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的香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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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的香港文化

发布时间：2013-07-04 03:05:26

| 时代周报 | 240期 |  评论 (0) 转播到腾讯微博

钱津宁 插画

[开篇]
我们缘何误读香港

孙乐涛

这段时间，《三联生活周刊》王小峰的一篇关于beyond乐队的文章引起巨大争议。这些争议，一开始就超出了对beyond本身的评价问题，而扩展到对整个香港文化的评价，以及内地文化与香港文化如何对视的问题。

这些问题，内涵之丰富，几乎可以折射出中国近200年来社会变迁的所有重大命题：民族主义，商业与普世价值，知识分子与启蒙，天朝意识与现代国家，精英文化与市民文化，等等。这些困扰中国人一个多世纪的问题，至今不能得到很好的清理，没有一个基于现代观念的广泛共识。这是内地文化与香港文化之间产生争议乃至冲突的重要原因，也是香港回归16年之后，我们仍对香港感到陌生、不解的重要原因。

晚清、民国时期，香港及上海英租界被强加了一套以英国法为蓝本的现代法治体系。由司法独立带来的人身与财产权保障、言论与行动自由、社会公正、守法观念、安全感，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社会生态，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改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改变了文化。比如，在英租界建立不久，就出现了这样令国人惊异的情况：“西人控华人，须请泰西律师以为质证，即华人控西人，亦必请泰西律师”。一些学者就认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起点就在上海英租界。

香港所移植的英国司法体系经过一百多年的持续发展，早已落地生根，枝繁叶茂。有健全的法治，有自由，社会公正，加上自由经济带来的繁荣，在如此漫长的时间内，对人的精神气质、对文化的改变是巨大的。这恰恰与隔岸数十年的大批斗、人整人、饥饿、政治挂帅相对照，也与近些年严重的公正问题、腐败问题、普遍性的道德失范相对照。完全不同的生存状况必然会造成双方在文化心理上的巨大鸿沟。1949年之后，长期的地理隔离及意识形态教育造成的心理隔离，使这道鸿沟变得一时难以逾越。

香港为何看起来没有“文化”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绵延时间最长的农业文明。自1840年代以后，古老的中华文明开始痛苦的转型。在21世纪初叶的今天，中国的两个地区，香港和台湾，都建立起了现代法治体系，转型为成熟的现代商业社会。

两者转型的途径却截然不同。香港是被强加一套现代体制，经过一百多年，这套体制扎下根来，改变了社会，改变了每个人的精神心理面貌，重塑了文化。而台湾则是经过痛苦的自发改革，内生出一套现代体制。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结构与人们的精神气质也逐步改变，终于在20世纪末实现蜕变。

在台湾这样的内生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知识分子主导的启蒙运动往往起到重要作用。这样的社会转型，一开始就有具体的西方参照物。这样的转型目标，主要是知识分子发现的。他们积极宣传、鼓吹，以这个目标为参照，抨击现有体制，鼓动人民起来朝这个目标前进，于是引发了革命或改革。

在某些知识分子们看来，社会存在种种问题，背后深层次的原因，广大的普通民众对此并不知情，也无力知情，因为他们缺乏知识，或受蒙蔽而麻木不仁，因而，知识分子就要唤醒他们、教育他们、引导他们成为具有现代意识的公民，并通过行动建成现代化的社会。

在传统朝代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威权政治时代，像民国时期与上世纪50-80年代末台湾蒋氏父子统治时期，是启蒙知识分子大擅胜场的时期，是知识分子英雄辈出的年代，比如梁启超，比如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比如殷海光、柏杨、李敖、龙应台，都被视为启蒙知识分子。再比如，近些年被冠名以“公知”的一大群体，实际上也属于启蒙知识分子的范畴。

启蒙时代，知识分子振臂高呼、摇旌呐喊，拥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又是非商业的，是建立在精英阶层的知识优越性与道德感召力之上的，甚至是建立在强烈的奉献精神与牺牲精神之上的，所以十分动人。这也使得这样的社会，虽然人们平均文化水平很低，但看起来充满了人文精神，富有人文气质，用王小峰的话说，这样的社会是“有精神的”。

比如在内地，经过30 多年的禁锢之后，80年代一开放，北京的摇滚乐迅速兴起，崔健、唐朝等带有强烈“社会批判、人文关怀”的音乐使那个年代看起来确实“有精神”，有文化。同样在70、80年代的台湾，从侯德健、罗大佑、苏芮等人的歌声中，我们也听到了强烈的知识分子气质的“社会批判、人文关怀”。

但说到底，“社会批判”之所以兴盛、震撼人心，是因为社会上有太多悲惨的、不公正的现象需要批判；“人文关怀”的兴盛也是因为社会上有太多不人道的现象需要人们去关怀。

王小峰对大陆摇滚乐的推崇，对昔日台湾流行音乐的欣赏，对香港音乐的鄙视，对今日华语音乐的失望，他评判这一切的基点，始终是转型时期的、前商业社会的的、启蒙主义的立场。

一旦社会转型成功，社会公正的症结得到解决，自由得以实现，“社会批判、人文关怀”就开始褪色，变得无的放矢，于是启蒙模式就迅速失去魅力、失去市场。人们不再关心宏大的政治、历史、文化叙事，而回归私人生活，回归小情小调，回归市井，回归鸡汤。

陈冠中在他的《盛世》中讲的一个故事颇有意思：“我”是一个在大陆工作的台湾作家，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访问了许多大陆老一辈文化名人，准备在台湾出一本大陆文化名人访谈录。当时我认为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传世之作，因为这些国宝级的老人都很老了，有的甚至已经过世了，我的这些珍贵访谈已成绝响，在台湾一定大卖。结果我的动作慢了一点，修改了几遍，等书出版，“台湾气氛已变”，台湾人不再关心大陆文化了，访谈集几乎无人问津。接下来，又写侦探推理小说，又写人生哲理，又写办公室秘笈，最后写了一本谈EQ情商的书，终于大卖，荣登畅销书作家行列。

香港拥有健全的文化市场

上世纪60-80年代，香港经济腾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50年代婴儿潮一代这时长大，“香港人”的本土意识得以形成，加上法制健全，文化上的自由放任政策，经济成就带来的自豪感，这一切最终促使“香港文化”在70年代成熟，并席卷整个华人世界，输出全球，香港转型成为一个发达的现代商业社会。

显然，这样一个转型过程并不需要知识分子引导的启蒙运动，不需要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人文关怀”，只要有一种健全的“本土庶民意识”（黄霑语）就行了。所以，虽然从人口比例上看，香港知识分子、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并不少，但在迷恋启蒙时代英雄主义的人看来，香港社会缺乏“人文精神”，香港文化太“市井”，不够高贵，没有“精神”，香港是“文化沙漠”。

事实上，在一个转型成功的现代商业社会中，启蒙型知识分子必然会被边缘化，这不是因为他们堕落了，也不是因为民众堕落了，而是因为社会变得公正、自由了。

在这样的社会里，知识分子要想继续站在聚光灯下，必须通过商业的渠道，在商业上走得通，如金庸，如林夕。而要在商业上取得成功，对知识分子的知识、才华的要求其实是很高的。如黄沾所说，有一些文化研究者对“另类”音乐独具好感，觉得这更有文化，但实际上这些另类歌手很多人水平可疑，一旦和职业歌手相比，就会败下阵来：“市场经济，在很多层面上极公平。质高者胜，质素差的，如何分众、另类，都难持久。”

香港不是文化沙漠，而是一个竞争激烈而又颇为公平的文化市场。这样的市场，不见得完美，可能会遗漏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但它相比知识分子立于潮头浪尖的威权时代，肯定是一个进步。它其实就是启蒙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明天。王小峰们最好早做准备，以免到时候过分落寞。                 

作者系青年学者                           



[另一面]
点点滴滴的隔膜

张倩烨

有关香港话题的最近一次网络讨论中，我再一次看到港人对自己的小文化环境与家园的珍惜。在我看来，《三联生活周刊》的王小峰与廖伟棠、张晓舟等文化人对摇滚乐队Beyond的文化解读，不仅限于南方与北方的文化差别、60后与70后的代际鸿沟，更在于内地与香港之间的互相不了解，深深的隔膜感。

王小峰眼中的香港文化，带着后殖民时期的特征—缺乏安全感，在内地青年理想破灭后的商业浪潮中稍占优势。但在粤语文化中浸淫出来的文化人完全不认同他的观点，廖、张两篇长文将王小峰的文章批驳得七零八落。

不过，为何一篇普通的文化评论会引发一场网络讨论？我想还是与许多内地同胞对香港缺乏了解导致的文化冲击有关。2010年，电影《岁月神偷》获得多项金像奖，其实这是最能反映香港人是怎样一路走到今天的一部心曲式电影。片中的罗进一身患重病，香港治不了，远赴北京求医也无果而返，罗家还一直受到港英年代的英国警察敲诈，全靠一句“做人总要信”才成就今天的香港。香港今日的成就，绝不是一句简单的“殖民地文化”就可以抹杀的。

开放内地自由行十周年，香港回归16周年，两地间的融合与冲突都在日益增加。香港需要被内地了解，否则发生在文化领域的争论，会蔓延至两地生活的各个层面。

比如，在一次港人集会上，我看到几位市民围成一小圈，举着针对内地人的标语牌，我很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于是，我决定去搭讪。一位中年主妇模样的市民和我聊了起来，她头一句就问我，你是哪里人？我回复说，内地来香港读书工作的，问她为什么主张香港与内地分隔开。她立马接下话茬：“你来香港读书，你就抢了我小孩的学位。”我反问她，许多外国人也在香港读书啊，你为什么不反对？她不作回答了。

她的话让我心凉。我记忆中的香港，不是这么冷漠无礼的，不是的。

在香港生活三年了，我永远忘不了第一天到香港的情景，2010年8月25日。那天一大早，我从北京开往深圳的列车里出来，手里提着三个硕大沉重的旅行箱，背着装有15英寸手提电脑的书包，在深圳罗湖口岸过关，去香港读书。

从深圳火车站到罗湖口岸，要经过一道长长的陡峭的楼梯。那天清晨，电梯还没有启动，我提着全部家当，一步一喘地爬那段楼梯。身边不乏行李轻爽、步伐飞速的男士超过，但没有一个人伸手帮我。

过了关，坐在东铁线前往红磡的地铁上，我忐忑地观察着车厢里人们的样子，好担心因为自己是内地人受歧视。车厢里电视屏幕中传来我完全听不懂的粤语新闻，我开始紧张起来，想起了一部自己看过几十遍的香港电影，陈可辛导演的电影《甜蜜蜜》。影片里的男主角黎小军经常被香港人叫做阿灿，而女主角—从广州到香港打工的李翘，则干脆隐瞒自己的内地人身份，以免被人瞧不起。

就在这样的担忧和焦虑中，我到了黎小军下车的红磡站。天下起雨来，我提着行李的双手没法打伞，像在内地一样着急慌忙挤到站牌下，回头一看才发现，本地人都在安静地排队。发现了自己的冒失无礼，我赶紧撤回到队伍后面，这时，一位不远处类似内地“交通协管员”打扮的老伯向我走来，笑眯眯地用他仅会讲的一点点普通话问我要去哪里，他告诉我，我的站点在天桥对面的反方向，还帮我提了两个箱子，带我走到站牌下。细雨中，我跟在他身后，看着他的满头银发和提着行李箱的、布满皱纹的手，我想，这就是香港。

此后的一段日子里，香港人的人情味曾让我几乎沉醉。2011年的农历新年，我收到过平时几乎互不往来的邻居派给我的新年利是，里面是一张崭新的一百元港币；公寓楼的保安，会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特意跑来告诉我这个外来户，要记得收晒在外面的衣服；还有一位邻居Bill，总是能在见到我的时候从公文包里变出一只苹果，或者一盒蜜饯……这一切，都是我挚爱的香港。

直到遇见中年妇女的那天，我被香港的陌生一面吓到了。这是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香港。双非、奶粉、学位、地铁进食……一连串的陆港风波关键词，把过去三年间的香港和内地连结在一起。今年香港颁布奶粉离境限制条例后，两地的紧张关系更加严峻。不少内地人认为，香港的繁荣很大程度上依靠内地自由行的消费支撑，颇有自己是港人的“衣食父母”的感觉；而港人的回答则是，自由行的受益者只是赚到钱的商贩，普通市民则承担了内地通过自由行而间接输入香港的通胀。

在奶粉话题炒得沸沸扬扬的时候，我曾批评港府政策的短视，认为奶粉限制离境政策扼杀了香港作为自由港的经济活力，动摇了香港的核心价值，港府在拥抱民粹。可是，当我把自己的观点与一位资深香港媒体人交流，他的回答让我有所领悟。他说，在你们看来或许是民粹，但我的小孩买不到奶粉吃，对我来说就是民生问题。

当外来人威胁到自己的一日三餐，敌意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我曾在自己的文章里批判他们的主张，但是，当微博上每天看到北京同胞抱怨空气质量，就不难理解，在另一边从官员到百姓都在研究着怎么样避开北京的毒空气，怎样买到进口奶粉，怎样移民出国的时候，你又怎能要求香港人非得善待这个与自己的孩子抢奶粉吃的同胞呢？

作者 媒体人



你了解香港吗？

你了解香港吗？我们请相关人士给出十个问题，考考你是否真了解香港。

1. 八万五是什么意思？与谁有关？

2. 18楼C座是谁家？

3. 亲戚关系表“一哥”、“三哥”、“四哥”、“四叔”、“六叔”在香港是什么人？

4. 香港目前的选举制度是怎样的？

5. 香港一个独居长者可以拿多少老人生果金，如果他合资格申请综援，大概可以拿多少？

6. 香港法定最低工资是多少？

7. 从天水围搭各种不同类型的公共交通到中环，一个来回大概需要多少钱？

8. 港元与人民币汇率在2003年、2008年和现在分别是多少？

9. 以下哪些报纸是很难在香港街边的报摊买到的：A.东方日报；B.文汇报；C.南方都市报；D.大公报；E英国金融时报

10.香港新闻中常有关于“丁屋”的新闻，丁屋是什么？

[答案]

1. 前香港行政长官董建华在1997年度施政报告提出八万五建屋计划，每年供应不少于85000个住宅，希望10年内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轮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时间由六年半缩短至三年。这项政策的推出，再加上遇到亚洲金融风暴，使香港楼价一落千丈，普遍私人物业在五年多的时间内贬值七成，很多中产阶级成为负资产。

2. 香港商业电台一台制作的广播剧和最长寿节目，在1968年7月3日晚上7:15首播。有说节目是为了纪念此前在六七暴动中被暴徒烧死在车里的商台主持人林彬，18楼C座是他生前的住所。

3. 一哥：香港警务处长。三哥：演员苗侨伟。四哥：老牌艺人谢贤。四叔：恒基地产主席李兆基。六叔：影视大亨邵逸夫。

4. 特首选举制度为代表不同行业、专业、劳工、社会服务团体及区域组织利益的38个“功能界别”的选委（2012年为1200名）提名及选举。立法会采取比例代表制，以最大余额法及黑尔数额点票， 1997年前为单议席单票制。区议会选举采取单议席单票制。

5. 2013年2月1日起，老人生果金（65岁及以上长者可领取的高龄津贴）调高至每月1135港元，独居长者综援金额为每月2555港元。

6. 时薪30港元。

7. 40多港元。

8. 2003年末，1港元对1.0657元人民币；2008年2月，1港元对0.9135人民币；2013年7月，1港元对0.7907人民币。

9. BCD

10.香港新界原居民中的男性后人获准兴建的房屋。1967年“六七暴动”后，加上1970年代政府计划发展新界，为了得到新界原居民的支持，当时的香港政府于1972年12月实施的“小型屋宇政策”，规定年满18岁，父系源自1890年代新界认可乡村居民的男性香港原居民，每人可一生申请一次于认可范围内建造一座共3层高（8.23米高）、每层面积不超过700平方英尺（约65平方米）的丁屋，无需向政府缴付地价。政府同时定立“限制买卖转让条款”，规定拥有丁屋的原居民如果想把丁屋出售及转让予非原居民，需向政府申请作补地价，并取得地政专员书面同意。兴建丁屋的土地，通常是位于新界或离岛的村落或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