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剑：解读罗小朋的“总理难题”（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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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剑：解读罗小朋的“总理难题”
发布时间:2013-02-27 09:26 作者:荣剑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1629次
　　罗小朋写的“党天下的总理难题”，近日来在京城的思想圈子里有所流传，有所议论。这篇文章从题目上看，显然还不太适合在目前的公共话语环境中进行讨论，其中原因不必详解。在我最初看到这篇文章时，我的第一感觉是，作者从“总理”这个角度切入来分析和评价中国现有体制最高权力配置及其效果，是一个别开生面的叙事方式，他把中国体制运行集中于少数几个关键政治人物上，的确还是抓住了中国制度安排的核心要素——人。对社会公众来说，“总理”这个概念，不仅仅是指国务院的一个最高职位，其实它还承载着许多尚未被时代风雨清洗掉的历史记忆，比如作为总理典范的周恩来，可能就是维系执政党在文革期间所剩无几的合法性的惟一象征。自周以来，历任总理不再具有神圣光环，几届政府的治理绩效如何，民间时有评论，但是把总理作为一个“难题”来谈，这还是头一回。正是基于这个判断，我和王瑛商量，由我俩分别约上学界几个朋友，围绕罗小朋这个话题，深入地谈一谈。

　　这回是由我做东，于9月1日在紫玉山庄会所银树楼聚会，邀请的朋友是：金观涛、刘青峰，王瑛、周为民（蛇口）、翁永曦、杨冠三、张维迎、盛天启、周为民（中央党校）、周志兴和尚红科。两个周为民同时参加，也算是这个聚会的一个小花絮。聚会是由杨冠三主讲，这位中国体改所的“老人”，历经坎坷，志向不移，一直在从事着中国农村问题的调查和研究，被其14岁的儿子斥为“康梁余孽”。冠三显然很满意儿子这个评价，他向儿子请教，我们能不能搞辛亥革命？儿子回答道：“辛亥革命问题我没有研究，你给我点时间，过几天给你答复。”几天后，他儿子的回答是：中国不可能再发生辛亥革命。问为何？他说“朝中没有袁世凯，江湖没有孙中山。”他还问他父亲，张木生是不是认识，他怎么这么幼稚？爹说认识，为什么说人家幼稚？儿子的回答是：这好比人类已经直立行走许多年了，有火了；突然有人建议人类再回到树上生活。听到这里，众人大笑，直呼精彩，真是后生可畏。我上来先写这一段，是想说，我们这一帮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在各种场合自以为是，高谈阔论，忧国忧民，在后生们眼里，是不是已经完全过气了，余孽而已？不管这些了，先听冠三讲吧。

　　冠三最近刚去了美国，临回国前和罗小朋有过长谈，这是我和王瑛请他主讲的主要原因。罗的文章是在去年写的，在海外也发表过多次，好像经上海朱小平私下推广，才在国内逐步流传开来。文章写的非常冗长，有四万余字，从古到今，宏大叙事，读完是需要有些耐心的。为便于理解冠三和其他人的相关评论，我把罗文的主要观点整理如下：

　　1、问题的提出。由于中共政权面临空前的合法性危机，尤其是各种危机在未来十年全面爆发的可能性非常之大，新的总理能否顺利做完两任，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因此，未来十年，总理问题将是中国政局发展面临的极大不确定性最集中的表现。罗试图把这个问题放在一个历史的大视角中来解读，以图超越目前主流的分析框架，即仅仅从权力斗争或从路线和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

　　2、总理问题之所以在中国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源自中国特殊的国家形态传统。中国皇权至上的帝国传统，派生出了自己独有的宰相问题。罗借助于福山的观察视角，认为中国目前只是完成了中央官僚体系的建构，尚未向国家形态演进的第二阶段即法治国家和第三阶段即可问责政府过渡，也就是说，中国的国家形态尚处在前现代状态。中国中央官僚体系存在着两大传统，即皇权和相权，宰相作为百官之首，一直保持着对皇权的一种张力。相权不仅代表了百官，而且代表了广大儒士。凭借这种政治结构，相权就能够保持一定的人格和道德尊严，从而使得士子阶层能对皇权带来一种极其可贵的道德和伦理约束。不理解这种约束的功能和有效性，就不能理解大一统的帝制中国传统为何如此强大。

　　3、辛亥革命之后，帝制终结，相权的问题似乎不复存在，但是，到了毛时代，毛周之间的关系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中国皇帝与宰相关系的悠久传统，这就提出了罗小朋的核心问题：党天下的总理传统。毛有帝王之气，而周则是理想的宰相之才。毛周合作，是两种不同的领袖气质和政治才能的合璧。但党天下毕竟不是家天下，毛周要共同面对不可知的未来，共同创造党天下的治国传统。党天下与家天下之区别，不仅在于全新的意识形态，而且是全新的正当性基础、全新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基础。在这个背景下，周恩来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才干，开创了党天下总理角色一些重要传统。

　　4、第一个传统，就是党天下的总理要恪守最高执行者而非决策者的角色，不能挑战主席制定大政方针的最高权威，也不能挑战重大问题党中央集体决策的原则。第二个总理传统，就是在中共与民主党派和知识精英之间建构了一种政治张力。这种张力增强了党天下的正当性，当然也增强了红色总理相权的政治基础，为周与毛之间的张力提供了一个来自党外的政治资源。第三个总理传统，来自他超群的外交才华。

　　5、由于毛所具有的无限权力欲，使得他和周始终处在一种紧张关系中，毛不断扩大自己独享的权力资源和势力，削弱乃至铲除周的角色所依赖的其他权力资源，最后导致一个双输的局面：周输在生前，毛则输在死后。

　　6、后毛泽东时代的党天下，领导核心出现了一种双层领导的格局，中共元老集体行使最高权力，胡赵行使执行权，如果胡赵能打开局面，建功立业，那他们就能接班；但如果他们失败了，就要准备付出个人的政治代价。在这种权力结构中，邓小平实现了这样几个政治目标：维持中共元老的团结，同时减少元老的分歧对改革探索的直接干预；邓可以利用自己的个人权威支持胡赵推动改革，同时也利用元老的集体权威，制约胡赵。这种安排自然也意味着，一旦元老之间分歧难以调和，或者胡赵与元老，特别是胡赵与邓的分歧难以调和，政治危机就必然爆发。

　　7、1980年建立的双层领导体制在最初几年有一个蜜月期，无论是中共元老之间，还是元老与胡赵之间都比较融洽。正因如此，这个双重领导体制很快就推动了改革的历史性突破。具体表现，就是实现了三大变革：包产到户，对外开放和地方财政包干。这三大改革形成了经济市场化难以逆转的局面。在这三大改革中，包产到户和对外开放是地方首创，唯独地方财政包干一项，是由赵紫阳自上而下推动的改革，其意义更为重大，是使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形成不可逆转之势最关键的一步棋。原因就在于，这步棋从此把中国地方官员的利益与经济市场化的改革方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8、从历史的角度看，赵紫阳通过财政分权而促成了中国地方之间的制度变革竞争，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演变。历史表明，同一文明内部地域共同体之间的制度竞争，是推动该文明进步最强大的动力。赵紫阳对后毛泽东时代党天下总理难题给出的历史性解答，这个解答奠定了赵紫阳在中国宰相传统中的历史地位。

　　9、后邓时代党天下的总理难题，主要表现在中共道义和精神的退化，在新的政治生态下，那些能够与低层民众息息相通的共产党人，那些更在意守住人格尊严底线的共产党人，已经失去了权力的竞争力。党天下更需要奴才，而不是人才。大一统的中国政治又一次完成了从造反文化主导向奴才文化主导的转折。邓的政治智慧在于，他终于明白了维持皇权与相权之间张力的重要性，一个不可能挑战最高权力，同时又懂经济的总理，是维系党天下的需要。中国开始向制度化交接权力、一帝一相的传统治理结构回归。

　　10、赵紫阳的遗产，尤其是赵紫阳实施沿海对外大开放的战略，成就了朱镕基的财税改革。朱强力提升中央财政比重，遗留下许多问题，比如三农问题尖锐化、地方横征暴敛、公共投入不足，但都未引发严重后果，原因就在于，赵所开拓的沿海全面对外开放大格局，让朱有空间解决中国经济的两大难题，一是为农村劳动力创造就业，二是提升国企效率。中国沿海“大进大出”的经济局面彻底改变了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格局，从而改变了历史。

　　11、朱的税改不仅以扭曲的方式解决了农民就业，为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而且，他的税改还完成了另外一个历史性的重大转折，就是实现了中央官僚集团与地方官僚集团的利益整合。地方官僚集团发现，只要他们愿意和中央官僚集团分享利益和财富，中央官僚集团并不在意他们如何来盘剥本地和外地民众。正是在税改之后，权贵资本主义的发展获得了空前有利的政治环境。

　　12、朱作为总理，留下的最积极的遗产是加入世贸组织。虽然江对这个决策的政治决心是最重要的，但朱功不可没。江朱坚决贯彻了邓小平对外开放的方针，两人最为共同之处，就是对西方文明发自内心的向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朱还留下一份积极遗产，就是重视发挥专业官僚的作用，尤其是在中国金融和财税系统中的作用。这当然是出于加强中央金融和财税集权的偏好和政治动机，但朱促进了中国金融和财税系统与国际标准的“接轨”，对中国现代国家制度的建设起了积极作用。

　　罗小朋以上所讲的内容，大概可以算是一个“历史叙事”部分，其中涉及到的一些领导人，尽管还在世，还有程度不同的影响力，但基本上都已退出历史舞台。对于罗文的全篇布局来说，重点其实是在“现实叙事”部分，而读者如有兴趣看完这篇长文，大概也是希望能够获得对于还在台上的领导人的一个评价，即所谓的“总理难题”在最近十年里是如何呈现的。这首先为我制造了一个“难题”：如何在目前的公共话语环境中把罗的“现实叙事”部分真实地再现出来。如果原汁原味地复述，那肯定会遭致不测，惟有以现在执政党能够接受的或者社会主流的话语方式进行处理、淡化和转述，或才可能将一个富有启迪的话题置于公共讨论平台。我是以这个原则来解读罗小朋对“胡温时代”的总理难题的相关论述。

（后两部分未能及时存下，憾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