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剑：中日关系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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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剑：中日关系三问
发布时间:2014-07-21 09:55 作者:荣剑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62690次
　　作者按：今年3月25日，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邀请，我赴东京大学作为期两个半月的游学和考察，期间在国际交流基金、日本有关部门和东京大学阿古智子教授的安排下，我前后拜访了近30位日本各方人士，包括国会议员、政党领袖、大学教授、时事评论家、媒体从业者、智库研究人员、艺术家、留日中国学者等，参观了日本的神社活动，观摩了日本歌舞伎木偶剧等传统戏剧，游览了京都奈良古城，观看了十几个美术馆和博物馆，受益颇多，感触很深。访日期间我通过我的新浪微博@荣剑2008，每日推出#访日观感#，就每日所见所察所思发表感想，累计共发表了近300条微博，有五万多字，数百件图片。本文是5月9日我在东京大学所作演讲的稿子，这个演讲既是向日本人说中国，也是向中国人说日本，更是向中日两国人说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我所见有限，所思有限，旨在抛砖引玉，期待来自各方的关注和批评。

　　中日关系三问：怎么看中国？怎么看日本？怎么看中日关系？讲的问题都很大，这可能和我的知识背景有关。我是研究哲学的，最初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后来转向研究德国古典哲学和欧洲思想史，再就是对中国晚清以来的思想史和社会史有兴趣，都是宏大叙事。我不是中日问题的专家，但对日本一直有兴趣，我在我的微博上曾经排列过近代以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四个国家：日本、苏联、美国和朝鲜，而现在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四个国家是：美国、日本、俄罗斯和朝鲜。也就是说，不管是哪个排列，不管是中共建政之前还是之后，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不是第一就是第二。

　　为什么说日本对中共建政前的影响最大？是因为日本对中国发动了一场战争，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走向。1936年5月5日，当时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也就是孙中山的儿子，亲自主持一部宪法草案，史称五五宪草，这就是说，蒋介石当时是准备从训政转向宪政。但就是在这之后的第二年，中日爆发全面战争，战争不仅中断了中国本来应该立即开始的宪政进程，而且彻底改变了中国政治力量的结构，中共武装力量通过八年抗战，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在抗战结束时拥有了一百万军队和数百万民兵。所以，毛主席很感谢日本人，他说，要不是日本军阀发动侵华战争，他只能待在山上，不能到北京城看京戏了。现在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一提起这个事情来，对日本就没有什么好感，总觉得日本对中国人民所造的孽简直是罄竹难书。

　　我做这个开场白，不是要对日本再进行一次血泪控诉。中国社会发展后来没有走向宪政而是走到现在这个状态，是有多重原因的，不尽然是日本侵华给中共创造了生机。今天我们再谈中国，再谈日本，再谈中日关系，显然不能停留在70年前那个水平上。现在，中国和日本是亚洲两个最重要的国家--这么说印度不要不高兴--也是世界上GDP总量居第二和第三的国家，更是两个有着密切关系--政治、经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邻邦，在目前两国关系出现严重僵局的情况下，应该有新的思维、新的现实感和新的问题意识。

　　一、怎么看中国

　　怎么看中国？不同的人从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肯定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横看成岭侧成峰，众说纷纭谁是真？我先不说自己的看法，以免给大家先入为主的印象，我先谈谈别人是怎么看中国的。

　　先谈谁的看法？我想还是以经济学家的看法为主。在社会科学领域，相较于政治学和哲学，经济学显然具有更客观的一面，它秉持价值中立的原则，不以特定的意识形态为诉求，用事实和数据说话，因此，经济学是衡量一个国家真实状态的主要窗口，而经济学家自然是开启这扇窗户的人。那么，经济学家是怎么看中国的呢？有哪些有代表性的看法？我给大家提醒两个时间窗口，一个是2002年，另一个是2012年，两个时间之窗正好间隔十年，正是在这十年里，中国发生了难以置信、难以预料的一系列变化，包括中日关系的重大变化。

　　2002年，美国华裔律师章家敦出版了一本书--《中国即将崩溃》，这本书一出来便引来很大反响，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前几位。这位律师曾为投资银行工作，在中国待过十几年时间，有专业知识，有实际经验，对中国银行体系中的问题有深入的观察。他在该书中认为，中国银行的坏账已到了不可收拾的程度，中国的养老金欠账太多，他由此断言，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即将崩溃，他给出了一个具体的时间表：2008年。现在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可以作为见证人，事实证明中国在2008年不仅没有崩溃，反而是在一年里，中国通过注入4万亿元让中国掉头向下的经济势头又重新向上崛起，在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中独善其身，独领风骚。2008年，奥运会在中国举办，这像是一个全民狂欢，张艺谋导演的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宏大表演，让中国人普遍沉浸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随后就是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万国来朝，盛世气象，而GDP统计数字又让中国人为之一振：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这个看起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在章家敦预言中国将在5年内崩溃的时间里发生的。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章家敦完全是信口开河？

　　其实，在章家敦发表中国即将崩溃的预言时，中国没有几个学者会相信，而美国的学者或许会半信半疑，因为从当时中国银行业的数据来看，其财务报表如果按西方银行的标准来看，的确早就崩溃了，而且不知要崩溃多少次了；但是，他们没有估计到中国银行业的背后是有一个巨大的国家信用做支持，在中国的老百姓看来，所有银行就是国家的银行，国家的银行怎么可能会倒闭呢？当然，当时并非是所有的美国学者都在唱衰中国经济或对中国经济持有疑虑。我要提到一个美国学者，他就是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先生，我在2012年和他有过一个对话，其中谈到了2002年至2003年期间出现的中国即将崩溃论。黎安友给我看了他于2003年发表在美国民主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意思就是中国的威权制度还有韧性，所谓韧性，就是像一个汽车轮胎一样还有弹性，它并没有完全僵死。黎安友说，他这篇文章就是要表达一个和章家敦不同的看法，认为中国还远没有到崩溃的程度。

　　和国外学者相比，中国的学者在认识自己的国家时其实并不具有特别的优势，中国现有的研究体制和言论环境并不能充分保证学者研究的客观性，更不用说无可置疑的权威性了。但是，在2003年判断中国是否会即将崩溃时，我印象中没有哪一个中国学者跟着章家敦后面起哄，他们甚至也没有人专门出来反驳章家敦的观点，也许他们都认为，断言中国即将崩溃，实在是太离谱了，也太不值得去认真对待。而随着2008年的到来，在中国成功地从世界性金融危机中顺利脱身而出时，差不多所有的经济学家都为这个难以置信的奇迹--可以说是一个奇迹，或热情的欢呼，或由衷的赞叹，或暗暗的认可，几乎没有什么批评性的声音，至多也就是少数人表示困惑而已。

　　伟大的科斯教授也对中国所呈现出来的华丽景象惊叹不已，由他出面拿出自己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奖金，在芝加哥大学组织了一个关于中国改革3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科斯教授特别邀请张五常教授撰写这个研讨会的主报告。在科斯教授看来，张五常先生显然是最有资格来总结中国改革30年经验的学者，因为张五常早在1981年就提出了中国是否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而那个时候，即使是思想最解放的中国的经济学家，都还只是停留在匈牙利或南斯拉夫的改革模式上，把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奉为经典；但张五常已经打破了这些条条框框，明确提出中国必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科斯教授认为，仅凭张五常的这个先知式的预见，他就足以承担起总结中国改革30年这项光荣使命。

　　张五常在他的报告里是怎么看中国改革和中国发展的呢？简言之，他实际强调了两点：一点是他以前提出的中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以市场的方式来主导资源配置，另一点就是他所谓的"县际竞争"说，即中国以县为主体的地方之间的竞争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正是基于这两个基本判断，张五常教授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中国的经济制度是历史上也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制度。

　　科斯教授对于张五常的这份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是出于一份尊重还是因为在当时的确被中国的奇迹所迷惑而看不出中国的问题所在？我想这两方面的原因也许都有。2008年，中国的确发生了太多的奇迹，不仅是奥运会所开创的宏大景象，中国成功摆脱世界性金融危机，还创造了诸如高铁、歼20战斗机、神舟号载人飞船等多项重大成果，在一片繁荣景象之下，再有挑剔眼光的人也不得不慎重发言，除了叫好，谁能提出根本性的质疑意见呢？

　　黎安友对我说，他在2009年修正了他在2003年关于中国的威权制度还有韧性的看法。他这篇同样发表于美国民主杂志上的新文章，试图告诉读者，中国威权制度的韧性正在消失，其原来一直存在的对中国社会的调适性或适应性已经逐步衰竭。但这样的声音显然是难以得到传播，传播出去也未见得能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当时人们愿意听到张五常这样的说法--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难道不是吗？除了中国，世界上哪个国家走出了世界金融危机的巨大陷阱？不是有一个说法吗--以前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苏东巨变后变成了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到了世界金融危机时，又变成了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了。这个看上去像是玩笑的说法，不无准确地反映出2008年时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面对中国的突然崛起，像暴发户一样的突然爆发，中国的新左派是最高兴的，他们正是在这个时候集体转向了国家主义，一批北大清华的学者开始鼓吹中国模式论，一个外国记者提到的北京共识在中国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在许多新左派学者看来，北京共识终于可以和华盛顿共识相抗衡了。

　　如果中国永远停留在2008年到2010年，那中国的确是非常美好，我也许也会像张五常先生那样，说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制度。但不幸的是，中国激动人心的好日子仅仅持续了两年时间，从2011年起，对中国发展模式的质疑便开始在学界和民间同时蔓延开来。这一年7月23日，发生在温州的动车事故，引发了一个全民性讨论，当时有一个段子在网上流传甚广：中国，请停下你飞奔的脚步，等一等你的人民，等一等你的灵魂，等一等你的道德，等一等你的良知。动车事故似乎突然击醒了中国人，让他们突然意识到，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代价太大了，这是一个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的发展，是一个毫无制度约束毫无法律约束毫无道德约束的发展，我把这种发展称之为恶性发展，恶性发展的后果就是天地人心都坏了，天被污染，地被污染，人心也被污染，其破坏的程度，怎么估计都不会过。

　　于是，从2002年到2012年，经过10年，中国又打开了它的一个窗口，从这个窗口看到的是什么呢？还是奥运会、航母、载人飞船、高铁这些中国符号吗？谁还在为这些符号激动呢？这里没有统计数字，但我敢断言，这些符号已经起不到动员国民的作用，也起不到凝聚国民精神的作用。在这一年里，不说民怨沸腾，也不说共识破裂，至少在学界再也听不到中国模式这样的说法，重庆模式的彻底破产不仅让支持它的新左派们无地自容斯文扫地，也让张五常这样的学者情何以堪。正是在中国的发展暴露出极其尖锐的问题时，学者们开始重新反思。科斯教授和其助手王宁教授于2012年写的《变革中国》一书，显然没有再进一步陶醉于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华丽转身之中，相反，他们认为张五常教授的分析框架"将社会看作同质的实体，将制度变迁看作一个单独的事件，在这个框架中，制度变迁仅仅是一个更优越的制度一举替代另一个较差的制度。20年之后，这种思维依旧是社会科学文献中的主流思想。在这个理论框架里，制度变迁中既没有过程，也不需要时间"。这是对张五常的一个迟来的批评，这个批评表明，中国的经济制度远未像张五常所断言的那样，是世界上最好的和最有效的。

　　科斯的看法不能代表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看法，我们还需要再看看别人的看法。从2012年以来，中国的大多数的经济学家是怎么看中国的呢？我没有做过专门的统计，但至少中国一些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不管左中右，对中国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似乎都不乐观。比如偏左的经济学家郎咸平、杨帆等，偏右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张维迎、陈志武等，偏中的经济学家李稻葵、曹远征等，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都认为中国经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问题或危机。这些问题或潜在的危机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大的方面：1.产能普遍过剩，经济结构性问题严重；2.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3.地方债务庞大，难以为继；4.金融系统性风险在不断累积；5.环境生态灾难。



　　因此，现在不是外国人在唱衰中国--相反，外国学者到中国来对中国情况的估计要好于中国学者，而是中国学者对中国的发展持悲观或谨慎的态度。2002年章家敦说中国即将崩溃，几乎所有的中国经济学家都对此嗤之以鼻，这话如果放在现在来说，还会有这么多人不以为然吗?

　　基于经济学家对中国的观察显然不能完全取代政治学或社会学的观察，在经济学的表述中，中国的问题说的最重也无非就是经济有可能硬着陆，或有可能爆发一次规模较大的经济危机。事实上，人们现在普遍认识到，中国的问题是总体性的问题，问题涵盖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生态、社会等各个方面。我在2012年写过一篇文章，文章题目是"中国十问"，谈到了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十个问题，这十个问题是：合法性问题，权力失控问题，腐败问题，道德危机问题，信息传播问题，司法独立问题，公民社会问题，地方自治问题，重大历史问题，普世价值问题。而这十个问题的核心还是合法性问题，原来中共执政合法性有三个来源：首先是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打天下必须坐天下，还要保证红色江山世代传承；其次是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一系列证明，从马克思到列宁斯大林再到毛，以后再接着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到科学发展观再到现在的中国梦，这一系列的理论证明就是要证明现在执政是正当的是合法的是无可替代的；第三个合法性来源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绩效性，经济要发展要现代化，要实现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极大提高，如果能够实现这些目标，政治就可以长治久安。

　　问题就在于，中共执政的三个合法性来源目前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第一，枪杆子里出政权，意味着别人也可以用枪杆子和你争政权，这样不就又重蹈中国历史上胜王败寇的局面？这哪里还是什么现代政治？和朝鲜又有什么根本区别？第二，马克思主义谱系中的一系列理论证明现在还有效吗？现在还有谁信这一套？不要说社会，就是执政党内部从上到下有几个是真信马克思主义的？有几个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第三，目前经济领域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表明依靠现有的经济绩效已经难以长期支撑政治和社会的稳定，相反，经济下行趋势会进一步加重原有的社会矛盾，进一步加速政治的不稳定性。

　　中国的确已经到了一个社会全面转型的关键时期，这是李鸿章所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潮阶段。中国的改革，确切地说是中国的转型，并非始自1978年，而是始自和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差不多的时期。1877年，黄遵宪出使日本，为日本明治维新创造的新气象所震撼，由此开始反思中国的制度变革，他说："方今大势，实为四千年之所未有，尧舜禹汤之所未及料。执古人之方，以药今日之疾，未见其可。"他撰写《日本国志》，从日本政治演变中认识到由君主制到共主制再到民主制的历史大趋势，他是力求通过对日本的考察和总结，为大清政府提供一个新的改制更化的范本。遗憾的是，黄遵宪希望在他的时代就可完成的任务一直延宕到现在都还没有完成。现在该是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了吗？

　　二、怎么看日本

　　外国人怎么看日本？有两个美国人写的书值得一看。一本是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写的《菊与刀》，她把日本的文化归类为一种"耻感文化"，而把以基督教文明为主体的西方文明归类为"罪感文化"；另一本书是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先生写的《日本第一》。这两本书可以说反映了美国人对两个不同时期的日本的认识，前一本书的目的是为了配合美军怎样更好地治理战败后的日本而写，是想了解日本民族的精神状态和信仰状态；后一本书则是惊叹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而着力于总结日本的经验以及对美国的启示。

　　那么，中国人是怎么看日本的呢？自黄遵宪写出《日本国志》以来，中国人对日本的认知和了解几乎没有超过黄遵宪的。当然，现在的信息量要比一百多年前不知要多多少，学者们的研究也更加专业化，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个方面对日本的研究著述可谓汗牛充栋，但有几本书能让大家记住名字？黄遵宪写《日本国志》，是抱着向日本学习的态度来研究日本的历史和变迁，这是中日关系史上的头一回，以前都说中国是日本的老师，日本人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而到了黄遵宪时，他把日本视为中国的老师，这种态度，现在谁能做到？现在一说到日本，中国民间普遍就是什么"小日本"，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尤其是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日本之后，更不把日本放在眼里。这种盲目自大狂妄，和晚清时期非常相似。

　　我一直认为，中国民间对日本有各种误解，责任在政府，在学界。中国的自由主义学者，长期以来对日本重视不够，尤其是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的思想史重视不够，中国的自由主义学者习惯于用西方各种思想家的观点和方法来看中国问题，对西方各个思想流派耳熟能详，如数家珍，但对日本近代以来的思想却知之甚少。相反，中国的新左派在近20年里，从日本的左翼思想里获得了不少学术资源，比如汪晖关于中国现代思想的兴起，从宋代开始言说，就明显地可以看到内藤湖南关于唐宋变革论的影响。日本学者关于东亚现代性的观点、关于近代超克的观点，在汪晖那里被改造成对毛泽东的所谓"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一种学术支持。还有，像沟口雄三的"以中国为方法"，滨下武志关于朝贡体系的研究，以及竹内好的鲁迅论，都在中国新左派的著述中被广泛引述。日本近代以来要求独立于西方以寻求东亚现代性之路的所有重要观点，和后现代后殖民理论、弗兰克等人的依附理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波兰尼的大转型理论、美国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和英国新左派，共同构成了中国新左派的思想资源。面对这么一个理论格局，中国自由主义的理论反应是不足的。

　　所以，我对日本朋友说，我到日本来看日本，是带着中国的眼睛，带着中国的问题意识，也带着中日比较的概念来的。我从四个方面看日本的长处或者说日本的核心优势。

　　第一，日本的民族性、文化、生活方式、精神状态一直保持得非常完整，历经两千年基本上不因制度的变迁而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这种统一性我称之为"小一统"，以区别于中国一直以来的"大一统"。美国的中国史专家魏斐德曾经把中国的长期统一称为中国特有的文明方式，以此显示和中世纪陷于长期分裂的欧洲的重大差别。那么，中国的统一是怎么形成的呢？是依靠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权力配置是从上到下，一以贯之，这是一种垂直型的社会结构。而日本从社会结构上看，它自大化革新之后，其国家权力配置更像欧洲而不是像中国，天皇丧失了对国家的实际支配权，只享有名义上的权威和法统，全国处于诸侯割据状态，由幕府将军和各级大名行使实际统治权。

　　问题就在于，日本天皇被虚置的情况，如果是发生在中国或者是发生在欧洲，天皇的名义权威都将不复存在。中国的朝代更替是极其讲究更名号易服色的，汉献帝在曹操实际篡汉的情况下仍然享有皇帝的名分，曹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但到了他儿子曹丕时，汉献帝就必须让出皇帝宝座，禅让给曹家。后来西晋的司马氏家族也是以相同的方式来对待曹魏。欧洲封建制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国王不是虚君，而是大封建主，是权力最大的封建主，王权一直实际存在，并且日益壮大，直至近代成为欧洲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政治动力。有意思的是，中国和欧洲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在日本发生，天皇的名分和法统没有被废掉，在经历了多个不同时代和实际权力的更替之后依然被保存下来，幕府将军的权力再大，也不敢觊觎天皇的宝座。最后在幕末时期，受制于各方压力，德川幕府将大政奉还天皇，国家在天皇统治的名义下消除了封建割据，重新实现了国家的统一。

　　明治维新以来，天皇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实际作用其实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天皇依旧处于虚君位置，有权威而没有权力，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象征性的角色，他对国家的整合和民族的凝聚实实在在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以我的理解，天皇往往是在国家制度失效时，或者是在国家的重大关口，能够起到制度所起不到的作用。裕仁天皇下达停战诏书，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国投降；以及在福岛核电站事故时，明仁天皇慰问灾民，他们都起到了制度所起不到的作用。

　　天皇制度对日本民族和国家的整合，显然不是通过一种物理力量，而是通过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形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一种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这种精神的力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既避免了由于强大的皇权而必然导致的极权主义倾向，又具有一种恒定的超常的力量，以稳定国家和社会，保持了民族共同体的完整性。这是日本社会所特有的一种内在优势，在经历了各种社会性和自然性的灾难之后，国家未有大的族群冲突和意识形态分裂，国民普遍祥和，令人印象深刻。

　　第二，日本比较好地解决了古今（传统和现代）东西（东洋和西洋）之间矛盾，没有在不同价值观的共存中形成大的冲突。我提出这个看法，也是基于中国的问题所在。从晚清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来，中国一直想解决中西不同制度和价值观的共存问题，以及传统和现代的协调问题，但时至今日，都没有获得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我写过一篇长文：《中国史观与中国现代性问题--中国社会发展及其现代转型的思想路径》，主要考察的就是中国自戊戌维新以来的思想变迁，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大问题，中国的知识精英实际形成了三大思潮：社会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传统主义（以儒学为主体的保守主义）。在这三大思潮中，开始是自由主义占主导地位，从严复、梁启超全盘引进西学起，自由主义是中国的主要思想景象。但是，自由主义很快就被马克思主义所取代，由此兴起了社会主义运动，直至当下，马克思主义的垄断地位仍然无法动摇。今天，由于马克思主义遇到的合法性挑战，儒学开始重新振兴，以便可以补充当前意识形态的局限性。所以当下的中国仍然是三大思潮共存的格局，而所谓的新左派、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都不过是社会主义运动中一个支流或变态。

　　中国近百年来三大思潮的存在，加重了中国社会的分化，不仅制造出长期的党派分裂、族群冲突和战争战乱，而且也是当下社会共识和国家认同难以形成的思想障碍。现在自由主义不仅和马克思主义水火不相容，和儒学也坐不到一起去，中学和西学的关系，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始终是处在一种紧张的关系之中。

　　日本自黑船事件以来，也同样面临着日本和西方的关系，以及传统和现代的关系。在面对欧美船坚炮利的巨大压力时，日本最初也是选择抵抗，比如倒幕派曾经打出的旗号是"尊王攘夷"，但倒幕派很快就发现他们无法真正做到"攘夷"，一是实力不够，二是发现可以接受西方的富国强兵制度。于是，倒幕派选择了和西方合作的方式以迫使德川幕府还政于天皇。在大政奉还前后的20多年时间里，日本的思想先进者已经意识到，西方在制度、器物、技术上的优势远超于日本，但日本仍然必须保持自己思想的核心地位。从佐久间象山提出"东洋的道德，西洋的艺术"，到后来"和魂洋才"的提出，表明日本和中国具有同样的问题意识，即中西或东西之间的思想、制度、技术能否得到有效整合？以及这种整合是否有利于中国或日本思想的自主性？福泽谕吉提倡脱亚入欧，看起来是一个全盘西化论者，但那天早稻田大学的天儿慧教授对我说，福泽谕吉的骨子里还是一个亚洲主义者。可见，东西古今的对立及其解决，是中日两国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虽然中日在面对欧美的强大冲击时都力图保持自己的思想和文化，但事实上，要想把思想和文化与制度、器物、技术严格地区分开来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能够做到的是怎么在不同思想和文化的冲撞与交融中达到一种平衡。很显然，相比于中国，日本要做得更好些，好的评价标准是，日本没有因为引进西方的不同思想而导致国家内部的分裂与冲突。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其实最早是来自于日本的中介，而不是来自于俄国的传播，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最初都是依据日本学者的译述，中江兆民的唯物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很大，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是中国留日学生先从日本的版本开始翻译的。所以，可以这么说，日本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策源地。

　　有意思的是，日本先于中国引进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却没有像中国那样引发了一个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运动，日本共产党成立于1922年，但并没有在日本掀起一个共产主义运动。在二次大战爆发前，东京大学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个主阵地，而以京都大学为基地的京都学派则倡导东亚现代性，各唱各的调。至于战后，各种思想的存在，各种信仰的存在，更是构造了日本良性的思想生态，不管是神道还是佛教或是基督教，也不管是儒学西学还是日本的国学，为国民各取所需，思想和价值观的偏好没有形成社会性或族群性冲突。如同东京的现代风格和京都奈良的古城风貌，共同呈现出传统和现代、东洋和西洋大致协调的状态。



　　第三，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立宪改制，文明开化，殖产兴业，迅速走上了一条现代化之路；期间虽然也发生过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重大偏差，不仅施害于他国，也给本国人民造成了重大伤害，但在战后，日本实行和平宪法，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注重民主，重新走上了现代化的正途。从总体上看，日本近一百多年来，顺应了世界潮流，体现了一个文明国家的本色。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几代精英连续作业，前赴后继，功不可没。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才辈出，维新三杰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木户孝允，是维新一举成功的关键人物；后来涌现出诸多治国治军的精英，有政治家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军事家东乡平八郎、伊东亨，财政专家大隈重信，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等，这些人在思想上行动上直接决定了日本社会转型的方式和方向。

　　和日本明治时期相比，中国晚清时期并非没有人才，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人的曾国藩，可谓中兴之才，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李鸿章、张之洞、沈葆桢等都是一代名臣，包括实际主导戊戌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都是精英中的精英，但在制度失效的情况下，他们都徒有其才。

　　问题不仅在于旧制度约束了精英的社会作用，而且还在于旧制度在杀戮精英，戊戌维新变法失败后，清政府菜市口杀六君子，开启了中国近代以来杀戮精英和精英互相残害的进程。后来的国共之争，实质是中国的精英基于不同的政治理念和社会理想而展开的互相厮杀，厮杀以中共全面获胜而终结，但精英的负淘汰在以后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一直存在。中国精英层的破坏，是中国现代化举步维艰的一个重要原因。

　　反观日本，精英阶层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主导着制度变迁和社会进步，并没有因为党派之争、社会冲突甚至对外战争而遭到分解或破坏，更没有出现过精英被制度摧残或精英互相摧残的情况。在大多数时期，精英对于国家建设是有基本的共识，比如中日战争爆发之后，精英不分左中右，基本上都被卷入到国家的战争机器之中，成为国家的支持力量。这种情况在战后也被学界反思，但这至少表明日本的精英层并没有因为不同理念和价值观而发生根本性的分裂。战后的日本重建，以吉田茂首相为标志，重现了日本精英治国的传统，为日本战后迅速进入现代化正轨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中日两国在精英阶层的形成、精英机制的作用上所形成的重大差异，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国与国的竞争，既是制度的竞争，也是人才的竞争。

　　第四，一个国家的发展水平和文明程度，除了看制度、技术、文化、教育这些基本要素之外，再就是看国民素质了，也就是国民性。中国的知识精英很早就关注国民性教育和培养，梁启超提出"新民说"就认为，没有新民就没有新制度。鲁迅先生提出国民性批判，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描述，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对中国国民性最深刻的剖析。但鲁迅之后已有70多年了，中国国民性有进步吗？现在还不是精神胜利法在主导中国国民的精神？现在中国很强大，国民的富裕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我并不认为，中国当下的国民性比民国时期有进步。从道德层面讲，现在中国整体性的道德堕落是前所未有的，不仅公德无存，私德也缺损，国民的现代人格和现代精神远未随着物质财富的充裕而被普遍建立起来。中日两国在国民性上、在国民的综合素质上，差距太远！

　　中国人对日本人的良好素质其实已有领教了。福岛核事故发生之后，日本国民在面对灾难时所表现出来的镇定、自律、有序和互助，通过电视传播，给中国国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一个国家富有内在力量的体现，国家的强大最终还是取决于国民的素质。现在需要思考的是，日本的国民性是怎么形成的？

　　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任务，除了立宪改制、富国强兵、殖产兴业之外，就是文明开化，这是福泽谕吉文明观的核心诉求。福泽谕吉用文明来对比野蛮，把人的进化分为浑沌、野蛮、未开和文明开化四个阶段，以文明进化的尺度，视欧美列强为文明国家，视中国日本为半开化国家，而将澳大利亚非洲视为野蛮国家。正是基于对日本社会进化程度的客观估计，福泽谕吉提出脱亚入欧，实质是向欧美学习，大兴教育事业，开化国民，以新知识取代旧知识，以新道德取代旧道德。那天我去明治大学参观，校门口竖立着该校三个创始人的塑像和三木武夫前首相手书的校训：权利自由，独立自治。我看了后深有感触，这既是大学的办学宗旨，也是国民人格的准则。明治时期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创办了一大批这样的大学，如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庆应大学、法政大学、京都大学等，都有上百年的历史，它们为打造日本的国民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说到日本的国民性，可以有多重观察视角，比如自律、礼貌、清洁、认真、细致、准时、敬业、忠诚、合作等，凡此种种，我认为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日本人的认真，或者说较真。我到日本的第一天就领教了日本式认真的程度，在东大驹场别馆办理入住手续时，管理员不厌其烦地向我交待各种注意事项和交接的各种物品，差不多用了两个小时，搞得我疲惫不堪。毛主席就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两字，这话说得对，但他又说共产党人最讲认真了，我看不是实话，共产党如果真讲认真，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兑现延安时期提出的宪政承诺？可见，说到做到是一件很难的事情，真要能够做到认真学习，认真办事，什么事能做不好呢？日本人正是具有认真做事的精神，才会有负责、细致、敬业、准时的良好素质。来过日本的中国人，都对日本地铁的准时（能精确到分），感觉不可思议，这在中国根本做不到。但日本已经习以为常，已经融化在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中，成了他们的一种文化和他们国民性的一个标杆。

　　上面是我对日本说的好话，现在我要说说对日本的批评意见。日本和所有国家一样，并非尽善尽美，它在历史上犯过重大错误，对世界尤其是对中国造成过极大的伤害。现在它仍然存在着制度、思想、价值观、国民人格等方面的缺陷或局限，日本的国民和知识精英也在不断地反思日本的问题。我作为中国学者，基于中国的视野来观察，价值未必中立，所言务求客观。

　　（一）应当深度反思日本的历史观和历史价值观。

　　首先，我对日本的第一个批评是，日本应当对其历史观和历史价值观进行深度反思。所谓历史观，是对历史的看法，是历史的事实判断；所谓历史价值观，是对历史的评价，是历史的价值判断；历史观是历史价值观的基础，历史的价值判断必须是以历史的事实判断为前提。东亚问题的核心最终会归结到历史问题，所谓领土之争、意识形态之争、国家利益之争，最后都被导入到不同历史观和历史价值观的争论之中。

　　日本是有其明确的历史观和历史价值观，比如神道的历史观，对天皇的崇拜，对死去者的尊重，这些不同于亚洲其他国家的历史观和历史价值观，让日本有了对二战评价的不同尺度。日本有不少人包括历史学家，至今都不承认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一场侵略战争，他们基于日本的历史观，更愿意把这场战争视为亚洲抵抗欧美的一场正义之战。关于参拜靖国神社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在干扰着日本和中国、韩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在最近几年，成为困扰中日关系的首要障碍。但是，按照日本神道的历史观，不管是什么人，即使是罪人，一旦死去了，都应得到后人的祭拜。这种历史的评价尺度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或许是自洽的，是天经地义的，是其民族性精神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要把这样的历史观用来说服中国或韩国，让它们去接受靖国神社供奉甲级战犯这样的事实，符合国际正义吗？符合中国和韩国国民的情感要求吗？

　　近百多年来，日本对中国发动了两次战争，一次是甲午战争，日本打败中国，迫使中国签下马关条约，中国赔银二万万两，割让台湾，由此创下中国之巨痛。这次战争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步伐，让中国的有识之士在痛定思痛之后认识到必须像日本那样走宪政之路，完成政治制度的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甲午战争是中国社会转型和政治转型所必须付出的一个代价。没有甲午一战，大清王朝或许还要晚许多年才会彻底崩溃。但是，日本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对中国所发动的第二次侵略战争，意义则完全不一样，它完全中断了中国业已开始的宪政进程，彻底打破了中国已经开始确立的政治秩序和社会平衡，为陷入绝境的中共武装力量创造了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从根本上说，日本对中国所发动的第二次战争，迫使中国社会转型离开了宪政轨道而进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发展轨道，自由主义的宪政革命被共产主义革命所取代。

　　现在许多日本政治人士，包括具有左中右不同思想背景的学者，都在普遍担心中国日益强大的势头会影响到日本的国家安全和亚洲的国际秩序。但日本的政治家和学者们是否考虑过这样的问题：你们所担心的一个强大的而不是宪政的中国，究竟是怎么形成的？难道日本不就是造成这种局面的第一个外部推手吗？如果没有日本所发动的第二次对中国的侵略战争，那中国现在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而中日关系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呢？当然，历史无法按照假设去书写，历史更不可能倒回去再重新走一遍。那天我在和东京大学三谷博教授的讨论中就提出了这些问题，日本需要深刻反省日本近百年来的历史，需要深刻反省由于日本的国家行为而对亚洲秩序究竟发生了何种影响，尤其是需要深刻反省日本对中国--这个亚洲最大国家--的侵略而对中国究竟造成了何种后果。如果不是基于这样的历史尺度和历史评价标准来看待日本在亚洲的位置和作用，而仅仅是限于日本本国的历史观和历史价值观来看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那么日本就无法从历史的死胡同里走出来。

　　（二）应当深度反思日本的大局观和世界观。

　　许多人都认识到了，日本人胜在细节而败于格局太小，视野太窄。日本局限于本国的历史观和历史价值观来看问题，也反映出一种大局观和世界观的局限性。从福泽谕吉倡导日本脱亚入欧以来，日本实际上一直是在亚洲主义和欧洲主义之间徘徊。虽然我在前面提到，日本比较好地解决了古今东西的融合问题，但这主要是就它的社会进化和国内多元思想资源的整合而言，就日本对世界的认识而言，它的岛国意识使得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没能很好地让它融入到世界之中，它一直期待的担当起亚洲领导者的角色，实际上一直没能实现，而在战后它更无法承担起主导世界格局的责任。

　　从日本古代史看，日本最初的世界观是以中国为对象，即如何处理和中国的关系。中国作为日本的文化母国，对日本的影响是深远的，但中国在历史上并没有有效地建立起对日本的宗属关系。虽然在某个时期，比如在魏、晋、南北朝曾经有过中国统治者对日本统治者的一些册封行为，但日本实际上从来没有被纳入到中国的朝贡体系中。从圣德太子遣使隋朝时，自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是力图表明日本和中国处于一个平等的国家地位，不愿意接受中国的宗主权，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从制度、思想、礼仪、器物上对日本国家建构的影响的确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中国文化广被日本是一个谁都无法抹去的历史事实，日本在近代以前根本无法挑战中国的制度和文化。

　　然而，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日本有了新的世界观，在其视野中有了新的老师，它要脱亚入欧，所谓脱亚，就是要脱离中国。按福泽谕吉的文明谱系，中国成了日本的恶邻，而日本则被赋予起亚洲新领导者的角色，日本对世界的新看法是，日本要取代中国成为亚洲新的文明中心。

　　日本能做到这一点吗？日本从近代以来发动的两次对中国的战争都是想做到这一点，以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大东亚体系或亚洲秩序，但事实证明，日本没能做到这一点，或者说，它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原因很清楚，日本没有准备起足以重新整合亚洲的新的思想资源，不管是它提倡脱亚入欧，还是重新阐述所谓的亚洲主义思想，其实都没有超越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而日本想通过战争方式强行地建立起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则完全是走入了一条自我毁灭的绝路。

　　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经济总量在长时期里占据着世界第二的位置，而在傅高义先生的眼里，日本是第一。这个评价其实不为过，日本在1980年代差不多都快把整个美国买下来了，日本通过军事力量无法占领世界，它却通过经济的方式似乎实现了这个目标。但事实还是跟日本开了一个玩笑，这倒不是因为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使它失去了宝贵的10年--现在有人说是失去了20年，而是因为日本没有在它的经济向全世界高歌猛进时，为世界提供一个具有普适意义的价值体系。不要说在欧洲或非洲，就是在亚洲，日本依旧没有以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和历史价值观来面向亚洲国家，它长期不能坦诚面对由它所发动的战争曾经给亚洲造成的破坏这个基本事实，它总是有意无意地想回避应该由它承担的历史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怎么可能充当亚洲的领袖？它除了能够对一些落后国家提供金钱上的支持之外，它还能提供什么？



　　我注意到，德国前总理、已90多高龄的施密特先生，最近发表了一个对中国和日本的相同看法，他认为中国在亚洲没有朋友，日本在亚洲也没有朋友。中国和日本，这两个都想成为亚洲领袖的国家，实际上也应该成为亚洲领袖的国家，为什么在亚洲都会没有朋友？（一位日本政界朋友对我这个看法提出了质疑，他认为在最近十几年里，亚洲多项民意调查显示，日本在亚洲大多数国家，包括在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获得好的评价均名列前茅。但他坦陈，在1980年代，日本在亚洲的美誉度的确不高，日本正是因为认识到这一点，花大力气改变自己的国际形象，才有了现在的进步。）

　　值得比较的是，德国曾经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对欧洲乃至全世界的破坏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战后的德国，不仅迅速地在战争的废墟上重建国家，发展经济，而且重新赢得了在欧洲的主导地位。这是为什么？

　　（三）应当深度反思社会精英的责任和使命。

　　我在总结日本的比较优势时，把日本长期以来存在着一个稳定的精英阶层视为一个重要因素，精英阶层不为党派之争所内耗，不为战乱所中断，自始至终都能承担起国家建设、社会整合和文化进步的领导责任，在日本激荡的百年史里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日本自近代以来所犯下的一系列重大错误和所走的弯路，都和精英的错误决策和参与有关，日本的精英在面对新的时代问题时，必须从过去的历史迷误中走出来，以应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为日本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发挥主导性作用。

　　任何国家的精英，特别是知识精英，一般都要承担起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批判性的，致力于发现、揭露制度的弊端、人性的缺陷和社会的问题，最终是为克服这些弊端、缺陷和问题提供合理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是建设性的，致力于为国家建设、民族振兴、经济发展和社会整合开辟切实可行的路径，采取行之有效的政策。知识精英的批判性和建设性这两个维度必须同时存在，缺一不可，唯此才可能形成一种有效的知识张力，以保持对国家的正确引导。

　　我注意到，明治时期的日本知识精英在讨论国家按何种方式、向哪个方向发展时，是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最初的亚洲主义者，对日本全盘西化的思潮是抱有一份警觉和反思的，对以中国文化价值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是有自觉的；但是，随着中日之间的冲突演变为剧烈的军事冲突和领土之争，许多亚洲主义者完全转向了具有帝国主义倾向的立场。比如，福泽谕吉把日清战争称之为"文野之战"，是文明的日本对野蛮的清国之战。亚洲主义的代表人物陆羯南原来对中国文化推崇备至，在甲午战争爆发后马上就改了说法，把清朝视为东洋之一大野蛮国，把日本的胜利说成是"王师之胜败乃是文明之胜败也"。另一个"国民思想家"德富苏峰也是把甲午战争看成是对世界上顽固主义的一大打击，认为这场战争是将"文明的恩光投射到野蛮的社会"。可以这么说，从甲午战争之后，日本的亚洲主义原来所倡导的本意是用来制衡西方思想的那些东西，在国家利益面前，变得一文不值，亚洲主义者都成了日本主义者，后来所谓的大东亚主义不过就是大日本主义。

　　现在许多日本的知识精英对甲午战争是有所反省的，他们现在认识到，正是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之后，日本走上了一条帝国扩张的不归路，也就是日本的失败之路。在日本发动对中国的第二次侵略战争之前，日本社会也存在着各种声音，左中右的都有，既有马克思主义的东京学派，也有鼓吹东亚现代性的京都学派，既有主张世界史写作立场的（按照这个写作立场，必然导向一个按西方社会模式进化的日本），也有主张以东洋史来写日本的（按照这个写作立场，必然呈现出一个有别于西方的日本）。但这场战争很快就让知识界的不同声音迅速被淹没在支持圣战的狂热喧嚣之中，左中右都成了国家主义者，据说连内藤湖南这样的先生，他关于东亚现代性的思想也成了日本军方可以利用的思想资源。

　　我说这些历史，就是想表明一个看法：日本的精英特别是知识精英，在日本近百年来的几个重要关口，并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批判精神，没有真正行使其独立的超越国家利益的历史责任。这么说，有人肯定会质疑我，知识分子难道可以不爱国吗？知识分子如果不是一个爱国主义者，至少也应当是一个民族主义者吧？面对这样的质疑，我要说的是，在希特勒取得对德国的统治权之后，有一大批知识分子离开了德国，像法兰克福学派，整个地搬到了美国，因为他们的良知和批判意识，决定了他们不能为纳粹政权作任何背书，而海德格尔选择留在德国并为纳粹政权服务，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声誉上的代价。

　　日本又到了一个新的发展关口，它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中日关系问题，在亚洲、在世界，日本能不能承担起和其国力相适应的责任，对日本政府是个考验，其实质是对日本精英的考验。就中日关系而言，看上去两国均被各自的民族主义所绑架，被各自的民意所操纵，但要解决当前面临的这些问题，能真正诉诸民意吗？能依靠全民公决吗？能诉诸国际法庭吗？如果在中国诉诸全民公决，那结果一定是要求军方立即收复钓鱼岛，日本如果这样做，也一定是同样的结果。诉诸民意，两国就必定是再打第三次战争。这是大家愿意选择的结果吗？很显然，解决当前中日关系中一系列问题的钥匙不在民众手里，而是在少数人手里。政治家们必须认识到，在他们随意利用民意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时，它们是在把自己的国家引入一个死胡同；而知识精英也必须认识到，他们不能再犯历史上曾经一再犯过的错误，他们应当保持学者的良知和独立性，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为国家为民族也为历史，开启一扇正当之门。

　　三、怎么看中日关系

　　这次来日本，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和阿古老师的安排下，见了不少日本朋友，有官员、有政治人士、有学者，见面后我都问了这个问题：怎么看中日关系？得到的回答都比较悲观。和日中21世纪友好委员会秘书长高原明生教授见面时，他告诉我，这个委员会已经有两年多开不起会来了，一个致力于推进中日在新世纪友好的组织居然都坐不到一块去，可见中日关系之冷已到了何种程度。

　　2006年，安倍首相执政后首次访华，被称为"破冰"之旅；第二年温家宝总理回访日本，被誉为"融冰"之旅；接着就是福田康夫首相再次访华，称之"迎春"之旅；最后是在2008年两国关系达到高潮，胡锦涛主席访问日本，这次国事访问被前所未有地评价为是"暖春"之旅。但是，很遗憾的是，"暖春"之旅很快就夭折了，按日本外务省官员对我的说法，就是在2008年年底，中国首次派遣海警船进入了钓鱼岛也就是日本所说的尖阁列岛海域，从而引发了后来的一系列冲突，以致使当前的中日关系重新陷入了冰点。从现在往回看2008年胡锦涛主席的"暖春"之旅，真有恍如隔世的感觉。

　　是什么原因导致中日关系陷入僵局？中日之间肯定都有各自不同的回答。现在已经很清楚，阻碍中日关系正常化的主要是三大问题，即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和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这三大问题由来已久，并非今天才构成了中日友好的重大障碍，为什么现在会愈演愈烈，似乎成了缠绕中日关系一个打不开的死结？日本一位研究中日关系的资深人士谈了三点原因，我认为值得思考。

　　他提到的第一个原因是时代变了，以前中日关系只限于在政府层面展开，在高层中进行，几个高级领导人个人之间的交往就可以决定中日关系的走向，比如田中外交就可以一举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现在这样的外交方式不行了，因为时代条件变了，互联网所创造的信息充分交流的条件让政府原来独享的信息，不得不进入到公众领域，少数人的外交成了公众普遍关心的事情，民意成了外交的一个必须考虑的重要参数。第二个原因是，中日之间的冲突归根到底还是一个利益冲突，只要涉及领土争执，两国都没有退步的余地，以前之所以还有转圜的余地，是因为两国政府都恪守邓小平先生所说的搁置争议的原则，都不去碰尖阁列岛（钓鱼岛）那根底线，而一旦打破了这个平衡，冲突就在所难免。第三个原因是，中日两国的政治家都在运用民族主义这个武器，都在通过制造事端以激发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通过刺激民意来进行政治动员，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

　　这位日本人士对中日关系陷入僵局的原因分析是理性的中肯的，他并没有一味地站在日本政府的立场上来看问题。就他提到的第二个原因而言，我曾在会见他之前发过一条微博，认为中日之争的实质并不是利益之争，而是历史观和历史价值观之争，因为中日之间的利益一致性要远远大于它们之间的分歧。从某种意义上说，中日已经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两国的经济联系和双边贸易总量都排在了各自国家的前列。钓鱼岛或日本所言的尖阁列岛，在中日关系中究竟占据着多大的利益份额呢？很显然，如果仅仅是从利益上去考量，为钓鱼岛而打上一仗，不管是谁胜谁负，两国究竟会有多大的收益？很可能都是负收益，中日两国是一个双输的局面。

　　我之所以把中日之争归结于历史观和历史价值观之争，就是想提醒政治家们，他们以维护国家利益的名义所作出的外交决策，究竟是不是真正维护了国家的最大利益？他们各自操纵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以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究竟是为了什么目的？对于具有独立立场的学者来说，既不能稀里糊涂地跟着政治家跑，也不能稀里糊涂地跟着民意跑，现在最需要的是，从民意和政治家的双重裹挟中摆脱出来。

　　时代的确变了，中日两国都面临着一个变化极快的时代。1978年邓小平先生访问日本，他坐在新干线上，着实惊奇于世界上还有跑得这么快的列车，他身临其境地感受到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日本的现代化程度，中国和日本的巨大差距不能不让他产生中国必须改革开放的紧迫感。正是在邓小平从日本回去之后，中共中央于该年年底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全面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时至今日，实行改革开放不过30多年的时间，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了日本。那天我坐新干线的高速列车去京都，我已经不可能有邓小平那样惊奇的感受，中国高铁的速度可能比新干线还要快。中日之间的这个巨大的变化就发生在这短短的30多年时间里，其速度之快变化之大可能已经完全超过了我们思维的变化速度。在这个变化极快的时代，我们是不是还停留在以前的思维上来看问题呢？

　　我在拜访日本共产党副委员长绪方靖夫先生时，征求他对中日关系的看法，他说的很实在，他对安倍首相的建议是，日本要正视现实，要正确地把握亚洲的形势，要客观地认识亚洲各国的关系，日本过去是亚洲最强的国家，现在没有这个地位了；日本看中国，不要被中国的主流媒体所迷惑，必须认识到中国还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声音。他对中国政府的建议是，要控制住民族主义情绪，更不能激化民族主义，不要局限于历史细节，要从现实出发；中国的鹰派和日本的极右派是一丘之貉，他们看似互相对立，其实是互相支持，各自在对方的反对声中壮大自己的影响力。就当前中日关系，绪方靖夫先生还提出了三个具体建议：1.钓鱼岛或尖阁列岛问题只能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而这是需要时间的；2.在任何时候都不要采取物理改变的方式，即不要用武力来解决问题；3.不能因为钓鱼岛或尖阁列岛这个小问题而影响到中日关系的大局，中日高层互不往来甚至中断一切政治关系，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

　　我认为，绪方靖夫先生对中日关系的看法大体上是客观公正的，我相信这也是日本大多数人的看法。在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松田康博教授交换对中日关系的看法时，他向我提供了日本两家权威舆论调查机构所作的相关民意调查，调查显示，安倍首相目前仍有高达百分之五十几的民意支持率，自民党也有高达百分之四十几的民意支持率，而日本国民对于安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支持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四，不支持率则有百分之三十六，不表明态度的也有百分之三十多。松田教授对此的解释是，安倍首相获得较高支持率，并非如中国官方媒体所言，是因为日本整体向右转和安倍首相通过参拜靖国神社激起了日本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松田教授认为，在安倍首相所获得的较高支持率中，经济因素占到了主要的比重，安倍经济学在目前还是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而外交安全等因素对于安倍的支持率其实只有百分之十的作用。松田教授通过调查数据想要说明的是，日本国民总体上是理性的，他们大多数人并没有也不愿意卷入到所谓的民族主义狂热之中。



　　我在日本的所闻所见所思，进一步加深了我原有的对日本的印象：日本不仅是一个富裕的国家，也是一个文明的国家，一个远比中国公平公正的国家。日本的基尼系数只有0.285，其政治清廉度被透明国际排在世界上最前列的三十个国家之内，日本的政治腐败不能说没有，但肯定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各级官员没有可能发生数额巨大的腐败行为。对于这样一个国家，我很难想象，它会重新走上一条战争之路。松田教授给我提供的另一份调查数据显示，在被问到日本如果遭到外国侵略时你是否愿意拿起武器保家卫国时，只有百分之六的日本国民说愿意。有好几个日本朋友和在日本的中国朋友都对我说过，日本怎么可能会有军国主义，日本连爱国主义都没有。东京大学的三谷博教授最近刚出了一本书，书名是《爱国o革命o民主》，他说因为爱国两字，这本书的销路不好，按三谷博教授的解释，在日本只有右翼才会提倡爱国主义。

　　反观中国，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有两大主义非常高涨，一个是民族主义，一个是民粹主义，这两个主义实际上又成为国家主义的重要基础。和高涨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相适应的，还有两个情绪也非常高涨，一个是革命的情绪，一个是打仗的情绪。那些打着民族主义旗号，高喊民粹主义口号，上街游行，抗议日本，抵制日货，甚至打砸抢烧的人，其实大多数都是生活在中国的底层，他们可能还从来没有享受过国家主义的发展给他们带来的任何好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只不过是让他们对现实的不满有了一个表达或发泄的渠道，从他们的内心深处来说，他们实际上是希望通过打仗或革命的方式来颠覆现有的权力和利益结构，重新改变他们自己在现有体制下看起来根本无法改变的生活状态。因此，有人如果要想投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机，那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今天看起来点燃的是对日本的怒火，而明天燃烧到的很可能并不是钓鱼岛，而是中国的某个政府大楼。不要错误地以为，民意可用，真正的民意其实并不在那些试图操纵民意的人的手里。

　　我曾经说过，日本没有内政问题而只有外交问题，中国只有内政问题而没有外交问题。这么说当然是极而言之，日本怎么可能没有内政问题呢？比如福岛核电站事故的后续处理，但日本没有那些足以导致国家分裂和制度颠覆的问题，它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外交问题，一方面是和美国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是和中国的关系问题。日本的生存空间、生存资源和市场必须依靠外部世界，外交是其立国之本。而在中国，内政是立国之本，重大的制度性和社会性问题大量存在，多年积累下来的矛盾面临着总体性爆发的可能。正是受制于内政问题，受制于处理内政问题的固有方式和方法，中国的外交可以说只是其内政的外延，外交政策依旧沿袭着阶级斗争思维和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做法，不仅在处理中日关系问题上陷入僵局，而且在处理其他国际关系时也陷入被动。以前说中国的朋友遍天下，现在还有哪些真正的朋友？难道就是朝鲜、叙利亚、俄罗斯？即使朝鲜，中国给予这个国家这么多的支持，付出了这么多的代价，又从它那里得到了什么战略利益？朝鲜又何曾把中国当作它真正的朋友？

　　受制于中日两国各自不同的历史观和历史价值观、受制于两国不同的制度，以及受制于两国不同的文化和民意基础，中日两国目前的确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横亘于两国之间的那些历史遗留问题，不管是诉诸两国各自的民意支持，还是期待两国政治家的政治智慧，现在都看不到有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的正确路径和办法。难道这就是中日两国之间不可化解的历史宿命？中日两国除了继续进行一场新的战争之外没有其他选择？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只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我对这些问题没有答案。我能够有所期待的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前所未有地抹去了国家、制度、民族、种族、地域、文化的差异所导致的历史观和历史价值观上的差异，人类的普遍共识或者说普世价值正像空气一样地流动，从欧洲、美洲、非洲飘到了亚洲的上空，同样弥漫在中国和日本的国土上。我基于此而相信，中国和日本最终能够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共同性问题，成为真正友好的邻邦。

　　（相关简介：荣剑，独立学者。此文为作者2014年5月9日在日本东京大学的演讲。）

来源: 共识网－《领导者》杂志总第58期（2014年6月） | 来源日期：2014-06 | 责任编辑：鲁南珞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