，我很惊讶，多年来，刑法学界在面对有重大影响的刑事案
件，刑法学界的头面人物们基本上是哑巴，这是刑法学界的耻辱，也是法学界的耻
辱，此次刑法学界不但没有支持正当程序的像样言论，反倒出了高一飞教授那些匪
夷所思的言论，真是耻中之耻；


其二，质疑律师界——当然首先要向夏霖、夏楠、浦志强、李劲松等律师致敬。除此
之外，还有一些律师朋友也在其中发挥了正面的作用，不再列举名字。但是，一个
严重的问题是，律师界里不少人可能掌握的法律条文以及细枝末节的技术能力不
错，但是在大局宏观把握水准上一塌糊涂。他们把中国刑事法律中钳制律师发挥作
用、剥夺或限制犯罪嫌疑人的那些恶法规定，作为批评夏霖、夏楠律师的根据，这
样做不但脑子进水，而且在实际效果上落井下石，有些批评一看就知道他们只是糊
涂、不懂，因此，希望这些律师们在业务上学习正确的正义之学，而不是打着法学
或者律师的招牌便以为自己真的可以替天行道了。对他们有必要再重申一遍我在评
论十三里说过的一段话：


中国的法律体系，由于笼罩在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之下，所以有大量条文是敌我思
路下拟定的，而不是从保障公民权的思路来拟定的，因此，如果看不清这个基本
点，懵然无知于这个基本常识，在中国学了法律弄不好比不学之前更不懂法的精神。


暂时先想到这些，以后有新想法再说。


邓玉娇事件尚未落槌，还需要我们一如既往地关注，正当程序不会从天而降，只有
在许许多多类似邓玉娇事件的案件中不屑地追求，它才可能诞生，也才可能为千千
万万的邓玉娇们（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邓玉娇）提供基本的司法安全。


2009年6月2日于追远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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