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大一为：有关“规定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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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大一为 | 评论(5) | 标签:教育问题

一个英国人来中国旅游，回去后写了一篇记事，很有意思。摘录如下：

…………

当我对中国的情形稍微有了一点认识的时候，我确实感到吃惊。

一开始，我觉得很有趣。当我乘坐一辆人力三轮车走过什刹海，绕着故宫的护城河兜圈子的时候；不用我去问这个车夫，他就会滔滔不绝地向我介绍：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他说：“这都是我们的骄傲”。等到我们路过天安门的时候，他又会说，天安门对他们的意义非凡，而他们都爱天安门。看到毛泽东头像的时候，他又会向我表示他们是多么爱戴毛主席。他还会指给我看毛泽东的纪念堂，说那里面躺着的那个人是多么的伟大。

当然了，偶尔也有人会说，他们最爱的不是毛主席，因为“毛主席当年受了坏人的蒙骗”，所以做了不少错事。但他们不恨毛主席。因为“毛主席错了的部分”并不是毛泽东思想。

他们说：“总的来说，毛主席是永远伟大的，正确的，所以我们爱戴他。”

他们又说：“我们最恨的是‘四人帮’”。我就一路听着。后来，我向我的一个中国朋友请教“四人帮”是怎么回事。他就笑了，告诉我说：“四人帮”就是四个帮毛泽东干坏事的人。

这确实让我困惑。为了搞清我的困惑，我在故宫周围转了好多天，每天听那些三轮车夫的诉说。有趣的是，他们每个人的介绍基本一样，对事物的看法也大同小异。而最让我惊异的是，对每一样事物，他们所表达的情感也都差不多。

这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特点：他们在对某事物发表言论的时候，不说“我”怎么认为，而是说“我们”怎么认为。好像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代表所有人的看法。这可真是令人吃惊。

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了我那个中国朋友。他就又一次笑了，他对我说：你看到的都是表象。因为你是一个外国人。我就问：那实际上如何呢？他想了想，说：我明天去试一试。第二天，他回来了。我问他：怎么样？他就拿录音给我放。

在这约两个小时的录音里，我确实听到了完全不同的一套话语。但我依然困惑。因为在这录音里，那个三轮车夫依然多话，但是我听完之后，我发现没有一句关于故宫或是天安门这样的。在这段录音里，他提到了生活，小孩，物品涨价，股票，汽车等等话题；也进行了回忆，抒情，感叹。但是他不再用“我们”的句式说话，也不说“自豪”，“骄傲”，“热爱”这些字眼。两个小时的录音里，只有一句话提到了“天安门”。这句话非常经典，而且彻底颠覆了我对中国人的看法。这句话是这么说的：天安门就是他妈的人多。

毫不夸张地说，就是这句话，使我爱上了中国人，也使我真正认识了中国人。

…………（摘录结束）

看完这个故事，除了觉得有趣之外，我还得到了一个结论：之所以人们在面对老外时和面对同胞时所说的话语完全不一样，并不仅仅是因为那是外国人，而是缘于一种“话语的强迫症”。

我相信，这个概念不难理解。我大概解释一下，首先它是一种强迫症，主要表现为受过某种特殊“话语训练”的人，在某些场合中，会强迫性地让自己说那种“受训” 时规定要说的话。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那些车夫事先没有经过商量，所说的话，却基本上一样；其原因就在于：他们都受过“特殊的话语训练”。

关于“特殊训练”，大家都是中国人，想必经历的不在少数。但未必所有人都有清醒的认识。如果你到现在，还对特殊训练这几个字没什么感觉，甚至在纳闷，冥思苦想“自己何曾受过”的话，那我很遗憾的告诉你：你比我想象的还要糊涂。不过没关系。人总有糊涂的时候，但人也总有明白的那一刻。

现在我可以说了。我所谓“特殊训练”，在通常的语境里，被称之为教育。

我之所以不一开始就称教育，是因为在理想状态下，教育的意思并不等于“特殊训练”，也不等于“清洗大脑”。当然也不等于“抑制天性”。不过，这说起来就麻烦了。为了避免行文散乱，这个话头就先放在这儿。

前面提到了“话语的特殊训练”。我们都知道它的效果非常显著。但是在前面提到的时候，我没有进一步区分“情感的特殊训练”与“话语的特殊训练”之间的差异。虽然在本质上，他们都是一样的。但在前面那个外国人的例子中，最让人吃惊的，倒不是那些车夫的话语，而是他们的情感。如果说话语总是含有虚假的成分，那么，情感则更不容易骗人。这促使我开始研究那种情感是通过什么样的训练方式潜伏于人们的大脑之中的。他们在训练中，主要侧重的是什么样的情感训练，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而在所有情感中，我主要以爱作为一个切入点。进而指出这种“情感训练”对于人类天性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

我上学以后拿到语文书，第一页就看到了这么一句话：我爱北京天安门。说老实话，这真是非常突兀的一句话。而这是一个象征。我们都很清楚，早期教育对于一个人来说，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可以说，我们每个人所有的思维意识的大体轮廓，在早期教育的时候，就基本上确定了。

爱因斯坦说，忘掉你在学校学到的，剩下来的才是知识。但当我们对中国的教育进一步了解的时候。我发现：所谓“剩下来”的部分与忘掉的部分其实有着相同的危害。

就这个例子来说。人们忘掉这句话本身，或许并不困难。或者说，当我们成为一个成年人之后，很容易发现这句话所灌输的东西是荒诞的。但是要是剔除这句话背后所传达的东西，却不那么乐观。因为你去过天安门，你就会发现：那个地方不可“爱”。如果你恰巧是一个大学生的话，你还可能会觉得那地方恐怖。一个还不曾写出来的小说里有一段话这么写道：他经常做梦，梦里看见广场上有很多尸体；有的时候，这些尸体站起来，就会有一排子弹把他们打倒。这些尸体倒下去以后贴在地面上像纸片一样薄。

当然了，这是一个特别的例子。不无夸张之处。我想说的，并不是这个例子。我想说的是，天安门确实不值得大家去爱。但是如你所知：你不可能不爱。因为在我国，有一些人喜欢强迫另一些人爱一些诡异的事物。天安门只是一例。我后面就要提到，还有很多例子。

如果说，有人到现在还认为，天安门是值得爱的。那我也无话可说，因为爱一样事物是一个人的自由。但是我想告诉你，除了天安门之外，还有很多事物是可以爱的，比如说，女人。再比如说，男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不认为我们应该把爱这种人类最高的情感给予一个无生命的物体。我既不鼓励人们爱天安门，也不鼓励人们爱金字塔。我认为，我们应当把更多爱给予我们的同类以及和我们一样拥有生命的一切。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爱一种抽象的信念，诸如自由、真理、美、善、正义，等等。

换言之，如果你爱天安门的话，只能以美的名义而不能以天安门的名义。

说到这里，我可以把我的观点说出来了。我之所以提到这个例子，目的并非为了批判天安门，而是为了说明：我们的教育从一开始，就对于“有关爱的教育”出现了偏差，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解释什么才是“爱”。（当然，他们是故意的。）在这个事例中，他们的用意在于培养一种对于政权缔造者的膜拜心理。但是在有意无意中，他们把这种关于爱的思路扩展到了一切地方。

于是以下这些事物，也作为一种“不容质疑的爱”而强加给了孩子。诸如：五星红旗、红领巾、公共财产、神圣领土、国家，等等。当然，首先必须要爱中国共产党。因为据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而所有的这一切，在一个小孩十岁以前，就被当成天经地义而深印脑海深处。久而久之，这些情感就被当成颠扑不破的真理，成为了人们成年以后偏执的根源。很多中国人会说：你怎么可以批评政府呢？你怎么可以不爱国呢？其原因就在于，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就接受了错误的情感教育，喝了许多的狼奶。

拿五星红旗来说，我就看不出这一面破布有什么地方是值得人们去爱的。再怎么说，这就是一面破布而已。并不值得给予那么多爱的情感。而且，我很难理解，为什么在学校里总是喜欢搞升国旗仪式呢？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多年，但是后来我想通了。因为后来我发现，洗脑是一项系统而庞杂的工程，绝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一蹴而就的。所以，我看到很多地方有一些标语，写着“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以前我不是很理解，心想这不是废话么，因为明摆着所有人都是从小就开始接受教育的，不从娃娃抓起难道要从大人抓起么？可是后来我明白了，这话真正的含义是：“洗脑要从娃娃开始抓起”。

不过，单是这样还不够。洗脑工作者除了传授错误信息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一些“规定的情感”。诸如对一些特殊事物的爱，对一些特殊事物的自豪感，对一些特殊事物的狂热膜拜，等等，等等。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特别提出来加以探讨：关于“爱一张桌子”是否符合爱的教义。

这是我们经常碰到的事情。一些人宣称对某些特殊物件拥有深沉的情感。比如埃及人热爱他们的金字塔，美国人爱他们的自由女神像，一位老人爱他的烟斗，女人爱他们的房子，等等。对于这一类情感，我们当然不会认为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如果你对于一个物件有深沉的情感，诸如一部有特殊意义的汽车，一张坐过多年的课桌，一只半生不离嘴的烟斗，一顶款式别致的帽子，或其它任何东西；那么这种情感只能是一种结果，而不是一种规定。同时，也应该避免对此进行暗示。我们可以这么想，虽然鲁迅坐过的那张刻了“早”字的书桌很是名贵，也被鲁迅先生所喜悦，但是如果有一天有人告诉我：因为有关规定，所以我必须热爱这张书桌的话，我就会觉得不可思议。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认为这种情感只能是一种自发的结果，而不应该是一种规定。

而我们需要明白，一切诸如此类的情感，归根结底，都是出于对自我的肯定及我们与这个世界的某种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爱一张桌子，但是与桌子无关。我们所动情的是“别的东西”。而这“别的东西”才是在教育中应当教给学生的。可是我们的教育却恰好相反。

简言之，我们教给学生的，应该是帮助其找寻自己所爱的方法，而不是告诉他们一个结论：桌子可以爱，板凳不能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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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英国人来中国旅游，回去后写了一篇记事，很有意思。摘录如下：

…………

当我对中国的情形稍微有了一点认识的时候，我确实感到吃惊。

一开始，我觉得很有趣。当我乘坐一辆人力三轮车走过什刹海，绕着故宫的护城河兜圈子的时候；不用我去问这个车夫，他就会滔滔不绝地向我介绍：这是什么，那是什么。他说：“这都是我们的骄傲”。等到我们路过天安门的时候，他又会说，天安门对他们的意义非凡，而他们都爱天安门。看到毛泽东头像的时候，他又会向我表示他们是多么爱戴毛主席。他还会指给我看毛泽东的纪念堂，说那里面躺着的那个人是多么的伟大。

当然了，偶尔也有人会说，他们最爱的不是毛主席，因为“毛主席当年受了坏人的蒙骗”，所以做了不少错事。但他们不恨毛主席。因为“毛主席错了的部分”并不是毛泽东思想。

他们说：“总的来说，毛主席是永远伟大的，正确的，所以我们爱戴他。”

他们又说：“我们最恨的是‘四人帮’”。我就一路听着。后来，我向我的一个中国朋友请教“四人帮”是怎么回事。他就笑了，告诉我说：“四人帮”就是四个帮毛泽东干坏事的人。

这确实让我困惑。为了搞清我的困惑，我在故宫周围转了好多天，每天听那些三轮车夫的诉说。有趣的是，他们每个人的介绍基本一样，对事物的看法也大同小异。而最让我惊异的是，对每一样事物，他们所表达的情感也都差不多。

这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特点：他们在对某事物发表言论的时候，不说“我”怎么认为，而是说“我们”怎么认为。好像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代表所有人的看法。这可真是令人吃惊。

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了我那个中国朋友。他就又一次笑了，他对我说：你看到的都是表象。因为你是一个外国人。我就问：那实际上如何呢？他想了想，说：我明天去试一试。第二天，他回来了。我问他：怎么样？他就拿录音给我放。

在这约两个小时的录音里，我确实听到了完全不同的一套话语。但我依然困惑。因为在这录音里，那个三轮车夫依然多话，但是我听完之后，我发现没有一句关于故宫或是天安门这样的。在这段录音里，他提到了生活，小孩，物品涨价，股票，汽车等等话题；也进行了回忆，抒情，感叹。但是他不再用“我们”的句式说话，也不说“自豪”，“骄傲”，“热爱”这些字眼。两个小时的录音里，只有一句话提到了“天安门”。这句话非常经典，而且彻底颠覆了我对中国人的看法。这句话是这么说的：天安门就是他妈的人多。

毫不夸张地说，就是这句话，使我爱上了中国人，也使我真正认识了中国人。

…………（摘录结束）

看完这个故事，除了觉得有趣之外，我还得到了一个结论：之所以人们在面对老外时和面对同胞时所说的话语完全不一样，并不仅仅是因为那是外国人，而是缘于一种“话语的强迫症”。

我相信，这个概念不难理解。我大概解释一下，首先它是一种强迫症，主要表现为受过某种特殊“话语训练”的人，在某些场合中，会强迫性地让自己说那种“受训” 时规定要说的话。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那些车夫事先没有经过商量，所说的话，却基本上一样；其原因就在于：他们都受过“特殊的话语训练”。

关于“特殊训练”，大家都是中国人，想必经历的不在少数。但未必所有人都有清醒的认识。如果你到现在，还对特殊训练这几个字没什么感觉，甚至在纳闷，冥思苦想“自己何曾受过”的话，那我很遗憾的告诉你：你比我想象的还要糊涂。不过没关系。人总有糊涂的时候，但人也总有明白的那一刻。

现在我可以说了。我所谓“特殊训练”，在通常的语境里，被称之为教育。

我之所以不一开始就称教育，是因为在理想状态下，教育的意思并不等于“特殊训练”，也不等于“清洗大脑”。当然也不等于“抑制天性”。不过，这说起来就麻烦了。为了避免行文散乱，这个话头就先放在这儿。

前面提到了“话语的特殊训练”。我们都知道它的效果非常显著。但是在前面提到的时候，我没有进一步区分“情感的特殊训练”与“话语的特殊训练”之间的差异。虽然在本质上，他们都是一样的。但在前面那个外国人的例子中，最让人吃惊的，倒不是那些车夫的话语，而是他们的情感。如果说话语总是含有虚假的成分，那么，情感则更不容易骗人。这促使我开始研究那种情感是通过什么样的训练方式潜伏于人们的大脑之中的。他们在训练中，主要侧重的是什么样的情感训练，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而在所有情感中，我主要以爱作为一个切入点。进而指出这种“情感训练”对于人类天性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

我上学以后拿到语文书，第一页就看到了这么一句话：我爱北京天安门。说老实话，这真是非常突兀的一句话。而这是一个象征。我们都很清楚，早期教育对于一个人来说，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可以说，我们每个人所有的思维意识的大体轮廓，在早期教育的时候，就基本上确定了。

爱因斯坦说，忘掉你在学校学到的，剩下来的才是知识。但当我们对中国的教育进一步了解的时候。我发现：所谓“剩下来”的部分与忘掉的部分其实有着相同的危害。

就这个例子来说。人们忘掉这句话本身，或许并不困难。或者说，当我们成为一个成年人之后，很容易发现这句话所灌输的东西是荒诞的。但是要是剔除这句话背后所传达的东西，却不那么乐观。因为你去过天安门，你就会发现：那个地方不可“爱”。如果你恰巧是一个大学生的话，你还可能会觉得那地方恐怖。一个还不曾写出来的小说里有一段话这么写道：他经常做梦，梦里看见广场上有很多尸体；有的时候，这些尸体站起来，就会有一排子弹把他们打倒。这些尸体倒下去以后贴在地面上像纸片一样薄。

当然了，这是一个特别的例子。不无夸张之处。我想说的，并不是这个例子。我想说的是，天安门确实不值得大家去爱。但是如你所知：你不可能不爱。因为在我国，有一些人喜欢强迫另一些人爱一些诡异的事物。天安门只是一例。我后面就要提到，还有很多例子。

如果说，有人到现在还认为，天安门是值得爱的。那我也无话可说，因为爱一样事物是一个人的自由。但是我想告诉你，除了天安门之外，还有很多事物是可以爱的，比如说，女人。再比如说，男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不认为我们应该把爱这种人类最高的情感给予一个无生命的物体。我既不鼓励人们爱天安门，也不鼓励人们爱金字塔。我认为，我们应当把更多爱给予我们的同类以及和我们一样拥有生命的一切。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爱一种抽象的信念，诸如自由、真理、美、善、正义，等等。

换言之，如果你爱天安门的话，只能以美的名义而不能以天安门的名义。

说到这里，我可以把我的观点说出来了。我之所以提到这个例子，目的并非为了批判天安门，而是为了说明：我们的教育从一开始，就对于“有关爱的教育”出现了偏差，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解释什么才是“爱”。（当然，他们是故意的。）在这个事例中，他们的用意在于培养一种对于政权缔造者的膜拜心理。但是在有意无意中，他们把这种关于爱的思路扩展到了一切地方。

于是以下这些事物，也作为一种“不容质疑的爱”而强加给了孩子。诸如：五星红旗、红领巾、公共财产、神圣领土、国家，等等。当然，首先必须要爱中国共产党。因为据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而所有的这一切，在一个小孩十岁以前，就被当成天经地义而深印脑海深处。久而久之，这些情感就被当成颠扑不破的真理，成为了人们成年以后偏执的根源。很多中国人会说：你怎么可以批评政府呢？你怎么可以不爱国呢？其原因就在于，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就接受了错误的情感教育，喝了许多的狼奶。

拿五星红旗来说，我就看不出这一面破布有什么地方是值得人们去爱的。再怎么说，这就是一面破布而已。并不值得给予那么多爱的情感。而且，我很难理解，为什么在学校里总是喜欢搞升国旗仪式呢？

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多年，但是后来我想通了。因为后来我发现，洗脑是一项系统而庞杂的工程，绝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一蹴而就的。所以，我看到很多地方有一些标语，写着“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以前我不是很理解，心想这不是废话么，因为明摆着所有人都是从小就开始接受教育的，不从娃娃抓起难道要从大人抓起么？可是后来我明白了，这话真正的含义是：“洗脑要从娃娃开始抓起”。

不过，单是这样还不够。洗脑工作者除了传授错误信息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一些“规定的情感”。诸如对一些特殊事物的爱，对一些特殊事物的自豪感，对一些特殊事物的狂热膜拜，等等，等等。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特别提出来加以探讨：关于“爱一张桌子”是否符合爱的教义。

这是我们经常碰到的事情。一些人宣称对某些特殊物件拥有深沉的情感。比如埃及人热爱他们的金字塔，美国人爱他们的自由女神像，一位老人爱他的烟斗，女人爱他们的房子，等等。对于这一类情感，我们当然不会认为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如果你对于一个物件有深沉的情感，诸如一部有特殊意义的汽车，一张坐过多年的课桌，一只半生不离嘴的烟斗，一顶款式别致的帽子，或其它任何东西；那么这种情感只能是一种结果，而不是一种规定。同时，也应该避免对此进行暗示。我们可以这么想，虽然鲁迅坐过的那张刻了“早”字的书桌很是名贵，也被鲁迅先生所喜悦，但是如果有一天有人告诉我：因为有关规定，所以我必须热爱这张书桌的话，我就会觉得不可思议。正是基于这种考虑，我认为这种情感只能是一种自发的结果，而不应该是一种规定。

而我们需要明白，一切诸如此类的情感，归根结底，都是出于对自我的肯定及我们与这个世界的某种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爱一张桌子，但是与桌子无关。我们所动情的是“别的东西”。而这“别的东西”才是在教育中应当教给学生的。可是我们的教育却恰好相反。

简言之，我们教给学生的，应该是帮助其找寻自己所爱的方法，而不是告诉他们一个结论：桌子可以爱，板凳不能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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