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赖华人事务处处长谈“七·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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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问题的背景是复杂多样的。处理不好往往带来深渊的影响。如前苏联解体后的结构，前南斯拉夫分裂后的演变等等。孙中山先生提过五族共和，振兴中华。他非常了解这五个民族有其各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地位。所以提倡五族共和来统一中国。现在的中国当权者一厢情愿地把所有的56个民族塑造在“中华民族”这个虚构的族名酱缸里。进行自欺欺人的民族政策。贤者老孙在九泉之下，含泪叹气，一代不如一代。——嘉杨达杰
嘉杨达杰曾担任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侍卫长及华人事务处处长，07年底，他留职停薪赴美进修，专长研究东南亚关系。目前是华盛顿州立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访问学者。
自6月广东韶关殴斗后，嘉杨达杰一直关注后续效应，并预感势态将会扩大。新疆乌鲁木齐“七·五”暴力事件发生后，他接受多维社记者黄明的专访，从他的角度谈了“七·五”发生的深层原因以及其与去年拉萨的“三·一五”事件的异同之处。

嘉杨达杰1977年出生于西藏安多，1992及96年，为了追随达赖，他曾两度偷渡至印度，还因此坐过2年牢。1999年，嘉杨达杰被达赖推荐至台湾读书，并自中央警官大学国家安全系毕业。05年他回到印度，担任达赖喇嘛私人办公室侍卫长及华人事务处处长。
在美期间，嘉杨达杰与达赖喇嘛一直保持着联系。嘉杨达杰认为现在的桑东政府（西藏“流亡政府”）没有一致性的中国政策，对中共的立场变化“让人觉得滑头善变”。他自己将来不排除参与和中共谈判。“但是现在执政的桑东政府的很多做法我不敢恭维，所以我也不想同流合污。政治是一时的，做人是一辈子的。今天的政敌也许明天就是你的同盟。这是不变的规律。”

以下是他接受多维社专访时的问答全文：

多维社记者黄明（下简称多维社）：请问你是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渠道第一次听说了新疆乌鲁木齐“七·五”事件的？你听到后的第一感觉和反应是什么？

嘉杨达杰：这个“七五”事件之前，我一直观察6月25日广东韶关殴打维族事件的后续效应，从网络视频中看到残忍的画面后就有预感事态将会扩大，所以7月1日我就打电话给南方日报的一位记者朋友请他多关注事态的发展，他说“你多虑了”，他的回答让我颇不以为然。之后不久几天他打电话给我说，新疆出事了。当下我不觉得惊奇或特别大的反应。
多维社：你觉得乌鲁木齐“七·五”和去年拉萨“三·一五”最大的相似之初和最大的区别各是什么？

嘉杨达杰：我认为这两件事最大相似有两个层面，第一表面的部分：以汉人为主的利益团体垄断当地的资源和当地原著民落入边缘化不满情绪的释放；第二潜在的部分：对北京当局长期高压统治的反抗或者说用此举来投不信任票。最大的区别在于面对强权的镇压，进行的策略和目标不同，西藏人以柔制刚，争取包括汉族兄弟在内所有世人的同情与支持。目标也清楚要求自治，尊重人权，祈求达赖喇嘛回家。新疆人则以刚制刚，你我分得很清楚毫不妥协。目标也非常明确，他们不欢迎异族的统治，不管它是红色共产政府，还是汉人政府。
多维社：你觉得中共当局在处理“七·五”事件和“三·一五”的方式和策略上有没有类似和不同的地方？你觉得当局在处理这两个问题上，是有所进步，还是？
嘉杨达杰：中共对事件定性上过于简单粗造，直指“境外指挥，境内行动”，很少检讨自身过错，屁股擦得干干净净，也是中央相关部门的领导，特别是地方首长逃避行政责任，争取中央邀功的不二法门。对事件本身处理来说没有进步，还是用最原始野蛮的粗暴方式，没有用柔性疏导来处理。对于舆论的部分，有限度的开放媒体报道。最主要的动机是占据国际舆论的制高点，而不是对资讯传递的自由。

多维社：你从08年来美国后，和华人的认识交流的多不多？尤其是来自大陆的？你们谈过西藏存在的问题没有？你觉得大陆来的学生或者学者，对西藏存在的问题最大的误区是什么？同时，他们对西藏问题的观点和看法，有没有影响或者改变你的一些观点？
嘉杨达杰：来美国至今，与很多华人有交流，但大部分是学者，也有一些中共体制内的人。海外华人比较容易沟通，但大陆来的人需要花很多时间与精力，他们疑心很重，甚至对人性向善的别扭。我想这是共产体制下人性摧残的产物。谈到西藏问题时他们总是强调国家不能分裂，政府可以更换等等，我发觉大部分学者大一统思想及群体意识强烈，很少人有个体主义的意识，难怪“愤青”在中国遍地开花。

本人一直以来不追求西藏独立，而是要求西藏三区统一的自治，我要求西藏自治考虑的是地缘政治，若独立，无法确保西藏自身的安全，周边都是虎视眈眈的野心邻国。而不是达赖喇嘛强调的利益共享。所以不分离国家主权的前提下西藏实现自治的可能性很大，我也建议西藏流亡政府不要一时拥抱共产党，排挤其他的异议人士或团体，一时又站在反共的阵线，这样让人觉得滑头善变。同时这也表明现在的桑东政府没有一致性的中国政策（自从2001年达赖喇嘛权力下放给流亡民选政府，他只扮演咨议的对象，而不是决策者）。我们用宽阔的胸襟来面对中国不同层次的人士探讨西藏问题，用真诚来化解彼此的误解。
多维社：你有没有和在美国的坚持“疆独”的维吾尔族人有过交流？你觉得“疆独”和一部分藏人坚持的“藏独”有可比性吗？两者最大的相似处是什么？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嘉杨达杰：我与海外的新疆人没有交流，但不愿用贬义词来称呼他们，有疆独藏独必有汉独（愤青们），这主要是逻辑与换位思考的问题。他们都年轻，受过高等教育，民族意识强烈，往往激情淹过于理性。采取措施有两方面的不同，西藏独立追求者们善于利用舆论，推向国际舞台展现事件的能见度。相反时空环境的变化，911后西方对穆斯林世界的猜忌，对新疆人来说处于国际上的弱势。其二民族特性与宗教信仰的不同。藏族和汉族有很多相似的生活方式及思维方式，还有佛教文化中慈悲宽容的影响，再者达赖喇嘛有生之年绝对不容西藏问题趋于暴力化。西藏抗议的目标是针对政府政策的不满宣泄，而非针对汉人。新疆问题不仅对中共的长期统治不满，还有严重的种族冲突与武装冲突向外扩散的趋势等等。
多维社：你觉得美国各个种族或者族群间的相处（他们有和睦相处的地方，也有矛盾丛生的地方），对生活在大陆的汉族，藏族以及维吾尔等其他民族来说，有什么借鉴作用？哪些地方值得学习，哪些地方值得警惕？

嘉杨达杰：美国是一个健全的民主社会，最重要的价值是自由与选择权。虽然曾有过种族问题，他们通过体制外的抗争与体制内的政策调整得到转型正义。西藏与新疆的问题，本质上是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问题，现实面是民族的问题。在这殖民化的过程中，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随著时代的演变与普世价值接轨。反而步入极端特色的政治制度。所以现在执政的中共政府也好，汉族兄弟也罢，面对这些严重的事件，必须客观公正的对待历史与现实问题，藏族或维族不是外来的移民，而是世代居住此地的原住民，并且有千年历史记载的一个实体社会。

民族问题的背景是复杂多样的。处理不好往往带来深渊的影响。如前苏联的解体后的结构，前南斯拉夫分裂后的演变等等。孙中山先生提过五族共和，振兴中华。他非常了解这五个民族有其各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地位。所以提倡五族共和来统一中国。现在的中国当权者一厢情愿地把所有的56个民族塑造在“中华民族”这个虚构的族名酱缸里。进行自欺欺人的民族政策。贤者老孙在九泉之下，含泪叹气，一代不如一代。（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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