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大焕：曼德拉：政治很理想现实很坚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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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政治很理想现实很坚硬
童大焕 昨天 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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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期的曼德拉；图片来源于网络）

2013年12月5日，95岁的曼德拉去世，他的人生传奇也随之戛然而止。曼德拉的一生传奇和身前身后事，使我再一次想起让·莫奈在《欧洲联盟》中的话：人终有一死，我们会被他人取而代之。因此我们不能传承个人的经历，因为它将随我们而去，我们能够留下的只有制度。

曼德拉的个人传奇，首先缘于两个客观条件：一是他够长寿。他1962年入狱，27年后出狱时已经70多岁，更多的传奇都来自此后。二是他的对手够宽容够仁慈。

在全世界一片赞扬声里，凤凰网做了一期独家策划《重读曼德拉：和解有功·治国无能》，解读他的个人传奇和身前身后的南非现实：出生酋长之家，却立志为穷兄弟争自由；被白人政府关了27年，当上总统时却邀请狱警参加典礼；如日中天之时，却选择不再连任总统……时人赠予的美誉将曼德拉推上神坛，让他几乎成为圣人，然而他领导的非国大执政19年后的南非现状却是：“基尼系数世界第一（0.7），贫富差距悬殊，24%的失业率在工业化国家中也高得离谱；一党独大，贪污腐败横行，“国母”曼德拉之妻也因贪腐犯罪被判刑，1999年，透明国际将85个受腐败困扰的国家列入“黑名单”，南非名列第32位；它还有着世界第一的强奸率和世界第二的谋杀和暴力攻击率，南非一半女性被强奸，女婴亦不能幸免；大规模移民离开南非，而且主要是那些拥有技能并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公民。南非一共有400万白人，自1994年非国大执政以来，已有大约80万至100万白人离开了南非。白人并不是唯一离开南非的种族。黑人、有色人种（南非的混血民族）和印第安人也表示渴望离开南非。他们带走的不仅仅是个人财产，还有自身的才能和技术。……人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今日的种种困境，正是由19年前，曼德拉带领非国大执政制定的治国政策种下。

曼德拉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废除了南非种族隔离制度，促进民族和解。然而直到他离世，南非的社会对立和冲突远未化解，甚至有加剧的倾向：针对黑人的歧视性政策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就业、财产、土地、资源、政治等各方面针对白人的一系列新的不平等政策和偏袒黑人的民粹倾向，在一些白人认为南非存在新歧视并且选择用脚投票的同时，许多黑人却觉得白人仍对他们构成压迫；由于企业家群体的离去，南非就业机会迅速减少；针对黑人的土地“均富”政策没有取得效果，却导致大量土地抛荒——根据1994年南非政府制订的目标，5年内要把30％的农业用地分给黑人，这一期限经两次调整被延长至2025年，但是进程仍然异常缓慢。

尽管进程缓慢，但全南非已经有590万平方公顷的农作土地被转移给那些受到歧视迫害的黑人，可是当中却有多达90％的农地处于未耕作或休耕状态。表面上的政治隔离解除了，事实上的白人与黑人之间的经济隔离和空间隔离严重加剧。

秦晖教授在《城市里的穷人与富人》一文中谈到过新南非的空间隔离和经济隔离现象：

新南非很多城市在废除种族隔离、黑人可以自由进城后也发生了所谓“芝加哥化”、“底特律化”的过程。其中，当年的南非“经济首都”、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尤为典型。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之初，“黑白壁垒”破除，大量黑人从城外（按照中国的说法应该叫“城乡结合部”）的索韦托迁入过去他们不能居住的约翰内斯堡主城区和其他他们想去的地方。大量黑人贫民迁入后，治安严重恶化，富人和大公司纷纷迁出，星级酒店等豪华场所陆续停业。昔日的约翰内斯堡曾经集中了全非洲大陆三分之二以上的高层建筑，号称“非洲曼哈顿”。但在过渡期和新南非初期的混乱中，不仅黑人贫民占领空房空地的情况屡见不鲜，就连该市最著名的一些摩天大楼也在被废弃后一度成为三教九流乃至犯罪团伙的居所。

在1990年代末，尽管这里的高档场所纷纷歇业，豪华大楼里尽是无房可住的“占领者”，但是穷人仍是熙熙攘攘，先前的豪华商圈，如今地摊密布，约翰内斯堡中央商务区成了“高楼林立的索韦托”，后来因为没法就业，黑人又纷纷离去，这里陷入彻底的萧条。

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不再能驱逐黑人的富裕白人“惹不起躲得起”，纷纷北迁，大量的新钱投入桑顿，使这里迅速热闹起来。

于是，在种族隔离制度废除近20年后，我们看到了这样讽刺的图景：穷人“占领”约堡主城区的结果是把富人赶得更远，而相当部分的穷人在主城区衰败后也回迁（索韦托）了。结果形成的是南边黑人的索韦托和北边白人的桑顿，中间隔着个“鬼城”般的旧市区，不仅黑白似乎仍旧分明，而且空间上隔得更远了（与之相应的是黑人就业更难）。无怪乎有理想主义者感叹：“约翰内斯堡变成了索韦托+桑顿”。种族界限依然分明，令人怀疑新型种族隔离城市正在形成，黑人解放不是白搞了吗？

民主必须建立在自由基础上

曼德拉出狱后，南非终于结束种族隔离成为一个真正的追求平等的民主国家。但为什么民主没有给南非带来更大的平等、繁荣与和解，反而带来的是更深的隔离、腐败与衰败？这是很多认为民主是解决社会一切问题灵丹妙药的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

其实这个问题非常容易解释：民主必须牢牢扎根在自由的基础上，平等也只能追求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平等。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中，不管是人种还是阶级、贫富的划分，都不可能催生出真正的和解与平等，反而种下的是仇恨与撕裂。因此，民主如果不建立在确保公民财产自由的基础上，貌似再伟大的建筑，都不过是海市蜃楼沙上建塔。

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前提条件，但是世界上有很多人本末倒置，认为惟有政治自由才能促进经济自由。经济自由必以法律和政策严格保障私人财产权利为前提条件。而没有经济自由却有政治自由之下，人类的短视和少数人“占有”多数财富的社会现实（这是人类永远不能改变的社会发展规律），会使多数人把着重点放在乌托邦的“均富”理想上，从而导致资本和企业家外逃。即使在一个完全自闭的国家和时代，严厉禁止财富和人员外流，不合理的“均富”政策也会导致企业家精神和资本彻底休眠，资本和企业家不再创造财富，而是进入储蓄吃老本吃利息，甚至资本被没收。这种情况下，穷人损失的其实更多。富人的财富反正是一辈子花不完，穷人损失的却是就业和上升机会。

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没有看穿财富的本质。在一个私人财产权利得到严格法律保护的国家和时代，对于富人来说，一旦财富严重超出其家庭和个人生活所需，多余部分其实都是以投资、企业等形式为社会共有。相反，在一个追求名义公有或者“均富”的国家和时代，私人财产得不到严格保护，巨额财富掌握在任期短暂的官僚集团手里。无恒产者无恒心，其必然导致社会贪污腐败横行、大量财富要么外逃海外、要么在地下处于休眠状态，不能为全民共享。

这种情形，断然与民主或不民主的政治制度无关，只与私人财产保护及其自由状况有关。在这方面，尤其要搞清楚民主和“多数人暴政”的区别。

二者最明显的区别，就是是否以民主的名义干涉私人生活和私人财产。这几乎也是民主与极权的区别、传统专制与现代极权的区别。

多少政治文化精英能抵御民粹的致命诱惑？

在一次饭桌上，我对著名文化学者朱大可说，大可老师，防范民粹捍卫自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不管什么时代什么制度条件下，自由的倒退都只在须臾之间。

而自由和民粹哪个最终更有利于普通民众，南非的民主实践、大陆过去长达10年的楼市调控和更往前30多年的计划经济已经给出了明确答案。楼市限购限贷不仅没能止住楼价上涨，而且导致大量财富向海外转移，期待楼价下跌的民众、市场经济和政府信誉无一不受损。当下的香港，也正经历类似的煎熬。

一向很少接受专访的全球华人首富李嘉诚，最近以85岁高龄破例接受南方报业集体专访，一方面否认撤资传闻，一方面明明白白强调股东利益第一：“长和系永远不会离开香港。不过规模的大小是另一回事，主要看情况而定，我有百分之百的责任保护股东的利益。”没有比这句话讲得更直白的了：“我没有参与政治，但我关心政治，政治跟经济根本是手和脚的关系，假如两者背道而驰，是难以处理的。自由开放的市场，重视法治和原则。这些‘社会操作系统’来之不易，需要时间孕育，但如果管治失当，也可以一夜之间荡然无存。”香港是李嘉诚的精神之根和发祥地，李嘉诚本人也早已抵达绝大多数人抵达不了的、马斯洛所说的人生五大需求的最高境界——自我实现阶段，很显然，作出这样的决断，需要面临多么痛苦的抉择。

这一切的背后，被经济学家称为“自由经济制度堡垒”的香港到底发生了什么？原来是香港政府一意要“全面改革”，尤其是今年推出仿效内地住房限购令的“楼市双辣招”，以及“港人港地”政策：非港人购入工商和住宅物业，需要缴纳15%的额外印花税和双倍印花税；特定区域兴建的住宅首次出售及其后30年的转售对象，都必须是香港永久居民。这确实是香港有史以来最严酷的楼市调控政策。与此同时，李嘉诚的企业，则被舆论冠以“地产霸权”的称呼。

联想到此前的“产子风波”和“奶粉限购”，香港在民意的裹挟之下正迅速向不自由市场经济倒退。直接的现实利益摆在那里：香港社会是否做好了“超人”离场的准备，从而相信“大政府”可以更好为“小百姓”谋福利？既然“有恒产者有恒心”的超人李嘉诚尚且掌握“地产霸权”而不为民众谋福利，任期有限的一届政府凭什么又能短期掌握巨额资源而不为亲属谋福利？

但是，“多数人的拥戴”不论对于政治家还是思想者群体来说，都是一个无比巨大的诱惑，一个难以戒除的毒品！因此，除非对自由和财富的本质有深刻的认识与价值坚守，否则，不论是政治家还是思想者，都有可能成为民意裹挟广场效应下的乌合之众的一员。作家苏小和说，“一个醒目的经济史现象是，只要人类的经济生活遇到危机，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人们第一时间做出的政策反应，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走上了凯恩斯主义。在这个意义上看，凯恩斯主义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宏观经济、政府干预、货币超发，这些时髦的凯恩斯主义名词里面，隐含着巨大的利益和巨大的刺激，除了哈耶克这样纯粹的知识人和思想家，几乎没有几个人能够抵挡得了。”这就不仅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缺陷问题，而是整个人类的思维缺陷和短视了。

企业家必须大力投资人类的智慧和理性

在“阶层固化”、“贫富差距”等大词的炫目挑逗与刺激之下，不论民主制度还是非民主制度下，政治家、思想者、民众、中产阶级都是不可靠的，都有可能成为大词裹挟之下的乌合之众。中产阶级一再被视为社会稳定器，但依我对过去十年中国大陆楼市调控的观察看来，掌握媒体和网络话语权的低级中产，恰恰是搅动社会情绪、呼吁政府通过行政力量、税收等干预和破坏市场自由和私人财产自由的重要力量。每当社会“危机”呈现，人们总在期待一个救世主，一个传奇般的人物，一个具有超自然力量的政府出现。这种时候，作为社会最根本最稳定最可靠社会进步力量的企业和企业家精神，除了坐以待毙，恐怕就只有望风而逃的份了。

企业家们不想束手就擒坐以待毙的话，惟一的办法是多多支持独立于企业、独立于政府、独立于民众的独立智库的发展，从而让社会自由、坚定、从容的理性力量得以更好地生长发育。这是比企业家慈善更要紧的事情。这不是为了让思想者更多地站在企业和企业家的立场上说话，而是为了让更多的思想者们活得更自由更从容，宁静致远，从而更好地重建和捍卫知识分子应有的“道统”，而不必为了生存或者夺人眼球而去迎合权力或民粹。

拉贝莱说：学术无良知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是社会的毁灭。那么，“道”者何也？人世间万事万物之发展规律也！寻道、守道、传道是知识分子的天职，只有符合规律和天道的真知才是良知，政治的“道德”也必须建立在“道”的基础上才有“德”。假如天下无道而只有情绪与荷尔蒙，等待人类的命运就只有坠落和毁灭。

（责任编辑：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