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WALKER谈台湾问题（2）：从重庆谈判到朝鲜战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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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SKYWALKER (SKYWALKER), 信区: PoliticalScience
标  题: SKYWALKER谈台湾问题（2）：从重庆谈判到朝鲜战争之一--50多年?br />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Mon Dec 17 22:52:50 2007)

从重庆谈判到朝鲜战争之一：50多年前的美国“模糊政策”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的第一反应，不是把矛头对准发动战争的北朝鲜人和他们认定的幕后老板斯大林，而是由杜鲁门在27日宣布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把摇摇欲坠的国民党政权置于保护之下。这一乍看起来显得莫名其妙的反应，实际上是中共、国民党、美国以及苏联四方长期打交道过程中所形成的战略认识在国际冷战环境下产生的必然结果。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开篇即提出了一个气势磅礴、黑白分明的问题：“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因朝鲜战争而缘起的台湾问题，实际上是在更大的格局上印证了敌人—朋友二分法的普遍适用性。只不过这次作出判断和裁决的，是二战后风光无限的美国人。而直接吃下这枚苦果的，却是不久前还信心百倍，宣布“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准备一统天下的Chairman Mao了。在SKYWALKER看来，这一认识的形成过程，就是二战结束之后、韩战爆发之前国、共、苏、美四方互动的历史过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当时国内要求国共和谈、和平建国的呼声高涨，蒋介石审时度势，对我党展开和平攻势。蒋之算计，在于一来自恃肯定会得到美国支持，二来中苏条约的签订，蒋以出卖外蒙古为代价换得斯大林不支持中共的口头保证。蒋认为没有苏联的支持，中共必然屈服。倘若中共不识好歹，拒绝和谈，则正好可以把内战的责任推到中共身上。事实上，斯大林的确对蒋投桃报李，向中共施压，连去两封电报催促毛接受蒋的和谈建议（毛泽东的俄语秘书师哲对此有记载。不过，在还没有见到电报原件之前，严肃的史家虽倾向于接受电报存在一说，但仍然持保留态度）。在得到美国大使赫尔利对毛人身安全的保证后，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3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于45年8月28日飞抵重庆，开始漫长而辛苦的谈判。

谈判尽管在各方面取得了进展，但在关键的两个焦点问题上，国共双方迟迟达不成共识。这两个问题，一是究竟是先军队国家化还是先政治民主化，而是解放区问题。国民党希望在政治民主化之前收编共产党的军队和解放区，而共产党拒绝在国民党彻底改组政府（即实现民主化）的前提下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比较搞笑的是，我党现在处在执政党的位置，坚决不搞“政治民主化”、反对“军队国家化”。但在当时，我党谈判的时候却是高举政治民主化，反对一党专制的大旗与国民党针锋相对，主张在政治民主化的基础上实现军队国家化。SKYWALKER在这里并不想对这两个问题展开论述，只是想说明，国共双方血拼的历史过于长久，双方彼此极不信任。在没有可信机制的保证下，谁先交出军队，很可能就等同于自杀。这是聪明的中国人都不会干的。实际上，即使在谈判期间，国共双方的军事摩擦一直就没有停过。而蒋则向各级军区长官下发《剿匪手册》。毛对此也心知肚明，早在1938年，毛在给范长江的一封信中即指出：“… …以历史论，十年前的分裂，主动者属谁，被动者属谁，以及因何而破裂，已是人人皆知历史铁铸之事实，彼时谁撕毁那个共同纲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宣言），因而掀起内战，先生当能言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故今后症结不但在于要有一个纲领而且要保证永不许任何一方撕毁这个纲领，这是一件最中心的事。十年前并没有八路军，因为两党破裂才出来了一个八路军，以此推知即使今天把八路军解散，甚至把共产党解散，谁能担保中国境内不再出一个八路军，不再造一个共产党？要知这些东西不是凭空发生的，并非真如某些人们的见解是若干共产党领导分子从心所欲造出来的，或真是所谓"不合国情"的，而实实在在是国家政治经济现象的结果”。换言之，如果不存在一个可信的机制以保证双方的诚信和安全，“交枪”一说，断无可能。

出于历史的原因，这一保证机制，是由美国人来提供和担当的。早在日本投降以前，按照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构想，一个统一、强大、民主的中国将成为美国的盟友，帮助美国负责亚洲新秩序的维持。为此，罗斯福不顾丘吉尔和斯大林的反对，硬把蒋介石扶为战时四巨头之一，承认中国国际四强之一的地位。战后，罗斯福的继任者杜鲁门基本上全盘继承了罗斯福的中国战略政策，希望中国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在民主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强大但亲美的政权，成为稳定亚洲的决定力量而不是苏联的傀儡。为此，促进国共和谈，消除中国内战的危险，不仅仅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也与美国一贯坚持的意识形态相一致。

为此，1945年11月27日，有亲蒋色彩的原美国大使赫尔利辞职，为美国公正主持国共和谈发出了强烈的讯号。同一天，杜鲁门任命二战英雄，五星上将马歇尔作为总统特使，赴华协调谈判。在马帅赴任前，杜鲁门对其面授机宜指出，希望马当面明白无误地告诉蒋介石，只有一个统一、民主的中国，才符合美国援华的前提条件。对这一任命，国共双方都表示了欢迎。国民党方面惊喜于美国居然派出如此高级别的特使，足见中国在美国心目中的地位和分量。而中共彼时的策略之一就是引入国际因素对国民党形成制约。刘少奇在以中共中央对重庆谈判人员发出的指示中称：“中国从来就是依靠几个国家相互牵制来保持独立的。所谓以夷制夷的政策。如果中国只为一个强国把持，则早已灭亡”。只要能保证美国的中立，那么事实上将有利于中共而不是国民党。而除了美国之外，最好把英国和苏联也都拉进来。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中共对杜鲁门对华政策的声明（12月15日发表）大加赞赏。周恩来和马歇尔甫一见面即表示：“我们的政策是和罗斯福总统相同的，即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国内的一切问题。杜鲁门总统的声明是很好的… …我们对其中的主要观点是同意的。”（汪朝光：《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5卷）。周甚至告诉马歇尔说美国很多东西，包括它的民主和工业化，都是值得中国学习的。国共双方的表态，以及对美国自身实力的自信，一度使马歇尔内心深处十分乐观，相信在自己的大力斡旋下，中国可以避免内战，达成和平协议。

不过，即使在当时，也有很多人对马歇尔能起多大作用表示怀疑。马歇尔12月20日到达上海，和美国驻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会面。魏当时已经被国共争斗弄得精疲力竭，他直截了当地告诉马，他认为马歇尔的使命将以失败告终。这番直言让当时雄心勃勃的马歇尔极为生气。坦率地说，魏德迈的判断虽然以事后的眼光来看没有错，但当时他作出这一判断更多地是根据经验和直觉。事实上，真正的隐患不在于国共以往的历史过于血腥—只要独立的第三方有足够的实力且保证公平、可信，那么调停成功的可能性应该说是很大的。真正的问题在于美国调停的立场实际上并不是完全中立的，充满了“使命和手段的矛盾性”。

换言之，在公开的场合，美国向国共双方提供的是不偏不倚的信息和决心，即一个民主、统一和强大的中国，而不是分裂、苦于内战的中国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为此美国将竭力促使国共和谈以达到这一目标。应该说，美国的这一立场并不是虚伪的表示。但深谙政治斗争的美国人实际上一直在私下里思考一旦无法保证国共达成协议，美国究竟需要选择哪一边的问题。而在这一问题上，基于冷战的考虑，美国实际上在派出马歇尔使华的时候就已经做了最终决定。马歇尔在来华前夕，与杜鲁门和国务卿贝尔纳斯会晤。马明白地向杜鲁门询问如果是因为中共不合作导致谈判破裂，美国的选择当然很简单。但如果是由于蒋介石的原因而导致和谈破裂，发生悲剧性的后果，那么美国的立场何在？杜鲁门指示马歇尔，美国要尽力使国共达成协议。但如果不幸仍然失败，那么美国还是要支持蒋介石（具体内容可见《中华民国史料丛稿之—马歇尔使华报告》以及汪著《中华民国史》相关章节）。这就是美国50多年前的“模糊政策”（SKYWALKER评：可见老美实行所谓的战略模糊真是历史悠久了，目前山姆大叔在台海实行的所谓“模糊政策”其实是有先例的）。

这种模糊政策，要想获得最大的效果（即最好达到公开目标，不到万不得已不追求底线目标），取决于两点：一是中间人（及第三方）行事必须公平公正，不得偏袒国共任何一方，以此来推动公开目标的实现；二是美国的最终底线必须对国共双方严格保密，以防止其中一方（国民党）的“道德风险”问题。换言之，这一模糊政策要求特使必须一方面公平公正地对待双方，另一方面却强调对蒋政权的终极支持。这一政策的内在矛盾在于，若国共双方均保持君子风范，不采取极端行动迫使美国人作出选择，则马帅自然可以左右开弓、游刃有余；但一旦其中任何一方如果因为某一原因而有动机采取极端行动，迫使美国作出选择，那么美国的底线无疑就会暴露无遗。实际上，蒋介石在后来通过一系列的举动不断探视马歇尔的反应，并从马歇尔的反应中明白了美国的底线。这样一来，和谈的破裂就成为定局了。

马歇尔最为一个受西方民主思想熏陶的正直军人，基本上在谈判的第一阶段保证了其作为调节人所应该达到的公平和公正性。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同时也在当时包括国、共、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国共双方于1946年元月分别达成了停火协议和数项政协决议。至此，前景似乎一片光明，内战的危险似乎已经过去了。不过，随着美苏冷战局势的进一步紧张，国共之间的脆弱互信也不断受到挑战。尤其是在东北，国共双方立场出现严重分歧和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使用武力解决问题的动机也越来越强。在苏联的支持下，4月18日中共进入长春。蒋介石极为愤怒，宣称长春问题为目前时局的关键问题，如果中共不自行退出，我必拿下长春。此时，马歇尔的态度至为重要。不过，在蒋的竭力劝说下，马歇尔竟同意蒋在东北对中共用兵，希望用此来压中共让步。这么一来，马之公正的立场就被中共大表怀疑。更严重的是，此次马对蒋让步，让蒋逐渐摸清美国的底牌，从而鼓动蒋在此后进一步采取更大的动作。在中共四平战役失败，退出长春后，蒋又宣布下一个“关键问题”，没完没了，偏偏马歇尔受制于“模糊政策”的最高指示，对蒋步步紧逼毫无办法。总之，马歇尔空有实力强大的美国做后盾，且果真马歇尔要逼蒋让步，他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当和谈真的面临完全破裂危险的时候，他受制于最高指示反而不能在关键时候防止最坏局面的出现。在马歇尔调停的关键时刻，因为美方的失误还发生了一起乌龙事件，彻底断送了马歇尔作为调节人的公正形象。1946年8月，周恩来在和民盟以及马歇尔、司徒雷登等人交涉之际，向司徒雷登提出决不能将美国在抗战时期留下的军火低价卖给国民党，因为这会被蒋用来打击共产党。司徒表示赞同。孰料8月31日周在离京飞沪时于机场遇见美国吉伦将军，吉伦主动向周打招呼，周才知道“一位美国朋友从华盛顿来办理出售军火和军用物资事宜，现已签字，正准备返回华盛顿。”自此，即使是国共之外的民主人士，也开始怀疑美国的公正立场，而转而相信美国实际上是准备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了。

正如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马歇尔的悲剧在于，“… …和战问题的两难自始就困扰着马歇尔，不偏不倚是他可以做但不能做的，他采取的立场是交替压国共双方让步，在他看来这仍是在不偏不倚，然而在对立双方心目中，他的做法是吃力不讨好… …”（汪著《中华民国史》）。有关这一点，当时国共之外的第三大党民盟的负责人梁漱溟在多年后回顾和谈破裂的原因时候也曾指出，马歇尔失败之开端，实在不应该答应蒋在东北开打，概一开打，蒋就把马摸得清清楚楚，从此再也不把马歇尔的立场当回事了（梁漱溟《忆往谈旧录》）。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当知内战终于爆发，和平无望固然在于国共双方互不信任极深，但关键仍在于国共谈判缺乏一个不仅具有实力、且可以得到双方信赖的仲裁人，而此乃模糊政策内在矛盾的必然结果。

马歇尔的使命最终以失败告终。1947年1月7日，马歇尔奉命返美担任国务卿，黯然离开中国。当这位美国的二战英雄、五星上将、欧洲复兴计划（又称马歇尔计划）的草创者在登上飞机的时候，相必心里面充满了伤心、失望和愤怒吧！马歇尔在后来使华报告中，指责是国共双方的极端分子互不让步，导致和谈破裂。客观地讲，虽然共产党也必须为内战爆发承担一定的责任，但主要的责任却应该算在国民党，尤其是蒋介石头上。在整个和谈过程中，被马歇尔称为中国之“圣雄甘地”的梁漱溟以国、共、美之外的“第三方”民盟负责人身份一度担任起调节人的角色。对蒋介石出尔反尔、得寸进尺、不守承诺、不讲信义的做法深恶痛绝，以至在他数十年之后的回忆录里提起此事仍愤愤不止，怒斥蒋为“一个完全没有信用的人.. … 蒋介石只要三分像人，事情绝不至于毫无成就而终于破裂.. …他如果像个“人”的话，事情何至于此呢”？马歇尔对蒋并没有如此激烈、苛刻的评语。但不要忘记，他和把蒋蔑称为“花生米”的史迪威私交甚好，史对蒋的看法必为马所熟悉。如果说，马歇尔使华之前尚能保持对蒋以及国民政府的中立态度的话，当他使命失败返美之际，虽然嘴上不说，但内心深处想必对史迪威的见解深以为然，而对蒋以及他所代表的国民党政权失望之极。事实上，马歇尔返美之后，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在他主政的时期，美国对国民党政府只保持了最低限度的支持。而马歇尔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权的看法，必定对他的后任艾奇逊影响巨大，从而这种对蒋以及国民党政权的深深的厌恶情绪一直在美国国务院延续且主导了美国决策者的对华政策。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朝鲜战争爆发。

下一篇评论的题目暂定为：从重庆谈判到朝鲜战争之二 --- “一边倒”的外交与朝鲜战争和台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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