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颂：高考弃考有理，读书日益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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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１万多名高三学生在高考前夕决定弃考的消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教育部的一项数据表明，这只是小巫见大巫，因为今年约有８４万之众的应届高中毕业生不参加高考。在此之前，通过读书、通过高考进入高等学府深造一直是众多平凡学子改变自身命运的最主要途径。而今，不禁要反思，到底在哪里出了问题？在此略作浅析：

　　第一，高考本身的公平性受到质疑。这一问题早在多年以前就成为一大热门话题，而今仍得不到有效解决。具体而言就是各省高考的难度不同。如北京 450分左右就能够进入重点大学，而山东、广东等省份这个分数的考生连普通本科院校都不能进入。如此不公平的事实，多年得不到解决。目前这种不公又有加剧的态势，因为北京等省市，明知理亏，干脆弃用全国试卷而改用自己命制的试题，这样一来就没有可比性了，而不公平性却越来越严重。

　　第二，高考舞弊现象非常严重。这一点是笔者近几年通过调查得知的一项重大变化。2000年之前的高考，虽然整体上存在公平性的问题，但在考场纪律这点上，很少出现大的偏差。进入本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三年，高考舞弊十分猖狂。如今年发生在吉林省松原地区的舞弊者围攻公安局屏蔽车、殴打监考老师，教师倒卖舞弊器材等事件实在令人“拍案叫绝”。令人发指的是，某些地区的高考舞弊已经形成了“一条龙”服务，各个环节均联系紧密，“有条不紊”。省与省之间的差异导致整体不公平，舞弊现象导致个体不公平——这还是一国最重要的考试吗？不参加也罢。

　　第三，高等教育培养质量下降明显。上世纪末，在各方面条件尚不充足的情况下，国家决定开始进行至今已连续10年的高校扩招。在最疯狂的几年，每年高校扩招的幅度竟接近50%，这无异于一场笑话。结果学生来到了大学，而各方面软硬件设施却没有跟上，导致培养质量明显下降。

　　第四，就业压力急剧增加的影响。对于高考考生减少是因为就业难的说法，教育部予以否认，并坚持认为，报考人数减少，主要原因是适龄人口总量的下降。这实在是无稽之谈，即使按照教育部的说法去分析，这一观点也不能成立——因为适龄人口总量的下降的比率远远小于高考人数下降的比率。按照教育部的说法，高考人数的下降和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增加是没有关系的。有没有关系，地球人都知道。

　　第五，不公平可以接受，培养质量下降可以接受，就业压力增加也可接受，而收入与产出不成正比就不能接受了——这也是笔者认为的高考弃考的最重要原因。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高考、读书也如同做生意，也是要讲求收益的。在立志报国、建设社会这些冠冕堂皇的词语之下，无论是学生，还是学生家长，总有自己的“小算盘”，这无可厚非，因为出人头地的想法本身就具有积极的意义。

　　收入与产出不成正比。即使居民纯收入连年增加，2008年中國农村居民纯收入也仅仅为４７６１元。而高校的学费早在十年之前就已达到每年 4000元以上，这对于普通家庭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笔负担（每名大学生大学期间总的花费一般要达到4万上）。“藏富于国”的体制问题应该改一改了。今天，我们已具有了20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向IMF购买外汇出手便是500亿美元。而据测算，若高等教育实行免费，每年财政上的投入仅需95亿美元左右。我们已经具备了这个财力，到了让全体人民享受更多改革硕果的时候了。遥想明末，虽然崇祯整日为财力不济而发愁，但李自成进京后还是掠得了七千余万两白银，倘若提早用此赈济灾民，效果要比发一百个《罪己诏》好得多。不得不记住这个教训，否则距重蹈覆辙也就不远了。

　　投入大一些如果能有较好的产出也就罢了。然而高等教育对个人前途的影响式微，众多高校毕业生走出校门后发现本专科学历对自身命运所起到的影响越来越衰弱，反之，社会关系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却越来越大。大学生“毕业即失业”已非个别现象，即使勉强就业，仍有相当数量的大学生其收入尚不及农民工。让大学生转变就业观念，怎么转变？四年大学的投入需要毕业后10年的辛苦工作去收回，又有谁还会去买账？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目前的局面，也是在中國人注重读书、注重高考的传统之下取得的，如果没有这个传统，情况会更糟。而官方正是看透了国人的这一心理，才会屡屡采取“欺民之策”。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历来不反对读书。只是目前读书对大多数读书人而言，已经没有了神奇的功效。在此仿用“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古训：读则清华北大（全国重点亦可），弃则抓紧回家。莫上了这条看不到尽头的贼船。

　　作者:李颂

中国报道周刊, 2009-06-20.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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