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绥靖主义的底裤
(2014-07-15 16:51:17)
转载▼
标签:
绥靖主义
法治
有律师大力倡导绥靖主义,攻击死磕律师,强调律师的战场在法庭。这种论调貌似有理,实际上是另一种宣传语言,与社科院的思想道德档案出自一种利益格局。既然这种言论由自己通过各种自媒体渠道向社会发出,就意味着自愿接受舆论市场的检验,不同观点的争论力所难免,也有助于接近事实真相。但是这种自称绥靖主义的律师却容不得任质疑和批评,即便是价值方面的争论也被其控为“构陷”,或者认为故意给其“抹黑”,并拉出一种街头决战的架式。
其实,在思想、价值争论中,流氓与肌肉是吓不到人的,也不是思想的决胜力量,这种架式最多只是灵魂的示弱。当一个以法律王自诩的律师面对排山倒海般的批评却拿不出像样的逻辑进行反驳之时,便开始呼吁坦克的力量将批评的声音碾碎,这便是他的绥靖主义的实力真相。本来,他的绥靖主义是不值得讨论的,但由于其法律王的标签误导了一些粉丝,还是需要揭一揭他的逻辑底裤。也如毛泽东所言,打开《水浒》的盖子,看看里边有什么玩意儿。
绥靖主义是他自己所贴的标签,这并不是他人弄不懂术语给他的“构陷”,这虽是自我放大,但还是尊重他的商标偏好。之所以说这种自我膨胀已近无知,是因为他根本没有什么绥靖主义的力量,一根轻于鸿毛的人怎有什么谈判的条件和力量,这种自我期许也太离谱了吧。绥靖主义混世的资格在于你拥有的实力,投降前和投降后都是阔人,这样的人有一种策略上的底气。一个巴结着利益格局边沿的律师竟也扬言实行绥靖主义,实在是夸大了自己的门面,犹如罗玉凤宣布拒绝与所有的中国男人婚配。这种暴发户心态尽管已经是西装领带,但一阵风起就会撩开里面污渍的旧长袍。鲁迅说,这种人的发展无非有两个方向,一是洋场恶少,充满流氓气,一是瘪三,到处混一顿饭而已。由于英雄不遇,偶然机遇使竖子成名,便摆起江湖老大的谱,终因底气不足,只能用虚假的招牌应付而已。
因为这种人根本不具备绥靖主义的实力,最后只能以流氓的面目出现。流氓的好处是没有做强盗的冒险却有做强盗的收益(鲁迅),流氓总会为自己的流氓行为寻找道德理由。流氓与强盗不同,强盗是不怕死的,虽然强盗有时也打着道德的旗号,但强盗从不过份掩饰自己的强盗行为。流氓与妓女也是不同的,妓女的诚实在于从不包装自己的身份,为了生存被迫而已,从不会辩解自己是一种绥靖主义,也不会解释自己能够曲线救国。以此来看,强盗的逻辑是明晰的,他考虑了血酬与收益,之所以敢恶贯满盈,就是早已把脑袋别在腰带上,准备随时输掉。妓女的状态是自知的,她明白自己只是为了苟且偷生,其行为不具有什么政治意义,因此从不为自己贴什么曲线救国的标签。只有一种流氓行为是自我包装的,显然既无强盗的勇敢,也无妓女的诚实。流氓就流氓吧,为何还要扛一面绥靖主义的大旗?我想这其中既有认知方面的狂妄,也有心理的阴暗因素,还有卑劣的偷生手段,只是在日常披了一件法律的皮袍,掩饰了怀揣的那些瑟瑟发抖的稻草。
本来,在多元社会,尤其是在民间思想交流中,任何人宣称一种主义,或坚持一种策略都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只是你的言论一旦进入公共空间就意味着必须接受他人的评判,因为你的个人言论既不是红头文件,也不是法律条文,只是你个人的主张或见解。真正的思想者在思想市场上也都是开放并虚怀若谷的,可能无法接受他人的批评,但来自任何善意的评判都值得自己洗耳恭听,或者与之平等地讨论、辩解。而自称绥靖主义者一方面强调自己的生存技巧,一方面恶意攻击批评者。其特点是他不去针对观点进行论辩,而是针对对方的个人简历或工作背景进行资格否定。这种架式正暴露了自身的虚弱,如果自己的观点有底气,何必在意什么职业的人来批评?这就好比一个人去商店买电视机,当试过之后批评电视画面不够清晰,之后引起了售货员的大怒:“你一个臭老九怎么有资格评价电视质量好坏?你去自己造一台让我看看。”这便是自称绥靖主义者的辩论逻辑和贯用手段,只要所有不是法科背景的人都不能批评他的观点。即便法科出身,若不是本专业的也在拒绝之列。如果恰遇业界的资深人士对其批评,他便诬为不良用心,或者就是对其“构陷”。因为辩论不过他人,黔驴技穷之际便向权力机关举报,以寻求言论之外的暴力相助。
这恰恰扇了自己的耳光。不是主张律师的战场在法庭吗?他的意思是律师只有按照现有法定程序,在法庭规制中进行辩论就是合法的,否则,如果律师在法庭之外要求法律权利和程序正义等就是违法的。这种逻辑本没有错,但这是在法庭合法性及其民主框架内的法律基础上进行的。如果司法没有回归本真,法律无法实行自身之善力的情况下,哪里非法践踏了法律,哪里就是律师的战场。一些怀有正义感的律师之所以在法庭之外进行呼吁,并不是让法律的程序正义节外生枝,而是在没有外界压力、监督的情况下,法律的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已被严重扭曲。他们之所以如此,不但不是破坏法律精神,而恰恰是为了保卫法律正义。
言论批评则不同,批评大都是一些价值判断,从不涉及对行为的事实陈述。简而言之,也就是批评者仅仅批评他人的言论观点,这本身就在言论自由的范围之内,根本不涉及他人言论之外的其他情况。如果批评者为其造谣,则可以直接以法律的形式进行追究,况且这又是他的长项。否则,又为何回避观点和论辩的实质内容,而专门去撕咬对方的衣服?我想,一个人无论有多么伟大,他的言论都有生成的条件和局限,他人没有义务都去绝对信奉、膜拜,何况,一个如此狭隘的心胸也根本无缘伟大。任何针对批评的气急败坏,不但无法毁灭对方,只能暴露自己的浅陋。再说了,即便有批评者关涉事实陈述,也根本无损事实真理,因为任何事实真理不可能通过理论和批评使其改变或消失。正如你真是一个人,无法有多少人批评你不是一个人也无法改变这样的事实。如果针对仅仅价值范围的批评就产生恐慌,或暴跳起来,又意味着什么?
依我看来,之所以这位以绥靖主义自居的律师容不得批评,并不是他真有什么主义和主张,只是极力想维护自己江湖霸主的地位罢了。由于投机和某种机缘巧合,一个底气不足的人获得了一些名声就真以为名已符实了,而忘记了自己的真正底裤。这种暴发户心理便是如此,一夜暴发之后,举手投足之间便模仿贵族了,尤其在暴发之后又产生没落的时刻,其流氓本性又无所顾忌。说到底,这还是一种生存层面的恐惧,以围绕物质主义而进行的投机代替了自己的精神成长,即便因投机赚了体丰钵满,其精神还是侏儒状态。这时候最容易看清的是其本质,原来每天叫喊的民主、自由、公平、法治等等大词也都是为物质中心主义化妆,正是如此,才欺骗了一些涉世未深的粉丝。这与装神弄鬼的气功师有何区别?玩的就是眼花缭乱、神秘莫测 ,一旦被人揭破伎俩不是气急败坏、扬言追责,就是胡搅蛮缠,转移主题。
从这种江湖危机中最能看出其中的堂奥,以此便知,这与内在的人格分裂不同,人格分裂是自己身处污泥而挣扎不得,或者信仰被生存压力所深陷而难以自拔。因为人类本是一种双重性动物,生命的内部都具有各种对张的二元力量向外发展,个人处在社会历史发展冲突、妥协的夹缝之中。正如齐美尔认为的,社会生活就是双方寸土必争的战场,人同时面对个人性与普遍性的原则,必须在冲突的两者之间取得平衡。而人格分裂者只是自己承受痛苦,并不会去无缘无故攻击他人,更不会攻击那些直面暴力的勇士,并且承认自己在利益格局中的懦弱。这种绥靖主义者则不同,他把与黑暗的合作当成一种聪明,指责那些迎面暴力的勇士破坏了法治的健康成长,甚至认为对于谎言面前的死磕招致了给予法律整体的危害。这还不是道义立场的摇摆,而是从来就没有道义立场,只有利己的生存策略。只不过把这种生存策略隐藏在法治的外衣之下,其骨子里还是厚黑学中的衣钵。
在他口沫横飞大谈法治的同时,不经意间就流露出对于厚黑的钟情,这或许是他应试成功的法宝。或许他还声称自己的最高目标来为手段辩解,但是这样的辩解我们是否太熟悉了。如果这种辩解成立,那么日本侵华、纳粹帝国、红色高棉、文革运动、暴力拆迁等都可以找到崇高的理由。每一种邪恶也都可以披上崇高的外衣,或者以目的的伟大拒绝对手段的质疑。任何手段只是目的的组成部分,因为有些目的根本没有结果,永远只是过程,对过程与目标的切割本身就是对责任承担的解除。虽然在具体的政治行动中不排除策略,但并不意味着思想层面可以妥协,在任何情况下,思想主张都是不能妥协的。如果一个法律人动不动就讲妥协、绥靖,那么就无法不令人怀疑其中的法律精神,法律中法律人所捍卫的公平和正义又将如何实现?其中的精明之处莫非就是人格与权力的交易,或者为了苟且利益而对公正捍卫的出卖,或者充当现实权力的法律帮凶?
在这样一个众所周知的时代,社会的转型将不符合纯粹的逻辑愿望,也不一定符合其它地区的历史经验。或者说,对岸也无法复制。但是,历史进步的大势是决不可能被逆转,或者被永远阻止的,这就需要对于文明进步的信心。英国批评家阿诺德说,伟大的知识分子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具有一种激情,要将他们时代最好的知识、最好的思想从社会的一端传播和搬运到社会的另一端,使之流行不衰。他们弹精竭虑,要为知识去除一切粗糙的、粗断的、难解的、抽象的、专业和孤傲的成分,要把它人性化,使它在绅士和学者的圈子之外也见成效,与此同时,又保留了时代最好的知识和思想,因而成为甜美和光明的真正源泉。
作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或法律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制造恐惧,或者压制自由的信心。目前,退一步说,即便在现实策略方面,绥靖主义的主张并不能创造空间,并不能为民主自由赢得时间,只能进一步萎缩自由的出口和通道,所以,原则在任何时候都是不能妥协的。对于利益格局,它目前急需的不是暴力,而恰恰是时间,只要时间允许,新的利益中心就一定能够崛起。而绥靖主义的主张就是拱手相送这段时间,以此来稳定民主、自由对于利益中心生长的阻止。在这种大格局之中,绥靖主义就露出了真相,就是不难解他为什么要鼓动用权力的力量来剿灭批评的声音。可以说,尤其在思想辩论中最能暴露一个人的真容,不论观点和逻辑能力如何,只要动不动就拿言论之外的权力来威胁,其本身已经说明了什么。可以说,这比那些极左派和邪儒还要猥琐,只能说明他出自一种幽暗的利益同盟。从现实层面来看,他的主张是在堵塞民主与自由追求之中的缝隙,因为空间并不具体存在。只要缝隙尚在,追求的斗志不减,空间即会逐渐撑开,这也是信心不泯的理由。如果按照绥靖主张,只能是把目前的缝隙也弥合掉,使整个社会重新板结、僵死。
现实中,动机论、目标论都是没用的,动机是隐藏莫测的,目标也是虚幻的。在现实的血泪开拓之中,只有那些行动者才能把目标变得实在,也才能证得动机的存在。因为政治是一种多重复杂的利益交集,各种因素都带有自身的利益立场。通过政治之外的道德要求将使我们的努力一无所获,政治的制约必须在政治领域之内。在没有正常政治的情况下,法治也无法回归本真,若只在法律本身之内打磨只能是一种力量空耗,所以,必须有法律之外的力量迫使其回归本真,才能有正义之保证。
在司法没有回归本真的情况下,那些法律的行动都不仅是历史的在场者,还是真正对抗堕落的有生力量,因为他们的存在,阻止了法律的进一步退化。作为一个法律人不可能不知道行动者的现实意义,也不可能不理解批评者的善意。之所以使之气急败坏,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揭开了虚伪的道德底裤。但是帮凶就是帮凶,现代帮凶的特点毕竟超越了他的历史前辈,不但有技巧,还善于伪装,并以法治的名义来维持利益格局中的法制。这恐怕是当年鲁迅先生所不敢想象的文明的进化。
2014年7月12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