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剑：红色后代的根本利益是什么？[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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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大瘟 于 2013-10-3 23:01:51 发布在 凯迪社区 > 时局深度
  “红后”显然是一个比“红二代”涵盖力更广泛的一个说法，红色代际谱系中的第二代人，和近年来社会上其他“二代”现象相比有着一个重大差别：这一代人不仅远离青春，而且已经告别了他们人生的黄金时期，大都处在退休状态；即使那些还在台上的人，大概也只有十年左右的“政治时间”。风云变幻之际，廉颇老矣，壮志未酬。“红后”概念的提出，有对革命自有后来人的殷切期待。在“红二代”云集的一些场合，经常会有人慷慨陈词，强调他们父辈打下的江山决不能在他们这一代人手中丢掉，要把革命传统世世代代保持下去。红色后代的这种集体意识，在目前的关键时期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他们对中国的未来，对执政党的命运，有着他们特有的紧迫感、使命感和危机感。罗援少将有诗为证：“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真是掷地有声，义无反顾。
　
   从“红二代”到“红后”，概念的演化其实已经反映出中国政治生态的一个重要变化，在红色后代大量掌控着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前提下，他们这个群体依然存在着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担心红色江山不保、革命事业或将毁于一旦。这种忧患意识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执政党日趋恶化的腐败行为已经严重威胁到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二是引入宪政民主制度将根本改变共产党的一党执政体制。在执政党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时，作为和执政党具有天然血缘联系的红色后代，革命法统的惟一政治“后裔”，共和国的“长子”，走到前台，进行红色总动员，主动承担起保卫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的历史责任，应当不难理解。他们从不同的方面，以不同的方式，积极亮相，高调发声，献言献策，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未来走向的一支重要力量。

     “红后”在文革的遭遇是一个特殊情况，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程度不同地受到影响，被迫上山下乡，支边支农，但到文革后期，他们还是率先走出困境，利用父辈的权力和人脉资源，或进城就业，或参军入伍，或读大学，掌握着比平民子弟更多的机会。粉碎“四人帮”后，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国家和社会步入正轨。首先就是落实干部政策，为一大批文革期间受迫害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恢复名誉，政治平反，让他们重新走上领导岗位，彻底清算文革制造的各种冤假错案，彻底修复被文革破坏的国家机器。在执政党主导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红二代”也开始逐步亮相，进入社会公众视野，他们在纪念和回顾那些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文章中，详细描述了他们在文革期间所经历的苦难和折磨。陶斯亮写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深情纪念她的父亲陶铸，感人至深，催人泪下，打动了无数人的心，也让全社会认识到，在毛的错误路线之下，不管是平民还是高官，都难逃厄运。文革对全党全民都是一个深刻教育，反思文革，防止文革重演，是当时的社会共识。

    文革的极端后果，赋予改革以正当性和迫切性，执政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路线，深得民心，符合历史潮流，也符合执政党的根本利益。但是，由于改革直接涉及到国家制度的变革和传统的权力体制的调整，使得改革从一开始起就面临着步履维艰的状态，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兼顾新旧体制，在多种力量博弈中维持平衡。价格双轨制的提出，在当时被认为是一项制度创新，实际上是对两种根本不同的价格制度的调和，一方面是市场原则定价，按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另一方面则依然是计划原则定价，按传统的计划经济方式配置资源。客观地说，就是从价格双轨制开始，执政党内部的第一波腐败开始形成。掌握权力者或接近权力者，能拿到批文，拿到配额，就是拿到了资源。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掀起的全民经商潮，大多限于倒来倒去，有权力有本事进行大倒的，无非就是那些官倒。而能做官倒的，坦率地说，非高干子弟莫属。那时建立起来的几个大公司，就是超级皮包公司，背景深阔，高人云集，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拿到批文和配额，转手即可开发滚滚财源。

    我提到上面这些事，并非是想揭“红后”的短，历史是谁都无法回避的。上世纪八十年代是“红后”建构其整体道德形象的重要时期，如果在这个时期不能获得一个良好的社会评价，必将影响其后来发展。事实上，在“红二代”中，有许多优秀的成员，毫无官宦子弟恶习，为人亲民，做事低调，有雄才大略，也有智慧和能力，足以担当重任，成其大事。但是，在八十年代的社会和政治氛围中，他们的确难以迅速脱颖而出。原因是多方面的，高干子弟经商给予社会留下的恶劣形象，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八十年代初期，社会上就有了“太子党”这个说法，当时尚无政治上接班这一说，社会公众显然是以这个明显带有贬义的称呼表达出对“红二代”的不信任感，而且，这种不信任感在执政党内部也有着广泛基础。我在评论“重返新民主主义”时就提到，八十年代中期，几个红色家族的后代，在李锡铭主政时期的北京市委，竞选副书记和副市长，居然全部落选。中央全会选举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落选的或票数靠后的，也多有来自豪门的子弟。这个普遍现象说明，红色后代在政治上缺乏稳定的社会基础，缺乏社会认同。

   “八九”风波之后，“红二代”的发展出现重要转机，虽然执政党迫于形式和舆论压力开始清理几大公司，但党内元老们意识到，在关键时期还是要靠自己的子弟。从大院传出一个说法，至少自家子弟不会去刨自家的祖坟。这个话绝非说说而已，而是很快就体现在制度安排上了。一是在政治上，加快培养红色后代中的政治人才，放手让他们离开北京到地方发展，在地方积聚政绩和资源，为政治接班创造条件。二是在经济上，“红二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做“官倒“这类丢人现眼的事，而是名正言顺地进入大型国有企业，在金融、电力、通讯、交通、房地产、石油、石化、贸易、高科技等众多国家支柱行业全面发展，历练十几年，成为实际掌控者。三是在军队领域，聚集了一大批高级干部和高级将领的后代，他们因其工作特殊性长期不为社会所知，后来逐渐亮相，位居中将上将者已不在少数。“后八九”以来的二十年间，“红二代”作为一个整体，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三大领域已经蔚为壮观，掌握着极其广泛的资源和人脉。

    自文革结束以来已有三十多年了，按自然进程来说，“红二代”不管在哪个领域发展，只要不犯错误、不做过分的事情，他们都有资格有理由享有目前这样的局面。从社会整体来看，他们并不是改革的惟一受益者，来自其他社会阶层的人，即使出身草根，毫无背景，只要路径正确，方法得当，经过三十年打拼，获亿万身家或成一方大员，已经比比皆是，不足为奇。在中国客观上存在着多种利益集团的情况下，“红色”不是“红二代”的原罪，这不能成为阻挡他们获取政治和经济利益的道德障碍。相反，在政治和经济资源的全民配置格局中，恰恰是“红色”这个身份，让“红二代”们享有到比其他社会阶层更多的合法性和优先性。中石化的前老总陈同海（贪污受贿1.9573亿余元，2009年被判死缓）就公开说过，他们这一代人是“共和国的长子”，理应垄断国家稀缺资源。长子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在中国政治传统中，嫡长子继承制意味着长子是政治法统和经济资产的第一继承者。大概就是因为秉持着这样的理念，陈同海视中石化资产为家产，日均消费数万元，贪污受贿上亿元，成为他那个时期国企老总经济犯罪的第一人。

   执政党必须进行彻底改革，社会已有高度共识，如何改，社会却分歧巨大，这里涉及到改革的路径依赖和路径选择问题。对于“红后”来说，改革决不是革命，不是改朝换代，父辈提着脑袋用鲜血打下的红色江山决不能轻易拱手让给他人。有人就放话，红色江山是用三千万人头换来的，你想要，也请拿人头来换。这话是谁讲的，无法求证。但是，“红后”的确有着共同的认识和情感基础：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可动摇。这可以说是他们主张改革的第一个前提。有人提出重返新民主主义，前提也是共产党的领导，在共产党领导下，可以搞私有化，可以搞有限民主或渐进民主，可以搞司法独立，甚至可以实行军队国家化。也就是说，他们主张一党执政下的民主。  “红后”关于改革路径的第二个前提是，理论资源主要还是来自于毛的思想、红色意识形态和“党的优良传统”，以共产党过去历史中那些行之有效的说法和做法，为其现实合法性提供论证。重庆的“唱红”运动，大张旗鼓地开发红色资源，充分激活的是红色一代的历史意识，成为他们政治动员的一种方式。重提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希望以这个理论重新凝聚社会共识，重铸执政党的合法性。延安儿女联谊会重新主张群众路线，把群众路线视为执政党“制胜的法宝”，是“揭露腐败、制止腐败最好、最快、最省力的途径”。在这些理论资源之外，这些年来国内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主流意见并未得到“红后”认可。

   前提是，为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红色后代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要世世代代继承父辈的遗志，充当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种天然的接班意识，通过执政党意识形态的论证和一列制度安排，被合法化和正当化，执政党永不动摇的执政地位通过红色后代的血脉相承而得以实现。和这种接班意识联系在一起的是救世意识，在许多红色后代看来，惟有通过他们发扬红色法统，才能拯救人民，创造共富。

   红色后代的改革路径，依赖于执政党的执政地位，依赖于红色传统，依赖于红色接班人的历史使命，能否广泛地动员民意，迎合历史潮流，进而领导改革，在我看来，必将面临着无法克服的困难。任何一个传统国家按宪政方式完成向现代国家转型，改革的领导集团必须具有强大的道德感召力和资源整合能力。晚清新政以来，满清执政集团一直是企图主导改革，愿意呼应民意，按宪政体制重新建构国家权力体系，但是，他们最后还是被革命力量挤出历史的火车头。原因就在于，满清执政集团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没有看清形势和趋势，在国民普遍已经形成宪政改革的共识时，仍然坚持以皇族权益为不可侵犯之前提，囿于大清江山永世长存的陈旧理念，不能重建新的合法性基础，失去民意，失去各方支持，从根本上丧失了继续执政的条件。

   历史的场景未见得会再次重演，但其中的经验教训应该总结。红色后代在近三十年里，虽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均占有重要位置，掌握着巨大资源和人脉，但实事求是地说，他们缺少的恰恰就是道德感召力，他们整体的社会形象并没有因为得天独厚的红色背景而被社会公众广泛认可，他们中的出类拔萃者似乎也缺少足以让人信服的政绩和业绩。在他们理所当然地比其他社会阶层享有更多优势和机会时，绝非是毫无代价，道德成本的支出一定无法避免。社会上现在盛行的“仇富”或“仇官”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折射出社会不公的事实。红色后代作为现实中的一个利益集团，它和所有其他利益集团一样，都无法回避来自社会层面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拷问，他们在这方面没有免责的权利。这意味着，红色后代要想把自己的理论主张付诸实践，必须接受多重检验——道德的、政治的和历史的检验，其实，最后的检验还是在人民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