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大江：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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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生方面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应以民生为重，具体表现之一，就是要将国家财政的钱，最大比例地用于民生，围绕民生来安排财政支出。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应该是精打细算、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它们所花的行政费应该比资本主义国家政府更为低廉。然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行政费比重，居然比资本主义国家高那么多，请看下列网络资料：

　　●各国行政管理费（或曰公务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

　　德国（1998年）2.7%

　　埃及（1997年）3.1%

　　英国（1999年）4.2%

　　韩国（1997年）5.1%

　　泰国（2000年）5.2%

　　印度（2000年）6.3%

　　加拿大（2000年）7.1%

　　俄罗斯（2000年）7.6%

　　美国（2000年）9.9%

　　中华人民共和国（2000年）25.6%

　　●《学习时报》透露国内“三公”消费高达9000亿元，被国内外媒体纷纷转载。该报文章引述的数字称，2004年，中国至少有公车400万辆，公车消费财政资源4085亿元，大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3%以上。与公车消费相联系，据各种资料显示，全国一年的公款吃喝在2000亿元以上，二者相加总数高达6000亿元以上，如果财政收入按3万亿元计算，几乎相当于财政收入的20%左右。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2000年以后，出国学习、培训、考察之风愈演愈烈，公费出国有增无减。三者相加，总共高达9000亿元。如果全国财政收入以3万亿元计，“三公”消费就消耗了其中的30%。近1/3的财政为用于吃、玩和坐车。

　　用于教育,医疗的比列:

　　中国:3.8%

　　印度:19.7%

　　美国:21.5%

　　日本:23.3%

　　●深圳卫视报道：市财政局统计：2008年我市全口径财政收入达到2800多亿元，其中2000亿（不超过2100亿，具体数目没记清）上缴划转中央政府。2008年深圳全市实现收入超过800亿元，从三年前的500亿连续三年实现了三级跳。

　　可喜可贺！在金融危机的淫危下，寰球一片焦头烂额愁运惨雾的恶劣形式下，而深圳市财政收入连连大幅度攀升，人民政府的荷包大涨。本人作为深圳市的一名普通百姓和纳税人，感到非常自豪。同时心里盘算起来：本人能力有限，未能跻身为“成功人士”，作为一名某些专家定义下的“待富者”，上有高堂待赡养，下有幼子嗷嗷待哺，老婆全职在家顾老携小，日子艰难。近来危机下普遍荷包缩水，医疗、养老、小孩教育、失业裁员那都是招招致命，我的那点薪水只能聊养薄命，有点小钱也是以备不测，一直未能为国家提震内需的号召做多大的贡献，想来惭愧。我市人民政府今年取得2800亿的财政收入，应该拿出相当一块放在社会保障投入上。咱比照西欧、北欧财政收入的４５％以上是用在社会保障上的；美国财政40%上的钱用于社会保障方面；就是临近的香港，港府下面有１１个局，其中卫生福利局和教育统筹局两个局的支出就占到香港财政的５０％以上。中国是有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初级阶段，咱能理解。按照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解，深圳作为中国最有竞争力为富裕的城市，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就按邻居香港的标准折半之后，再折一半，按财政收入的6.25%(50%除以2再除以2)计算,也有350亿。然而经过查询后得知,2008年，深圳市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为61.2亿元。（据2008年04月08日深圳新闻网-深圳晚报本报记者刘万专通讯员张富刚实习生罗驰瑞报道.....市财政局昨日召开新闻吹风会介绍，2008年，市本级安排教育支出37．7亿元，安排医疗卫生支出11．2亿元，安排社会保障和就业资金支出12．3亿元。这三项民生支出预算安排均比上年增长35％以上...）只占深圳市全年2800亿收入的2%。

　　深圳市民通过各种形式交纳的100元税款中，被用于老百姓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的只有2元。

　　二、官民比例方面

　　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应当是人民，政府官员是人民的仆人。主人从自己的利益的角度出发，总是希望自己的仆人能干、精少，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官员应当是精简的，而当今中国政府的官员却远比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官员庸肿众多。

　　●    中国“官员”多到什么程度呢？最近看到一篇帖子，说中国1950年的官民比是1：600，2007年的官民比是1：26，50多年，多了27倍！

　　帖子说，中国每百万美元的GDP供养39个公务员，日本每百万美元的GDP供养1.38个公务员，以此标准，中国官员比日本多27倍!

　　帖子还说，中国非但官民比独步天下，“官”“员”比更是举世无双。

　　日本首都东京，人口1300万，GDP1.1万亿美元，但是东京只有“市领导”7人——1名市长，4名副市长，1名议长，1名副议长；世界经济首都美国纽约，人口1800万，GDP2.6万亿美元，但是只有“市领导”6人——1名市长，3名副市长，一名议长，一名副议长。

　　而中国铁岭市，人口300万，GDP46亿美元，人口是东京的1/5、纽约的1/6，GDP是东京的千分之四、纽约的千分之1.8，但是“市领导”却有41名，是东京和纽约的6倍——市委书记1名，副书记1名，常委11名，市政府市长1名、副市长9名、市长助理3名，人大主任1名，副主任7名，政协主席1名，副主席8名。就是这个市政府还有20名处级副秘书长，平均每个市长配备了两个秘书长！

　　中国新乡市，人口565万，GDP100亿美元，人口不到东京的一半、纽约的1/3，GDP是东京的千分之9、纽约的千分之4，但是市领导却是43名，同样比东京和纽约的市领导多6倍——市委书记1名，副书记1名，常委11名，市政府市长1名、副市长8名、市长助理4名，人大主任1名，副主任8名，政协主席1名，副主席9名。这个市政府还有16名处级的副秘书长！

　　湖南小小的平江县，副县长多达十名；郑州市市政执法局，居然有29位“局领导”。

　　三、官员的廉政方面

　　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官员是人民的公仆，理应要比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官员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然而中国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可以说遍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就连救死扶伤的医院，育人子弟的学校都腐败重重，甚至连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司法系统都成了腐败的重灾区。中国的腐败远比资本主义国家严重是因为中国的腐败是体制性的，如已被许多国家证明是世界上最有效反腐的利器“阳光法案”即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在中国迟迟不能获得通过；如在中国“三公消费”是合法的，而这在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绝无合法的可能性；如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了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中科院调查报告)，（据监察部、人事部披露，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中国官员的腐败举不胜举，这里仅以“三公消费”中的公车为例。

　　●据统计，2004年中国大陆各级党政机关公车约有400万辆，年费用4085亿元。尔后采购汽车的数量每年都在以超过20%速度递增。“公车”，顾名思义应是仅限于公用。但目前公车的普遍现状是领导人员用三分之一、家属用三分之一、司机用三分之一。这种“三三制”一般人早已见怪不怪，2006年10月25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个三三制的普通事例。

　　请看一个局长司机老黄的7天行程：

　　10月1日，局长好朋友的儿子结婚，老黄到婚纱店将公车装饰为婚车，然后接送新人，忙了一天。

　　10月2日，老黄一大早起床，把去旅游的局长儿子一家三口送到机场，然后到邻近城市接局长的父母来该市过节。

　　10月3日，陪局长夫妇到城里购物。晚上陪局长各处送礼。

　　10月4日，到邻近城市接局长的妹妹一家到局长家，晚上继续陪局长送礼。

　　10月5日，送局长妹妹一家回家。

　　10月6日，到机场接旅游归来的局长儿子一家。中秋节晚上，老黄终于在家吃了顿团圆饭。

　　10月7日，送局长父母回老家。回来后送局长去酒店，把局长从酒店送回家后，已是夜里十二点多了。

　　在老黄的概念中，公车，就是“用公款购买的私车”：除正常办公用车外，那就是：送局长与家人四处旅游、赴宴；接局长的孙子上、下学；连局长儿子的驾驶技术也是老黄带他到城外荒地，花了两个月时间练出来的。

　　实际上，在中国城乡各地飞奔的许多公车，不仅仅是公款购买的私车，而且是公款雇佣司机、公款维修保养、公款购买保险的私车。

　　放眼望去，这道公车私用的风景线，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已经是越来越罕见的稀奇景色了。

　　韩国首都首尔市已把“官车”数量砍到只剩4辆，市长和3位副市长各1辆。没有紧要公务，市长也须乘地铁上班。

　　美国纽约市长布隆伯格、英国伦敦市长利文斯通也都是每天乘地铁上下班。

　　瑞典政府高官工作时可以使用公车，下班只能开自己的私车，首相也只能开私家车上下班。

　　瑞典警方在周末可以拦住任何公车，检查其是否执行公务。

　　德国一位女议员因为用公车送丈夫到大学上班被曝光而不得不辞职。

　　丹麦的公务员出差只能坐公共汽车，出差地如果没有公交车，才可以乘坐出租车。

　　意大利西西里岛有个倒霉的市长，他和夫人出去私人旅行，让司机用公车把他们送到港口，旅行回来又让司机接了一次。不料被人告上法庭。市长公车私用，补回汽油费都不行，不但丢了乌纱帽，还被判入狱六个月。

　　芬兰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公车一说。除总统以外，芬兰整个公务员系统中，只有总理、外交部长、内务部长和国防部长4个人享有固定的专用公车待遇。而且他们也只能在上班时间使用专车。亲友揩油之事闻所未闻。虽然贵为一国元首，芬兰总统常常骑自行车出门。

　　社会主义中国，公务员理应更加廉洁奉公。然而让人很难理解的是，我们这里大大小小的党政官员，从国家级的部长到县级的科长以及乡镇长，只要有条件的，都要搞上一辆专车；没有条件的呢，努力创造条件也要搞一辆玩玩。而一旦有了专车，几乎不言而喻就有了全天候24小时使用权、全家使用权、亲友使用权、公私不分的使用权。

　　四、社会公平方面

　　社会主义国家无可非议的一个标志是公正、公平，正义，尽力减少贫富差距，使大家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可由于公正、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院也是腐败的重灾区并且不具有独立性，因此才有了中国特色的下面现象。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撰写的《当前社会各阶层经济状况》（2004年）表明，500万拥有千万元以上财富的人（含亿万富翁），其背景基本来自三个方面：一、党政军高干子女、亲属，占90%以上；二、依靠港澳或国外亲属资助者，约占5.5%；三、自身经营有方又遇到良好机遇者仅占约4.5%。

　　●《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一篇文章提供的数据：截止到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1亿元的有3220人。超过1亿元者有2932人即超过90%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大约20450亿元资产，也就是说，3000名高干子弟拥有的资产达2万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这些人中，广东1566人，浙江462人，上海225人，北京195人，江苏172人，山东141人，福建92人，辽宁79人。5个最重要领域——金融、外贸、地产、大型工程、证券业85%～90%的核心职位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截至2005年底，高干子女亲属仅在海外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每年就达1千多亿美元，他们拥有6千亿美元以上的财产，在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超过100万，其中高干的配偶和子女就达20多万人。

　　●世界银行2006年报告称，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为世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中国“新贵家庭”（即拥有百万美元金融资产的）数量仅占中国家庭总量的千分之一，但是却掌控全国41.4%左右的财富。

　　●    社科院称上访文化形成“上访村”最多聚万人

　　南方周末记者赵凌

　　3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来访接待室，如同某个县城的候车大厅，来自四方的访民百无聊赖地注视着面前的大屏幕，等待接谈。

　　方圆几百米，北京永定门东庄，这个因聚集大量上访者而形成的“上访村”，日复一日，仍是往日面貌。

　　此前，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调查表明，新《信访条例》自2005年5月实施以来，尽管中央高度重视，但信访形势依然严峻。

　　这一结论是社科院课题组进驻上访村，通过对560名上访者历时一个月的问卷调查而得来。


●    没去过上访村不知他们有多苦

　　《南风窗》记者阳敏发自北京

　　此时恰逢新《信访条例》颁布实施两周年，2008北京奥运会也进入倒计时，温家宝总理表示将民主、开放、文明、友好、和谐的中国展现给世界。本刊记者特此就《信访条例》实施情况、如何化解进京信访高峰等问题专访了于建嵘教授。

　　信访诱发信访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2007年5月1日恰好是新《信访条例》颁布实施两周年。我得知您所领导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村社会问题研究中心课题组于2006年12月至2007年3月对新《信访条例》实施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您是否能谈谈此次调研的情况？

　　于建嵘（以下简称于）：这次调研包括进驻北京“上访村”对大量进京上访人员的访谈和问卷，与部分地市和中央机关信访工作人员座谈及对相关专家的访谈。通过调研，课题组认为，新修订的《信访条例》自从2005年5月1日实施以来，在确保民情、民意、民智顺畅上达，切实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少数地区和部门以强制手段妨碍群众行使正当信访权利，甚至打击迫害信访群众的情况还不同程度地存在。

　　据对560名进京上访群众的问卷调查，有71.05%的人认为，新《信访条例》实施以来，某些地方政府对上访人的打击迫害依然严重。这些信访群众进京上访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中央对他们因上访遭受打击迫害给说法。

　　《南》：我的一个强烈感觉是上访诱发上访。是这样的吗？2005年修订后的《信访条例》是不是执行起来出了什么问题？

　　于：的确如此。新条例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打击报复信访人”提到了总则，但问题是，新条例同时规定了许多所谓“规范”信访行为的条款，比如，第18条规定“多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共同的信访事项的，应当推选代表，代表人数不得超过５人”，可条例中并没有对如何推选代表等问题进行相应的规定。而在现实中，要推选代表就要开会，有的地方政府就会定一个“非法聚会”或“煽动、串联、胁迫、以财物诱使、幕后操纵他人信访”的罪名；要选代表就得要支付一定的上访费用，就可以定一个“以信访为名借机敛财”的罪名。再比如，第20条规定，信访人不得“在国家机关办公场所周围、公共场所非法聚集”，不得“在信访接待场所滞留”。否则，按条例第47条规定，要受到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劝阻、批评或者教育。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见，这些条款都可成为打击迫害信访人的理由和借口，已严重地侵害了公民的宪法权利。

　　《南》：我看您在此次“信访条例实施情况调研”中，再次强调“要从制度上解决“截访”和“销账”的做法，您指出上述做法不仅堵塞了群众的信访渠道，而且会直接腐败国家的信访队伍。

　　于：从这次调研的结果看来，近两年来，许多地方派人到各级信访接待场所拦截正常上访群众的“截访”现象仍然十分严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由于各级信访部门特别是中央信访部门对信访数量有统计和通报制度，对地方主要领导的政绩有一定的影响；其二，有59.77%的信访群众表示，进京上访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以求问题的解决。

　　信访洪峰无法缓解的关键在于，信访制度中的压力体制仍然没有改变，反而因赋予了政府信访机构的调查、直接移交和督办权而有所加强，这种自上而下的压力体制有可能诱发更多问题，造成更大的信访洪峰。我国现行信访制度的基本特点是权力压力型，其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首长的压力，即某某领导批示，这主要针对个案而言的；其二是上级排名的压力，即各级政府都有关于各地上访的数量和规模的排名并与政绩挂钩。

　　各级信访部门虽然可以依靠这两种压力来促使具体工作部门解决一些问题，但是在中央的高压下，有的地方政府为了息访，对于信访公民不是收买或欺骗，就是打击迫害，从而诱发更多的信访案件。修订后的《信访条例》第7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信访工作责任制，对信访工作中的失职、渎职行为，严格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条例的规定，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责任，并在一定范围内予以通报；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信访工作绩效纳入公务员考核体系。这实际上就把息访制度化了，地方政府息访压力很大。

　　●邯郸区信访局长率队进京打死上访者

　　丝晨发表在辣眼时评华声论坛http://bbs.voc.com.cn

　　来源：网易2008-11-1215:03作者：婷婷

　　10月14日，邯郸市丛台区苏曹乡河东村郭成志、李素英、杨凤仪、常香兰等4名村民代表进京举报村干部经济问题。邯郸市丛台区信访局局长江更友得知消息后，在10月16日亲自到邯郸驻北京办事处接郭成志四人回邯郸。

　　据常香兰介绍，和江更友局长同来的还有十几名社会闲散人员，两辆车都是村里的东南面包车，车号分别为“冀DC7155”、“冀DF1397”，司机一个是村主任的儿子王某，一个是张某，均是河东村的，彼此都认识。

　　他们四人刚被接出驻京办大门后，就看到十几个人跑了过来，郭成志问：“江局长你们这是干什么呢”江一脸微笑却不答。其中有几个人冲上来就打了郭成志几个耳光。随后就把他架上了车。当时在场的还有邯郸市驻京办的郭金选、邯郸市信访局驻京办一位靳姓同志，都看到了这一幕，他们没做出任何制止，而是微笑着看着把郭成志他们四个人架着胳膊被扭送上车。

　　进车便遭殴打举报人说这场噩梦会伴他们一生

　　当时李素英和杨凤仪被塞进一辆车，郭成志和她被塞进另一辆车。据杨凤仪说一上车后两人就被勒令跪下，其中有几个人开始对他拳打脚踢。不让抬头不让喊叫，一抬头就被打一喊叫也被打。最为可恶的是其中一人把杨凤仪踹趴下后，还站在座椅上用脚使劲踹他的后背、用胳膊肘子使劲戳他，之后把他的上衣脱下扔在车下，并把矿泉水倒在杨凤仪的脖子里，杨凤仪说当时虽然天气不太冷，矿泉水灌下去也没什么，但这种侮辱还是让他铭记一辈子的。

　　对李素英来说这一次的经历也是她一生的噩梦。她说这些人简直不是人，打完之后其中一人用手抓住她的头发往脸上给她吐唾沫。一边打一边警告“

　　还敢告状，不想活了！”

　　今年58岁的常香兰是和已经含冤而死的郭成志被塞到一辆车上的。当时郭成志跪在汽车的前部，她跪在车后部。他们一上车几个人就开始打他们，常香兰说刚开始还听到了郭成志的喊叫，后来他只要一喊叫就使劲用脚踹用手打，便听不到郭成志的动静了。其中一人还点着打火机烧郭成志的手，看他是不是装死。“不能看车，一看车就害怕，一听到汽车声音我就害怕”对常香兰这次经历已经给她带来了心灵的重创。她说这些人简直是法西斯，人被打晕过去了还用打火机烧，简直是一群畜生。

　　举报人被分别抛弃在京珠高速公路上几经周折才回家

　　村民杨凤仪说在车上不敢抬头，他们就是不停的打不停的骂，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听到其中一个人接了个电话也不知道对方说什么，只听到说了一声“知道了”后，有一个人把车门打开用脚把他踹了下去，他一下被扑倒高速公路的护栏上，又下来2个人对他进行搜身并搜去了一盒香烟。搜完身之后2个人把他的脚抬起来扔到了高速公路的路沟里。据杨凤仪回忆说他被推下去的地点是保定市的清苑县地界。他一路打听一路走，走了4、5个小时才走到了保定火车站，身无分文的他于是冒着被查的危险蹭火车才回到了邯郸。

　　村民李素英回家的过程也是一波三折。她是被扔在了邯郸市永年附近的。下车后这些人还警告她“你敢报警打死你”。她被扔下车后一天没喝水的她看到了一个修路的人要了点水喝。后来被一辆拉油的三轮车捎带到了公路上，又坐一个好心人的摩托车，倒了几次车。最后被一名好心的女出租车司机捎到了邯郸，当时也没敢回家，就到亲戚家住下了。

　　常香兰是被扔在了保定市望都附近的高速路上。她说根本就没想到这竟然是和老支书的最后一次乘车。当时她下车的时候看到老支书郭成志爬在哪里不动了。自己被踹了下来，还差点被后面的一辆汽车撞死。她走出高速公路后一路蹭拖拉机、三马子才到了保定市。到保定后经一位热心人的指点才坐上了一辆开往石家庄拉货的汽车，到石家庄后这位热心的货车司机还给了她十元钱。她说十元钱虽然不多但是让自己看到了希望，也看到整个社会的温暖。她到石家庄火车站后经过了无助和惊吓后才想起了家人的电话，于是给家人打电话到石家庄才把她接了回去。

　　七旬老支书被打瘫抛弃在107，国道经抢救无效死亡

　　年近七旬的郭成志老人是被殴打最严重的。他一上车就强迫跪在车内毒打漫骂长达四、五个小时。这些人一边打一边嚣张的叫到：“老东西还敢告状，弄死你，去找阎王告状去吧！”。

　　一路上，这伙歹徒在被举报人的授意下，对郭成志进行惨无人道的毒打：拳、肘、脚并用，直指被害人郭成志的头部、胸部、颈椎、腰椎等要害部位，并将其身上一千多元人民币、手机、身份证及能证明郭成志身份的一切物品全部洗劫一空。这些人将已昏死过去的郭成志抛弃在107国道边草丛里。

　　邢台县北小吕村的两名妇女发现了躺在107国道边不能动弹的郭成志老人。当天中午13时左右，郭成志的三子郭聚红接到两位好心人打来的电话后，就开车去找他父亲，在路上，他又拨打了110和120。邢台市的120将老人直接送到市三院重症监护室，经核磁共振等仪器检查，郭成志多处被打伤，颈椎第七节被打断裂造成高位截瘫。并于当晚23时给老人做了手术。

　　经过20多天的抢救最终无效于11月6日早死亡。

　　为何迟迟得不到立案邢台警方说很无奈

　　从10月16日郭成志被打后，邢台警方到达现场根据地域管辖，将此案移交邢台县公安局豫让桥派出所和县刑警一中队共同接管。但是一直没有得到立案。郭成志的亲属也多次找到邢台警方要求抓紧立案缉拿打人凶手。但一直到11月6日，郭成志死亡后邢台警方才正式立案侦察。11月8日下午记者接通了邢台警方一位孟姓的刑警队长的电话，他告诉记者说：“今天上午已经抓住了4个犯罪嫌疑人”。当家属问他为什么受害者家属报案20多天了才立案侦察，才去抓犯罪嫌疑人时，这位队长说，因为这个案件比较特殊。案件是发生在车上的，车和受害者也都是邯郸人，只是被抛弃在了邢台市境内。原来受害者没死亡也不好定性是重伤害还是轻伤害，所以才没有立案。这个说法听上去很是牵强，后来在邢台市有关方面的协调下才达成一直意见，由邢台警方全力破案，邯郸警方协助侦破。目前警方已经开始缉拿凶手。

　　村民举报本村账目多年混乱才遭受如此厄运

　　丛台区河东村是个城中村，有三千七八百人口，十年前还能人均一亩多地，但几年时间，就被村里倒卖光了，现在人均也就几分地。卖地款除了给村民每亩几万元的补偿外，其他的都留在村里，数额巨大。

　　郭成志是一位有着50年党龄的老党员了。他从保定金融学校毕业后，曾担任中国人民银行邯郸市支行的会计，1960年回到河东村，当了村里多年的会计，后又当了十几年的村支书。因为这些经历，他对村里的账目混乱情况比较了解。2007年5月，区领导决定让区检察院对河东村的经济问题立案调查。2007年11月14日，当着丛台区领导、区检察长的面，郭成志代表村民查了仅一个小时的村账，就发现了9笔187万元的“问题账”，“一笔30万，一笔30万的现金支付，没有任何凭据。”

　　但结果只是，现任村支书换届时不再是市人大代表，再就没动静了。因为本着对村民负责的精神，郭成志便开始了对河东村帐目混乱的举报。但令他和所有支持正义的人没想到的是，郭成志一位有着50年党龄的老党员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事发后丛台区信访局长江更友提前退休

　　家属在11月8日拨打已经退休的江更友局长的电话，始终处于关机状态。为什么将郭成志打伤后江更友局长就退了呢？这个答案也许不难回答。

　　随后又拨通了新上任的丛台区信访局长郭红伟的电话，她说自己刚刚上任，无法回答。

　　在电话丛台区委书记杨晓何时，他告诉现在市\省对这件事也非常重视。警方也开始立案调查。

　　为什么人以致死才会引起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呢？

　　郭聚民，男，47岁，受害人长子。2008年11月10日

　　五、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我综合上面的网络文字、数据资料后，不禁要问：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看今天社会，正应了红楼梦里的那句话：“真亦假来侵亦真”。你看社会主义，怎么看都像是资本主义；你看资本主义，怎么看都像是社会主义。

　　一位在中国居住了20多年的美国官员，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大约500个特权家庭的问题。这500个特权家庭构成了一个大约5000人组成的核心体系，他们垄断权力、形成利益集团，制造“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谎言，把改革变成了饕餮国民财富的盛宴，十几亿中国人民都成了这个利益集团的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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