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戈：素质论、国民性理论与对民主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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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论、国民性理论与对民主的误解





追求民主的理由，也许只有一个；反对民主的理由，却可能成百上千。这千百之中，素质论与国民性（民族性）理论，堪称两大中国特色的利器。

最常见的论调无非是这样：中国人的素质如何如何低，中国人的劣根性如何如何多，如此人民，如此族群，怎么搞民主，怎么能搞好民主呢，任由他们搞民主，国家一定会乱，社会一定会崩盘，所以说，他们活该被奴役，活该被殖民，也许惟有将中国托管于西方的文明人，才可能通往民主之路……

吊诡的是，素质论与国民性理论的拥趸，不分朝野，不分左右，平时，他们可以是唇枪舌剑的论敌、刀兵相向的仇雠，然而，一旦以素质与国民性为盾牌，向民主发起攻击，他们立即志同道合、亲密无间。由此可见素质论与国民性理论何其根深叶茂。

对此论调的反驳与批判，要点有三。第一，素质与国民性的概念，本身便语焉不详，刘瑜《素什么质》云：素质一词，难以译成其他语言，因其所指实在含糊，飘在话语的半空，状如不明飞行物；至于国民性，则属统称，极易被证伪，中国人的国民性，如鲁迅所指，最重要的一项即看客心理，事实上，中国从不乏敢于拍案而起的勇士、敢于杀身成仁的义士，以此推论，国民性似乎出现了缺漏，抑或这些仁人志士不配当中国人？第二，素质、国民性与民主的关系，不该被夸大，我们承认，人民的素质过低，犹如齿轮生锈、老化，可能会阻碍民主的正常运转，在一些论者口中，却变成了“素质低就不能搞民主”，这两个论断，判若霄壤，素质与国民性，只是构成民主的一元，而非全部。第三，不能因为素质低、国民性劣，便拒绝民主，恰恰相反，正基于此，才需要民主的教化，以提高人民的素质与国民性，如刘瑜所言：那些说“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不应该……”的人，也许可以考虑把这话改成“中国人素质低，所以中国更应该……”。这一转，性质就变了，原本向后看，现在向前看，原本对民主无限悲观，现在眼中燃起了太阳。

不过在我看来，问题不仅出在素质论与国民性理论身上，有时我们对民主的理解，同样发生了偏差。

偏差之一，即误判了民主的性质，认为民主是一个好东西，甚至是完美的东西。其实，正如我们屡屡强调的那样：民主只是最不坏的东西。我们还可以援引罗素和丘吉尔的名言，前者在《权力论》中指出：“民主政体的优点是消极的：它只能防止某些弊害的发生，而不能保证良好政治的实现。”后者则不无嘲讽：“除了那些被一次次尝试过的政府形式之外，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好坏之辨，积极与消极之分，牵涉到我们对待权力、对待政府的态度：信赖，还是防范。不必说一夫当国的专制政体，哪怕是主权在民的民主政体，并不值得人民去信任，去押宝。不论权力掌握在独夫手中，还是人民手中，我们都要视其为一个王八蛋，防患其作恶于未然。说到底，民主绝不完美，而是残次品，这从而决定了滋生它的土壤与运行它的主体，无须完美，无须高端。

偏差之二，正取决于偏差之一：因对民主预期过高，而高估了进入民主政治的门槛。譬如认为只有大人才能搞民主，小人就不能搞；只有精英才能搞民主，普罗就不能搞；只有白领才能搞民主，蓝领就不能搞；只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才能搞民主，小学、中学毕业就不能搞。对此，胡适有一个明白的论断：民主政治是幼稚园的政治（相反，一些新式的专制与独裁，才是研究院的政治）。“有许多幼稚民族很早就有民主政治，正不足奇怪。民主政治的好处在于不甚需要出类拔萃的人才；在于可以逐渐推广政权，有伸缩的余地；在于集思广益，使许多阿斗把他们的平凡知识凑起来也可以勉强对付；在于给多数平庸的人有个参加政治的机会，可以训练他们爱护自己的权利。”

既曰幼稚园政治，可知民主对人民的素质要求并不高，不妨说，民主正是为低素质的人民（如刘阿斗）量身定做的政治制度，用胡适的话讲，“最适宜训练一个缺乏政治经验的民族”。“英美的民主政治虽然使韦尔斯、罗素诸人不满意，却正可证明我的意见是不错的。英美国家知道绝大多数的阿斗是不配干预政治，也不爱干预政治的，所以充分容许他们去看棒球，看赛马，看Cricket，看电影，只要他们‘逢时逢节’来画个诺，投张票，做个临时诸葛亮，就行了。这正是幼稚园的政治，这种‘政治经验’是不难学得的。”

这里需要对面目含混的“素质”做一点辨析。民主所需的素质，并不同于我们挂在嘴边的素质，后者往往指个人素质。举例来讲，个人素质包括琴棋书画、诗酒花茶等，显然这些都不是民主政治的必需。那么民主素质指什么呢，最重要的一点表现，即国民识字率（文盲自然也能投票，不过终是特例）。如果说在百年之前，以识字率为尺度，推断中国“民智未开”，也许可以成立；而今，试观一组数据，据统计，2011年中国人的识字率达95.9%，排名世界第68位（共计183个国家），高于葡萄牙、新加坡、巴西等民主与准民主国家，后者都能搞民主，为什么中国不能呢？再说什么民智未开，不是脑筋生锈，就是良心生疮。

话说回来，民主素质并非高高在上、高不可攀，幼稚园学生和刘阿斗都能具备。可惜问题在于，一国人民是否具备了民主素质，刘阿斗说了不算，诸葛亮说了算；民主政治能否从幼稚园做起，幼稚园学生说了不算，大人先生说了算。

偏差之三，即将民主视作一种静态的政治。须知，民主不是静态，而是动态；不是完成时，而是进行时；不是结果，而是过程，一个也许永无尽头的过程；不是终极答案，而是不断试错、不断自救的实验。质言之，民主始终处于运动的、开放的状态，它与人民一起，在互动之中，相互提升，相互完善。因此，不能说，唯有当人民的素质达到一定高度，才能运行民主，诸葛亮能搞民主，刘阿斗也能搞民主，也许刘阿斗搞出来的民主比较幼稚，只要让他搞，终有一天，他能搞出诸葛亮式的民主，同时民主帮他升级到诸葛亮一档。

就此而论，民主并不需要高素质，相反，素质越低，越需要民主。以素质论反对民主，素质论非但不会构成民主的制度瓶颈，反而构成了素质论者的思维瓶颈。同理，以国民性理论反对民主，认为国人劣根性不除，只配受奴役，这样的思想，何尝不是一种劣根性的印证呢？



2014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