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共产党的“禁书”，就没有何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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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共产党的“禁书”，就没有何频的发展

大陆人是“炎黄”帝二奶的后裔？

论没有共产党的“禁书”，就没有何频的发展


            在中国做报人和在国外做报人感觉是不一样的。在国内做报人，如果稍有点“自由”意识的人，最害怕官方的人找他们谈话，称之为“约谈”。他们知道一旦官方要“约谈”，多半是有关他们出版的东西“出格”了。在国外办报就不同了，比如，多维的创办人﹑明镜出版社的老板何频先生，倒是乐意中国官方的找他谈话，因为至少他的东西受到中国官方的重视。这国内和国外办报人的区别不必说大家都能猜着。

            先不谈这个区别，但凡和官员谈话多了，互相的影响就表现出来了。比如，在海外不缺乏骂共产党的声音和团体，也不缺乏骂民运﹑法轮功的声音和团体。自由吗，谁都可以说，什么都可以讲，不会有政府官员来约谈你的。但是，如果在一个非共产党的团体，让一个有影响的办报人，在他们骂共产党的声音中，再痛骂一下民运，那可是对共产党来说是“功德无限啊”。何频先生最近作了这个“功德”。

            何频是海外的知名“报人”，一个有思想的独立办报人。他说的话是语不惊人誓不休。当然这惊人的地方，是他多年读书和独立思考的结果。不过最近他的“惊人”语言本人不敢苟同。

            最近他接受了华尔街日报专访，他用了“明镜证明了香港最宝贵的价值仍在”为标题登在了自己的媒体上。可是他的谈话，关于香港的价值部分没有人关注，对于共产党的“禁书”运动人们也不在意。习惯了吗，一点也不让人吃惊。吃惊的话是他关于“异议分子”的评价。其他媒体转载或评论都集中到他的一句高论：“一些异议人士更象以前的共产党”。这就是他的对共产党的功德所在。以下是他的高论的完整摘录：

“我从来不是中共党员，我有组织恐惧症，在海外也没有参加任何组织。但我与他们有很多接触，包括中国官员和异议人士。一些异议人士更象以前的共产党，由於他们被打压得很严重，心态压抑、被扭曲得也很严重，不少人变成悲剧人物，而私底下中国不少官员更象六四前的自由知识份子，视野较开阔，什麽都敢说而且敢做。”

            让我们先来分析一下他的高论。首先，他说，他与中国官员和异议人士有很多接触。我们不知道中国官员是如何接触到他的以及谈到些什么。但是，可以肯定，中国官员不是如同约谈“南方周末报”得记者或编辑们那样来约谈他的。何频先生在约谈前一定没有什么恐惧感。因为他在自由的国度。和民运分子的接触就更加没有什么禁忌了，只看他喜欢不喜欢谁了。在他的书和新闻报道里有关于中国“禁书”的感慨，但是他却没有被“禁”或被“约谈”的切身体会和恐惧。所以，他说不出来国内办报人惊恐的感觉，但是说的出来国内的“报人”没有感觉的话。

            再看看他的惊人之语：“一些异议人士更象以前的共产党”。这个惊人之语的高妙就在“以前”这两个字。如果没有“以前”两个字，那么“异议人士”和共产党一样，要么是好的，要么是坏的。这样两边都得罪了。但是，骂骂过去的共产党一般是没有风险。在国内，还是偷偷的私下骂“以前”的共产党，公开的不行。比如对文革，对“反右”，文字和出版还是有禁忌的。比如，北大出版社的一本纪念文集就不能出版。原因是因为作者中有人过去是被整肃的对象，他或她现在仍然不受欢迎。但是，在海外，共产党现在高明的没有办法。共产党就是喜欢你在海外说他们过去不好，现在好。因为对于共产党的过去，共产党在海外无论如何都禁不了。与其不能禁，不如让人说说，但是只要加上一句，现在“变好了，进步了。”这就是何频的功德。

            问题是不是变好了？共产党至少在“禁书”方面没有变，几十年都没有变。如果变了，哪有你何频在香港发展的机会。他自己说的再坦白不过了。他的访谈标题就是“明镜证明了香港最宝贵的价值仍在”。他直截了当的说：“在中国大陆仍用书号控制出版的情况下，香港仍是最理想的地方。”这就“正显示了香港自由港最宝贵的价值并没有完全丧失”。所以，他的书在大陆是“洛阳纸贵”，是有文化的人中最好的“礼品”。他的这些评论是自己打了自己一个耳光：现在的共产党和还是和“以前”的共产党一样在“禁书”。

            共产党在许多方面是有变化，比如他们对海外的“统战”工作的态度变了。所以他说，“中国领导人是很明智、宽容的。[在香港]即使一些出版品对他们相当不敬，甚至严厉批评[他们也仍容忍]。自由仍是香港最敏感的神经”。

            何频啊何频，你怎么不说说，请中国领导人对大陆人宽容些？同是华夏民族，同是炎黄二帝的后裔，为什么香港人就可以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想出版什么就出版什么？而大陆人却要通过走私你的明镜出的书或在网络上“翻墙”？难道大陆人是“炎黄“二帝二奶的后裔？

            何频先生还评论道，通过他的接触，他发现“私底下中国不少官员更象六四前的自由知识份子，视野较开阔，什麽都敢说而且敢做。”何频这又是自打耳光。我敢肯定这些官员不敢将他们和何频的谈话写出来，不敢去直面喝斥那些搞禁书的工作人员，或支持那些国内的报人。

            我相信有些官员真的是看不惯自己的党，他们在“私下”敢说，我也佩服了，至少还有点良心。但是“敢做”的就不多了，做了，他们就变成了“异议分子”，就变成了“以前”的共产党。何频认为和他谈话的大概都是这些有良心的人。

            我想，何频没有注意还有些人找他谈话的目的，就是在“敢说”之后，加一个“但是”：“自由是好的，但是啊，中国那么多人，怎么折腾得起”？“多党制也可接受，但是啊，谁来取缔共产党呢”？“民主是好的，但是啊，中国没有这个传统，我们得漫漫来”?

            何频啊，你看出“但是”后面的“音”吗？几个“但是”下来，整个自由和民主的价值就没了。如果我在场，我马上加上一个“但是”：中国的事情可以慢慢来，但是，我们能不能定个时间表来个“预备立宪”。我敢打赌 ， 那些“敢说”“敢做”的官员，保证都不“敢”定“预备立宪”的时间表了。

            你对“异议分子”的评价不公平。异议分子在异乡，多艰难啊。比如逃到澳大利亚的孙立勇，过去在北京当警察，就是因为散发“平凡六四”的传单坐了七年牢。他现在在悉尼白天给人搬家，晚上联络同仁，还要攒钱和募捐给那些国内受难的人。他如果不做这些“异议分子”的事情，在北京继续当警察，怎么都可以吃香的喝辣的吧。可是他非得要“折腾”。你不会说这些人“扭曲”吧。我知道，你想说民运分子中有些“人渣”，可是，哪个团体里没有呢？共产党过去主席的夫人，后来还别人说成“人渣”呢。

            不管异议分子中的一些人的问题多大，他们怎么也不会和“以前”的共产党一样。他们有武器吗？有军队吗？有警察吗？ 他们可以把别人说成“右派”，但是他们能够把“右派”送进监狱吗？他们和“以前”的共产党区别大了。我知道你想说，这些异议分子的思想方式和“以前”的共产党一样。但是，到底在哪一点上一样呢？你没有交代清楚。你想说他们缺乏“宽容”，思维狭隘？你也想说他们是“一个筋”？要知道，做了“异议”分子，他们多半是会逼成“一个筋”的。共产党对他们没有宽容，对他们的家属也不放过，这些都是你的新闻媒体报道出来的。他们批评共产党，共产党不饶过他们，他们觉得共产党错了，你的关于“共产党”的迫害别人的报道，更加使他们认为自己的正确性，他们没法不“一根筋”啊。我昨天对法轮功的评价，也许说的更清楚：

法轮功修练者只不过是一群极其坚定和虔诚的信仰者，和所有其他坚定和虔诚的宗教信仰者一样，唯一的区别是他们是整个群体的虔诚。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法轮大法可以使那么多的人变的如此虔诚，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当他们在反抗一个恶霸时，他们看到了恶，这种恶使得他们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仰，更加认为自己的正确性。

           如果共产党变好点，少抓些批评者，少做些“焚书坑儒”的事情，自然别人就不会“一个筋”的。所以，还是要善待那些“异议分子”。

            说实在的，如果没有这些“异议分子”的存在，共产党的官员就很少会找那些海外报人了。正如，共产党书市场开放了，明镜的书就不再“洛阳纸贵”一样；如果共产党不再抓获那些“异议分子”，你何频的新闻也就一般般了。你也许是个思想家，写很多的书，但是共产党的官员不会再来那么频繁地找你了。

            多又不敬，还望海谅。

附何频接受华尔街日报专访

明镜证明了香港最宝贵的价值仍在


明镜出版社创办人何频月前接受了英文华尔街日报记者Jonathan Cheng专访，部分内容刊登於2009年7月17日华尔街日报周末版。以下是采访内容的完整中文版：

最受欢迎的“礼品

问：您原本为什麽选择在香港创立明镜？您觉得至今香港还是最理想的地方吗？为什麽？

答：香港是亚洲资讯的自由交汇、幅射中心，在我看来这是香港最重要的价值。但我认为香港政治、思想太趋向两极化、文化单薄，应该有些更独立、厚重、多元的思想力量，而且可以能够影响到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不缺人不缺钱不缺享受，最缺的是在自由空气下生长的思想产品，对於决策者、思想者尤其如此。所以明镜的读者主要是官员、知识份子、商人等高端群体，高级官员中很少有人没读过明镜的出版品，甚至是他们之间最受欢迎的“礼品”。

选择在香港创立明镜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在香港有几十年都能保持良好关系的合作者，从出版工序来讲他们讲信用、做得很专业，我甚至很长时间都不用与印刷商、发行商去解决麻烦。

            在中国大陆仍用书号控制出版的情况下，香港仍是最理想的地方。

明镜将重返台湾市场

问：另一个不得不问的问题是：为什麽不是台湾呢?台湾也是一个自由的地方。为什麽香港就比台湾好呢?台湾也出不少禁书。不是吗？台湾两地的出版文化如何比较呢?

答：台湾的出版文化远比香港要专业、发达，不过这些年来岛内的政争使其包容力不如香港，太岛内化又太媚美日，尤其是李登辉执政后期、陈水扁执政时期，对中国大陆的敌视态度殃及到相关出版品，我们曾在台湾有发展，但在陈水扁时期撤离了。

            另一个很重要原因是，台湾的外来旅游者尤其是大陆旅游者没有香港多。

            好消息是，这两个因素都在改变。所以我们正在和台湾出版发行业洽商，明镜将重返台湾市场。

香港与内地现在的唯一差别

问：您觉得“一国两制”有多大的影响呢？“一国两制”之前后，大中华的禁书是从哪里来的？是在那＿?侦E合来呢？

答：“一国两制”对明镜而言有更好而不是更坏的影响，因为我们有了更多的读者。很多中国大陆朋友对我说，香港与内地现在的唯一差别，就是在香港可以看到大陆不能出版的杂志、书籍。这个夸张的说法，正显示了香港自由港最宝贵的价值并没有完全丧失。我在1997年在香港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即说我将见证香港出版自由的延续，这十多年明镜在香港生存并没有受到明显的政治压力，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从这点看，中国领导人是很明智、宽容的。即使一些出版品对他们相当不敬，甚至严厉批评。自由仍是香港最敏感的神经。

            香港一直以来有出版禁书的传统，但是并没有形成规模效应。“一国两制”之前，传递、传播技术尚不发达，大中华的禁书从中国大陆各地汇集到香港的过程很迟缓，在香港再传播出去的速度也很缓慢，因为那时大陆人很不容易到香港来，海关检查也很严，人们害怕带禁书回大陆。

            明镜办了快20年了，大陆到处都是盗用明镜的出版物，知名度高，所以大陆作者到香港找出版社，明镜常常是首选。我们不缺书稿，是缺好书稿。明镜收到大量投稿，但最后能出版的不到百分之一。以前投稿过程很复杂，充满谍战式的传奇，现在很简单：电邮。

            美国有一个稿件处理中心，用网路方式与编辑、专家讨论书稿。编辑完成后传送到香港制作发行。

            明镜的书海关查的机率非常之低

            问：明镜的书能进入中国大陆？会被大陆海关查处吗？

            答：我们经常接到读者的这个疑问，如果带一本明镜出版的书会否被海关没收，没收了以后会怎麽样？实际上，带一本明镜的书进入中国大陆被海关查到的机率非常之低，即使被查获了也没办法处罚，顶多也就没收。普通旅客随身携带，这也是明镜书籍在大陆流行的重要渠道。

            大陆当局不太用公开查禁的方式，因为公开查禁反而查禁帮助推进了这些书的影响力，更迅速流行，因为凡是被禁的就说明这书是多少值得一看的，说明这本书不同於共产党的作品，大家就都来看这本书。

问：您自己本身是湖南人。您是什麽时候离开大陆？您去了那＿堙H你个人跟香港有没有什麽特别的感情或记忆吗？您现在有回大陆吗？

答：我岀生在湖南，后来到深圳工作，1989年到加拿大多伦多，1993年以杰出人才身份移民美国。



1997年我在香港呆了一年，见证了香港主权的过渡。我相信北京不会破坏“一国两制”，因为真的“一国两制”对它最有利。怕的是中低层官员和某些香港人误导北京。

            我回过中国大陆，中国的巨变使我百般感叹又难以消受。

            中国是在一条宽广道路上转折

问：您对中国政治有什麽看法？您曾经是党员吗？现在呢？

答：我从来不是中共党员，我有组织恐惧症，在海外也没有参加任何组织。但我与他们有很多接触，包括中国官员和异议人士。一些异议人士更象以前的共产党，由於他们被打压得很严重，心态压抑、被扭曲得也很严重，不少人变成悲剧人物，而私底下中国不少官员更象六四前的自由知识份子，视野较开阔，什麽都敢说而且敢做。

            中国并没有非常严重的民族冲突，军人没有干政传统，太上皇也不再存在，官民都有努力变革之心，中国是在一条宽广道路上转折，有很多问题在累积，也有很多问题被化解。官方说的和做的常常相反，这正是中国改革的玄妙之处。现在中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党，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富有的政府，虽然没人可以抢走他的财富与权力，但对自已人和民众的控制成本增长速度也很快，他越来越感到难以承受。内部要求变革的新力量，在未来几年就会成长起来。2021年左右，中共百年之际，传统统治框架会开始打破。现在人们并不太希望中国急变，而是希望少付代价。

发行量下降幅度大

问：出版是容易赚钱的吗？您最初的成本是从谁来的？

答：全球化、资讯化使所有行业都在调整。全世界的出版业正遭受毁灭性打击，香港出版业更是小众市场，资讯的多元化，分解了出版市场，书店也越来越少，十多年来，明镜书种平均发行量下降幅度高达百分之六七十，常常要靠几本畅销书来平衡更多亏损的书。所以，我们选择书稿愈来愈谨慎，在生存和品牌间寻找空间，能保本就很好了。

            另一方面，新办一家出版社变得很容易。现在香港出现了很多新的出版社，有的模仿、类似明镜，其实这几十年一直有这种状况，但能长久做下来的、形成规模的极少，书出多了，就会发现亏本的书多，能赚钱的少，而且书店不愿摆放量少却可能有读者的长销书。但一些被明镜谢绝的书稿，能通过别的出版社得以出版，可以释放、分散明镜的压力。所以，我很乐意於这些同业出现、持续。

            明镜之所以能生存下来，而且在增加出版品种，是因为一是制作流程网路化，自购纸张、批量印刷，控制了成本；二是品牌效应，有一批优秀作品，也受到零售商的欢迎；三是我们始终与各种政治势力保持距离，独立性是我们的核心力量。

            我们有明确和稳定的高端读者群，出版品也被全世界很多大型的、学校的图书馆收藏，所以我们可以生存。明镜最初的成本只有几十元加币的无限公司注册费，用合作出版，延后付印刷费建立了我们的基础。拒绝了外来投资，免於了明镜的价值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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