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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林广记·古艳部》有一寓意深刻的“黄段子”,原文如下:
一官升职,谓其妻曰:“我的官职比前更大了。”
妻曰:“官大,不知此物亦大不?”
官曰:“自然。”及行事,妻怪其藐小如故,官曰:“大了许多,汝自不觉着。”
妻曰:“如何不觉?”
官曰:“难道老爷升了官职,奶奶还照旧不成?少不得我的大,你的也大了”(感谢网友niuer提供原文出处)。
表面看,这让人笑得满地找牙的段子与“大言”并无联系,实际上这恰是“大言”的最高级形态,也最有研究价值。而数“风流大言”,则绝对是当代多得紧,也真实得紧——有名有姓。
几年前赵忠祥和张淋打“皮鞋官司”。
赵说,这“破坏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你说这赵忠祥究竟算干嘛地,敢如此妄说,把个人名誉权与国家的稳定紧密联系在一起?就算你能全权代表中央电视台,也不至于上纲上线到这个程度吧。
从法理上讲,这话确实狗屁不通。不过,如果说这是纯粹是大话唬人又不尽然。在最新一期《三联周刊》上,赵与三联周刊记者的对话实录也表明,长年的体制化生存是如何培育“妄人思维”的。赵仍然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说什么咱们是做精神文明建设的,就更应该有美好的憧憬。精神文明是中央电视台交给我的任务,中央电视台给我的每个栏目我好好完成,我就是精神文明的建设者了。中国的一些不规范的娱记都是唯恐天下不乱,这叫“窥私逐臭”。从这里可以看出,赵忠祥对自己的舌头“定位”一直未变,事实上宣传机器对他的角色规定性要求也是如此。所以说,他的“大言”并不是全无依凭凭空臆出来的。
“大言”和“谎言”之间有着相当微妙的区别。
天门市著名的“五毒书记”——贪官张二江为这一微妙区别提供过精彩实例。张二江被“双规”后说:“没有我天门非乱不可。”“抓我会造成湖北经济的重大损失。”“不放我回去,天门160万人民怎么办?”
这话现在听来全国人民都要掩口。但这笑话的背后也同样并非全无依凭,张二江在任时就通俗地阐释过它的内在逻辑:“在中国没有实现共产主义之前,办事不靠老上级、老朋友、老同学、老同事是不行的。”
试想,官场上下都是自己人,在任自然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感觉也就无所不能了;反之,一旦失势倒台,又如何不“牵一发动全身”,真是想不乱一阵都不可得。这就是早有人总结过的“全能政府(官员)”的一体两面。这也是许多人一旦当了官,自我便急剧膨胀,感觉便急剧良好,甚至本人的牛子、老婆的也必须瞬间膨胀变大一号的原因。
所以,“大言欺世”最需细察的是,那个“欺”字不宜理解成“欺骗”,理解成“欺负”更恰当。在“皮鞋官司”中,无名小记张淋社会影响力远比赵忠祥低,所以张淋说不出“稳腚压倒一切”,只有赵有资本和底气这样大言。
今年湖南嘉禾县政府介入商业拆迁,并诉诸暴力,危及千余家县民生存,此案轰动全国,嘉禾县政法委书记周贤勇在此案中又把“大言欺世”做了更淋漓尽致的展示。
一百年前,老佛爷说:“谁让我一时不痛快,我就让他一辈子不痛快”。
一百年后,芝麻官周贤勇大言:“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
慈禧没有说大话,周贤勇也没有。别看芝麻官不大,对付嘉禾的子民足够了,这个狗官搞得无数县民无处安身,还暴怒地说:“你要来威胁我那是不行的,你打死我是谋害国家干部;你来打我,我还手了那是打死反革命分子。”
这是不是让你想起了“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同理,绝对权力在手,要不想“大言欺世”都难。
官场如此,其他领域也没法好了。近有艺人牛群、张艺谋风头十足,下面看看他们的大言。
先录牛群大言两则:
“我和焦裕禄书记不一样,他和百姓一起受苦,我要带着蒙城百姓致富,让百姓腰包里的钱多涨些,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我是自带草料来挤奶的,不为名,不为利,为的是回报蒙城人民的厚爱,脚踏实地地为老百姓做点实事。”
这牛群究竟算是干嘛的?县长乎?艺人乎?他在蒙城欠了一屁股债最近被媒体曝光,很有不少人为他鸣冤叫屈,认为他是好心办了坏事。但牛县长有何冤何屈?他本人身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一份子”,公然参与党纪国法早就明令禁止的官商不分的罪恶游戏,何屈之有?
真想为牛县长“叫屈”,我觉得也有可为他一辩之处。那就是牛县长满嘴跑火车时,可能真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哩。本来打的就是名人牌,名人效应嘛!这一二十年来,靠名人效应“晕钱”大获成功的例子确实不少,信者甚众。想那牛县长赴任伊始的风光场面意,他的感觉与那笑林故事又何异?
再看张艺谋。这个张艺谋导演的片子现在是不能批评的,按张艺谋的大言,批评他导演的电影,就是打击民族电影工业。这与赵忠祥的“稳腚说”是不是十二分神似?
还别说,今天很多蠢人相信这样的说法,权力机关也是这样干的。虽说中国已经加入了什么WTO,却为了保护以张艺谋为代表的“民族电影工业”,今年7月,喜欢看电影的中国公民都惨遭了由电影局亲自主持的、公开的、时间长达半个月的“十面伏击”。在此期间,电影院一律不得放其他进口电影!
大言能够欺世,必有相应的社会背景。
当年“中国首富”牟其中扬言要在喜玛拉雅山脉炸个大口子,引入印度洋的暖湿气流,湿润干燥的大西北,信者甚众。为什么?这家伙确实能从银行里“晕钱”啊!而且发明了“借银行的钱可以不还”的理论。牟其中如果能量足够大,晕来的钱足够多,还别说,他也就未必不能到喜玛拉雅开工炸山,让你见识见识有钱能干多大的蠢事。后来的兰州不就这么干了吗?
我曾用《炸平珠穆朗玛》调侃过“中国首富”。他的写作班子不干了,把洋洋洒洒五千辩言发到登我杂文的报纸(人民日报海外版)要求刊登,辩言中就有这样的内容,说这建议受到过某高层领导的重视云云,虽然我无处考证此话虚实,但拟采信。那家报纸编辑转来的辩言让我也开了回眼——真是精彩啊!堪称“大言欺世”的又一个绝好注脚。
2004/7/31
(待续)
把中国搞垮的办法——言欺世与谎言立国(中)
把中国搞垮的办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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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国搞垮的办法(中)_大言欺世与谎言立国
上篇所述“大言”,举的例子还只能算小儿科。更厉害的是下面这样的说法。
“宁失千军,不失寸土”?
如果仅抠字眼,那就得谢天谢地了。因为被这一大言牵连进来的只限于“官兵”,还没把老百姓拖进来。但常识告诉我们,无论什么战争,也无论正义与否,老百姓不被拖进来是不可能的。更要命的是,有些国家发动战争是不需要百姓同意的。判断一个国家发动战争是否取决于国民意志,其实不难,听听这个国家的宣传机器都有哪些大言就够了。
比如——“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如何如何……”
什么叫不惜一切代价呢?
什么人,什么体制能不惜一切代价呢?
除了皇帝、独裁政体,哪个国家机器的掌控者敢这么说呢?
一旦某个统治者敢说这样的话,它意味着什么呢?
显然,至少在逻辑上讲,这大言的“底线”是不惜所有草民(国民)死光光的。有人胆敢这么说,符合逻辑的推论,就是他要这么干,老百姓也没挡不住。
话说回来,奴化教育要是做到了家,奴隶们对这样的说法就未必一夕数惊。非但不惊,甚至也跟着奴隶主一齐豪情万丈起来。古往今来,有许多史实可以证明,奴仆和主子在这方面的“互动”,一开始的表现总是非常良好的,它在最初的时刻,总会让你心潮澎湃得大有“众志成城,试看天下谁能敌”的豪迈感,就像吃多了摇头丸,坚信没有什么人间奇迹是不能创造的。就像“亩产万斤”的神话,不搞到死几千万人是决不会收兵的。
中国人对这类充满血腥味的大言是非常熟悉的。
什么“头可断血可流,某某思想不能丢”;
什么“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什么“刀山敢上,火海敢闯”。
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或国家,只要足够多的人受过这种严格的催眠术治疗,吃饱了这种“精神原子弹”,那些惊世大言就成立了。
“民不畏死,奈何?”这话不仅对统治者有效,对邻国也是很有效的,比如人体炸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这方面,我们与原教旨主义分子相比,是一点也不逊色的。
中国虽然不是一个有宗教信仰传统的国家,但中国特色的“忠君爱国”也是非常厉害的。几千年来,中国人的一切功名,都是建立在这个牢不可破的基础之上的。皇帝号召“文死谏,武死战”,虽然滑头的居多,但也从来不缺火中取栗的“功狗”。
马谡不甘只当幕僚,想上战场博功名,于是申请守街亭。孔明不放心,问他拿什么担保街亭不失?马稷说:如辱使命,乞斩全家。
奴才的义无反顾——不惜一切代价,连自家人都抵押上去了,想想有多恐怖,这个故事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比起马谡,明初大儒方孝儒的境界就更高了。
明朝初年,朱元璋死,其孙继位(惠帝)。后来燕王朱棣(明成祖)不满权力被削,率兵杀入南京,夺了鸟位。此后,朱棣为如何才能名正言顺地继大统而苦恼。有大臣说:只要方孝儒肯归顺,就不怕人心不归。于是朱棣去劝方孝儒。方孝儒不从,还在纸上直书“燕曲篡位”四字。朱棣曾耐心地教导方孝儒说,那是我自家事,你何必较真?方孝儒依然不从, 朱棣说,你不怕灭九族么?方孝儒说,“灭十族又何妨”。
其实朱棣说得非常正确——那确实是皇室自家的事!
家天下!家天下嘛!确实如此,皇帝自家人相互残杀,究竟关你什么鸟事?
但奴才的思维不是这样,方孝儒就是要“头可断,血可流,正统思想不能丢”。不但自己誓死如归,把有血缘关系的九族性命全搭进去,还把“第十族”——他的无数学生也被拖上法场,好几百口人掉了脑袋。
方孝儒代表方姓家族,学马稷“乞斩全家”也罢了,可是他还不满足,为了维护法统,他是不屑征求他学生们的意见的:“我要代表你们和篡贼抗争到底,你们同意不同意与我共死?”
1996年,在《随笔》看到一篇讴歌“知识分子气节”的文章,此文极尽肉麻地赞美方孝儒宁死不屈的“气节”。几千年奴化教育真是硕果巨大,影响深远。
20世纪以来,不少国家都号称民主共和,号称人民当家作主了,那么情况是否好多了呢?这就要具体国家具体分析。
比如萨达姆。当年萨达姆以“百分之百”的选票当选总统,境外舆论哗然。其实我倒是觉得怀疑这选举的真实性的意义不大。因为公开反对的几乎不存在,即便露了头,有很快会被消灭的,因此萨达姆要保证高票当选并不困难,这一点小布什之流是永远望尘莫及的。
何况,独/裁机器要在肉体上消灭某人,证据从来不是问题。中国古代就发明过“腹诽”,意思是肚子里在说坏话,根据这个就可以治罪了。
希特勒、斯大林更厉害。前者只用一个种族优越理论,就可以大屠杀了;后者则用成了体系的“先进思想”大规模消灭异己或落后分子。
皇帝乃是君权神授,想干什么不用征求子民意见;后来地球不流行代表上帝,却流行代表人民,而既然能够代表,当然也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
这些都是不容置疑的。
你不会有机会与萨达姆探讨票数问题的;
你也不可能有机会与斯大林探讨什么是先进思想。
印度公元初年,米南德王见到伟大的阿罗汉(Arhat)纳加僧拉(Nagasena)。国王问道:尊敬的纳加僧拉,您是否愿意和我促膝谈心?
纳加僧拉回答说:如果陛下愿意像智者那样谈话,我很乐意。但是如果陛下像国王那样谈话,恕我不能奉陪。
国王:智者如何谈话?尊敬的纳加僧拉?
纳加僧拉:智者能够接受失败。国王却会狗急跳墙。
“代表”也是如此,权力的来源不同,“自由裁量权”也不同,口气大小自然会天差地别,后果就更不同了。(待续)
2004/8/3
把中国搞垮的办法(上)
把中国搞垮的办法(下)_ 从窝里斗到窝里骗
把一个国家搞垮的办法——从“窝里斗”到“窝里骗”
赵 牧
1998年,朱鎔基站在洪水滔天的九江大骂“王八蛋工程”(豆腐渣一般的大堤工程)。滔天洪水过后,谁因为“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罪名上了审判台或断头台?
没有;至少公开报道的没看到。这情景很有点:“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味道。
说到朱鎔基,不能不提“清官”二字,因为朱鎔基在任上就公开阐述过一个愿望,后人如能认可他是一个清官,于愿足矣。
朱鎔基是清官么?我愿意相信是。但这有什么意义?我指的意义不是对个人,而是文化层面(一个国家的民众的生存系统)上的意义。
“清官文化”这名堂在中国颇有历史,它是不时要繁荣一下,但只是在纸上或舞台上。我要修改自己以前的说法——“清官文化早就破产了”,清官文化这东西除了在舞台上从来就没成功过,所以谈不上破产。这才更能显示80年代以来,包公戏的火爆,及其后来大清“好皇帝”接二连三粉墨登场的文化含义——草民总是要有所精神的寄托的。
所以,鼓捣这种东西的不少人可以出大名或发大财,但现实完全可能是没有几个官员值得信任。
个人廉洁自律道德无亏,固然很好,但当一国总理以“王八蛋”诅咒腐败时(即便他的清白使他在道德上有这种勇气和“资格”),我在愤怒后面看到的恰恰不是“廉生威”;相反我看到的是这个国家的法治状况——是徒唤奈何。
“王八蛋”算个什么罪名呢?
面对长江堤坝的腐败工程,朱鎔基为何没用法律语言来描述这工程的性质?
一个著名的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朱鎔基在安徽南陵县考察时,被管粮官当场骗了。
最近又有公开报道说,温家宝总理在下面对基层的干部说,你们要讲实话,不要骗我。
那么,欺骗总理是个什么罪?
如果在皇权时代,这个罪名也好定;现在的情况,复杂得多,因为至少在表面上,中国在大讲特讲“法治”了;二是我们全体身居这个谎言大国,都清楚欺骗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注水”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这毫无意外可言。通常,并不是我们不想得知真相,而是我们已经很清楚真相,却没有办法,或者根本就是不想“ 办”。
还记得朱鎔基的“约法三章”么?其中有一条是“不题字”。朱鎔基不题字是有原因的,因为在中国,领导的题字有惊人的“含金量”,就算领导不从题字中获得利益(比如原江西省省长胡长清就一字万金),得到领导题字的人或企业却可从从中获得巨大好处。
但后来朱鎔基还是三次破例,三次题写了“不作假帐”。
现在要问:企业或者政府作假帐又是什么性质?
比如用作假帐的办法欺诈上市,比如刚刚被逮捕的中国证监会的王小石靠批批发“发审委”名单大发横财的事件,还有发审委成员可能协同上市公司共同做假上市的可能。如果作假帐是犯罪,这岂不等于一国总理三次题写:你们“不要犯罪”么?
这是不是太过荒唐?
描述这二十年来的中国,常要遇到这样的困难。中国以前没法治,只有“王治”。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开始提倡“法治”,而且大张旗鼓“普法”了很多年。很多年后我们看到了什么?依然是法治不行,大小的权势者无法无天。所以给人的感觉是,现在不但没法治,连“王治”都荡然无存,这对一向有“宁做太平犬,不做乱离人”心理基础的中国人来说,情况似乎更加糟糕了。
今年七月底八月初,写了两篇文章——《把中国搞垮的办法——大言欺世与谎言立国》(上、中),下篇一直没时间动笔,为了突出“大言、谎言”的横行的背景以及它最有可能的结局,所以下篇另拟了标题。
80年代初,有出话剧曾经轰动上海滩,这个名为《假如我是真的》话剧情节依据的是上海滩发生的真实事件,讲的是上海滩无数权力人物如何拜倒在一个假冒的将军之子的脚下。话剧通过骗子用一瓶假茅台酒横扫上海滩官场,提出了一个核心命题:权大还是法大?在那前后不久,叙事长诗《将军你不能这样做》(描述一个将军为扩充自家住宅强占幼儿园的事件)的作者也遭到清算。
事情就这么谎诞。如果中国是法治占主导地位或力主法治的力量占压倒优势的国家,这个弱智命题就不可能出现;如果不是,它就一定会成为举国关注,而且可能不允许讨论。果然,这幕话剧没演几场就遭遇了禁演,而曾经使整个中国民心为之一振的“思想解放”运动,也随着对异化理论的批判,随着1986年“清除精神污染”的到来临宣告结束。
但中国媒体对“依法治国”的宣传一向调门甚高。那么从大量事实来看,中国究竟是怎样“依法治国”的呢?
“文革”末期,在持续二十来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窝里斗之后,中国的经济濒临崩溃。70年代末,中央甚至罕见地发表文告,让全国百姓理解中央的苦衷。
后来中国宣称不搞阶级斗争了,提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或许不错,但在什么游戏规则下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却有天壤之别。我们现在都知道这样一个常识: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所以市场经济要走入良性轨道,就必须确保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而要确保法律的公正权威,就必须把天然地要伸向利益也就是市场经济的权力之手斩断。
我们做到了吗?
看看假冒伪劣商品大潮在全国泛滥历经二十余年高烧不退——这通常被认为是地方保护主义作恶的结果,也正是政府的权力之手伸向经济领域的结果。
再看看近十来年GDP崇拜的一个后果。
近十年来,有关“数字升官”的报道越来越精彩。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安徽人送他的外号是“王坏种”)就是一个杰出代表。
王曾在阜阳任职,阜阳市计委在制定“九五”计划时最初提出了GDP增长13%的目标。王怀忠说这个数字太保守,“不符合政治需要”。计委根据“领导的精神”调到15%,但王怀忠仍然认为太保守,计委又从15%提到18%,王再次否决。最后目标确定为22%,这还是王怀忠从28%让步的结果。阜阳“九五” 期间GDP最后的实际增长率是多少呢?年均4.7%。
王怀忠们当然不会相信22%的目标,但王怀忠们对亲自出马,“拉动”地方经济却有着无比的热情和“勇气”,我们也都清楚这些大大小小的政府官员的这种热情来自何方。
在历史上,中国曾有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那是全国性的,是“一盘棋”的疯狂;现在的中国有无数缩微版的“人有多大胆”。
20世纪90年代初,王怀种在连工资发放都成问题的阜阳提出将建成淮北大都市设想,为提升阜阳的“国际形象”,飞机场扩建为国际化大机场。他向安徽省民航局提出,保证上座率在60%以上,如果客源不足由阜阳地方财政补贴。有人算了一笔账,机场如果启动,阜阳财政每年将要补贴700万元以上。除了大机场的杰作,王坏种还有个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园的庞大计划,他要养一千只老虎、一万条巨鳄。为了这个伟大目标,它下令圈地数百亩,发动数万干部、教师学生义务开挖 “龙潭虎穴”,毁田无数,历时3年,耗资千万,最终半途而费。然而,王坏种还是凭着这样的“政绩”当上了副省长。
还有一个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事实是,这王坏种在安徽干尽了坏事,最后却是由山东法院审理并被判处死刑的。
1978年,中国告别了“窝里斗”,然而没有法治保证的中国现在又成了“窝里骗”的天下。而所谓的“依法治国”则可以说是中国社会迄今为止一个最大的假相。它的普遍表象就是权力对利益的垄断以行业划分垄断割据,以地方行政区划为各自占山为王。
瞧瞧一则新近的一则令人作呕的报道:
“10月28日,文化部等部委联合举办了第二届中国国际网络文化博览会。在此次网博会上,文化部首次为网吧业主推荐首选网吧专用电脑和连锁网吧管理软件品牌,其深远意义耐人寻味。
在第二届中国国际网络文化博览会上,文化部不仅专门设置了全国示范网吧展示区,而且还作为行业主管部门,首次推荐清华同方作为首选网吧专用电脑和连锁网吧管理软件品牌。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推荐网吧专用电脑和连锁网吧管理软件首选品牌,是文化部下一步建设覆盖全国网吧管理信息化管理平台,实施对全国网吧管理实时监控的前奏,对于整个网吧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有着非常深远的指导意义。(中国经营报)。“
文化部算哪门子机构?它有什么权力来为电脑厂商推销电脑?
文化部都敢这么干,就更不用说“中国保健品科技协会”这类为核酸营养液鸣锣开道的"二政府"机构了。
此外,我们对中国打官司的“主客场之争”已经很熟悉了。在这方面,兰州和青岛两家法院给我们提供过一个绝对经典的案例。
甘肃有个消费者因为冰箱不合格在兰州法院状告青岛奥柯玛公司,甘肃两级法院都判该女子胜诉,并获得1500万元的赔偿(依据不知何在);接着被告在青岛法院反诉那名消费者,结果青岛法院竟判这名消费者无期徒刑。
西宁(前误写为南宁)的法院有过更无耻的审判,它的法官曾光天化日之下信口雌黄:“根据中国的新闻法”判某某报社败诉。中国什么时候有过《新闻法》呢?
中国股市欺诈丛生,不但有大赌场之称,王小石案还确凿地告诉了我们早就能推测出来的事实,上市审批权的“权力寻租”有多么疯狂。而股市这么敏感的行业,竟然是在没有立法——证券法的情况下开张的。以“婴儿尿床”理论为中国股市疯狂造假辩护的厉以宁(厉股分)则公开说过,不搞证券法,是当时考虑到中国的“ 国情”才不搞的。
中国的“国情”是什么玩艺是很难说得清的。但没有“法”的结果却很清楚,既然没有法,追究欺诈上市,追究作假帐就没有根据了!
但凡有利益处,说谎造假几乎无处不在,而所谓“庄严的法律”或被利益左右,或跪倒在权力脚下的事实同样无所不在。
中国的“传销教父”训练弟子的绝招之一是让他们在黑暗中高呼:“我骗你,是因为我爱你”。我们在此长年看不到法律的身影。
万源县委的书记公款追星挥霍无数,最后不过是个党内处分。与此同时,央视报价数百万的“同一首歌”在株洲地区的领导愿打愿挨的合作下,继续盛大演出。
官员学历疯狂造假,他们拥有的真的假文凭,早把民间的假文凭比了下去;
教育部声称,他们从来没有提出过“教育产业化”,所以他们不需要为毁灭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包括义务教育名存实亡而承担任何罪责。教育部还称,中国教育的乱收费高达2000亿一说不实,那么教育部为什么不给出一个“真实”的数字?所谓的“教育法”,在事实上还不如擦屁股纸更实用。
中国烟草专营机构不但有查没假烟的权力,也有批发假烟之实。
最近,又有消息说,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前任总经理马富才即将复出担任要职了。马是在今年4月辞去中石油总经理职务的,按照当时中央电视台新闻的说法,他在去年“12·23”川东钻探公司井喷特大事故发生后,“多次表示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并提出引咎辞职。(国务院常务)会议经过讨论……为了严肃法纪、政纪,教育干部,对国家和人民负责,同意接受马富才辞去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职务的请求。”
这就是当今“依法治国”的普遍实况。大大小小的行业权力、行政权力,都可以在把持的范围内随心所欲曲解、凌驾法律之上,或者索性让那个领域的立法一片空白。
法律的孱弱、媚权,在导致整个民族精神堕落的方面也起了极大催化作用。造假利益巨大,犯罪成本极低。它对国民的精神的导向最终一定是只恨自己没有腐败机会。
春秋故事讲,越国灭吴的前一年曾向吴国“进贡”大批蒸过的看上去“饱满”却永远不会发芽的稻种。吴国翌年大饥,勾践起兵伐吴,吴旋即灭亡。
2000年后的中国,不但有同样的事件,而且品种更花样繁多b 。
1995年3月1日,湖北恩施市七里工商所接到举报,市场出现假稻种,市工商局立即组成专案组,在检察部门和农业部门的配合下对此案迅速追查,结果查获一起数量多达5万公斤,可种5万亩水稻的假稻种大案。由于此案发现及时,恩施市政府及时采取有效措施,为农民挽回高达2000万元的损失。报道披露,参与制造这起假种案的有180多人,不但有恩施市区乡干部,还有农业科技人员、教师。这些人不会不知这将陷多少农民于绝境么。
吴鉴不远,一个假种子就可以把一个国家搞垮,何况我们有那么多的造假杰作。
“依法治国”鼓噪了二十余年,到头来居然还是个ABC的问题:权大还是法大?
在这个国家,“法律”获得过应有的独立性和权威么?
于是并不奇怪的是,现在又听到了和80年代末十分相似的说法:强化中央权威;又听到1978年开始经济改革后曾出现的弱智的讨论:为什么“一管就死,一放就乱”?又有很多人开始担忧中国是否会向左转。
把一个国家搞垮的办法有很多种,“窝里斗”是一种,“窝里骗”也是一种。但是中国只能从“一管就死”,“一放就乱”中选择其一么?
在这样的情境中,要让普通中国人的表达要比“王八蛋”更“理性”一些,太难了!
2004/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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