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没有英雄的“过渡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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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第82期发表《过渡时代论》，开篇即指出：“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故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他他以饱满的激情，以他特有的极富感染力的文字呼唤英雄的出现：“时势造英雄耶？英雄造时势耶？时势英雄，递相为因，递相为果耶？吾辈虽非英雄，而日日思英雄，梦英雄，祷祀英雄。英雄之种类不一，而惟以适于时代之用为贵。故吾不欲论旧世界之英雄，亦未敢语新世界之英雄，而惟望有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之英雄”。

在20世纪的历史地平线上，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一大批志士仁人应运而生，缔造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蔡元培、张元济、张謇等位居庙堂的知识分子告别朝廷，开创了独立的近代事业，稍晚一些的陈独秀、胡适、鲁迅等披荆斩棘，书写了有声有色的新文化运动。梁启超本人无疑也是百年前第一次过渡时代的英雄。但中国的过渡并没有因为这些杰出人物的出现而结束，站在他们面前的是袁世凯，是大大小小有枪便是王的军阀，是鲜廉寡耻的官僚、政客、猪仔议员，是把中国玩弄于股掌之上的蒋介石，是深喑“枪杆子里出政权”之道、自比秦始皇的风流人物，更不用说把坦克开上街头的人儿……，他们成了过渡时代真正的主宰，他们让一切英雄的努力付之流水。从1901年到2003年，百年一梦，中国至今不过是一个不折不扣过渡时代。

胡、赵一去不复返，多少人望眼欲穿，期盼着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总是水月镜花，如同“等待戈多”。在这样的过渡时代，朝廷既没有戈尔巴乔夫，民间也不会有瓦文萨、哈维尔、米奇尼克式的人物，有的是名列朝堂的富商巨贾，有的是富可敌国的官僚豪门，有的是捧场的张艺谋、张纪中之流，有的是要求入党的北大学子和美女明星，有道貌岸然的名流学者，有刻意精心包装的英雄……，这是我们这个过渡时代特有的怪现状。我们没有吴趼人，所以也不会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有的是歌颂暴君、把肉麻当有趋的《英雄》，一部《国画》不过露出了腐朽官场的冰山一角，竟然也不见容于当道，所以只能有余秋雨的“大散文”和美女的“小散文”的盛行。任何批评都是不允许的，除了服从、沉默、腹诽，除了帮忙、帮闲，除了做一个温良恭俭让的看客，没有其他选择，这是过渡时代不成文的铁的法则，高于一切有文字的宪法、法律。

在这个被鲜花、谎言装点成前所未有的盛世一般的过渡时代里，朝不保夕、为温饱而苦苦挣扎的农民、工人，城市与农村之间依然有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不要说没有参与政治的权利，连说话的权利也没有，所有媒体都是朝廷垄断的，朝廷有着无限的权力，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法律常常成为一种装饰、一种只用来对付弱者的有力工具，而不是所有人权利的保障。“处女嫖娼案”层出不穷，17岁的少女被诬陷入狱，和十七个男人同关一室，受尽凌辱，求告三年无门，最终的胜诉又能怎么样？——迟到的正义等于无正义。过渡时代的媒体每天都告诉我们，我们生也何幸，赶上了这样的好时代，那是中国有史以来最美好的盛世，所以我总是一再地想起龚自珍为晚清下的断语，他说那是一个“衰世”，“衰世”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什么都装得像“盛世 ”，一语道破天机，让无耻者无处遁形。过渡时代是希望的时代，此岸的一切都让人痛苦，诺亚方舟将把我们载向彼岸。过渡时代是无望的时代，此岸到彼岸，茫茫大海，百年未能跨越。过渡时代是绝望的时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无论社会怎么进步，都无法触动无限权力这根神经。中国怎么也摆脱不了帝王政治的阴影。我不是一个盲目的乐观主义者，有人说难道你不懂得物极必反、否极泰来？我想，也是，一百年了，过渡时代终将告终，梁启超呼唤英雄造时势，在看过无数英雄的故事后，我想，靠英雄的时代注定已一去不复返了，世上本无救世主，要结束过渡时代，只有靠我们自己，每一个普通人，做一个人，像一个人一样站起来，认识到人的尊严、权利和价值，不再拜倒在任何皇上、青天大老爷的脚下，不再盲从圣旨、伟人语录、明星的片言只语，在“皇帝的餐桌”之外开始我们自己的生活，这是走出过渡时代的必由之路。         

                                           2003年1月31日农历除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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