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中国经济“起飞”，归功于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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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起飞”，归功于谁？
鄢烈山 未分类        浏览次数 (3199) 2014-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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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大陆)经济起飞了，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

　　不管经济质量如何，不管是否可持续，总之是“起飞”了。“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不仅路易十四这么想，我有时也这么想。人生苦短嘛。我是“既得利益者”，在同辈人中幸运地上了大学，又有免于被欺负的社会地位，和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的收入。其实，所有中国人都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包括那些户籍制度下的“二等公民”农民，和上世纪九十年代国企改革被砸“三铁”下岗的工人老大哥——他们也分了一点中国“暴富”的羹汤，或免去了农业税并享有种田补贴，或在城市化发展中房产升值，或得到政府低保(与子女高收入后)的救助。

　　那么，中国经济起飞归功于谁?

　　2012年5月，广东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开幕，省委书记汪洋代表十届省委作报告时指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也是建设和享有幸福广东的主体。追求幸福，是人民的权利;造福人民，是党和政府的责任。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

　　汪洋说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和现代政治伦理的大实话。

　　总的来说，中国的经济起飞得益于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的必然要求，是中国付出了30年的“机会成本”(以“文革”破坏为甚)之后，掌权者为避免“亡党亡国”，不得不作出的重大选择。

　　所谓“改革”，

　　(第一，)就是唾弃搞了三十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毛时代政治运动一波接一波，“反唯生产力论”，“政治挂帅”，妄想通过“抓革命，(来)促生产”，穷折腾的结果是国弱民穷。改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允许合法致富，才有了经济繁荣的可能。

　　(第二，)就是逐步放松了计划经济管理模式，让市场规律在经济生活中起主导作用。这一条虽然做得并不到位，公权力对经济生活的不当干预还随处可见，但政府对经济的箝制毕竟有了很大的松动，市场的力量在土地、矿产等非资源性占有与投入领域获得了长足发展。

　　(第三，)与此相关，就是私有经济的发展。私有企业是经济活力的源泉，也是就业岗位的主要提供者。不然，中国早有闹翻天了——毛泽东当年为什么要所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除了“造反夺权”已大功告成，不需要他们了，主要是城里没有那么多就业岗位。所谓“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在“文革”前就开始树《朝阳沟》里那样的典型如董加耕、邢燕子们了!

　　以上三条所谓“改革”，归结到一点就是“不折腾”。中国历史上本来改朝换代之后，总要“与民休息”、“休养生息”，用历史学家翦伯赞(共产党员，文革初自杀)的说法，统治阶级要实行“让步政策”，只是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偏不肯“让步”，反而要折腾不止。

　　“与民休息”，“无为而治”，政府少用赋税徭役剥夺，少妨害经济运作，经济就会发展，社会就安定，这就是汉初有“文景之治”、清初有所谓“康乾盛世”的主要缘故。

　　所谓(对外)开放，

　　(第四，)就是唾弃“要准备打仗”的国际形势判断。毛时代反帝同时反修，所谓反修就是反对苏共的“三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阵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两全(代表全民利益的国家、全民利益的党)”。在“要准备打仗”的指导思想下，或争国际共运领袖地位，既“输出革命”，又不顾国力支援亚非拉;或固守二战时的军事经验，大搞劳民伤财的“深挖洞”和所谓“三线建设”。这种穷兵黩武，恰如汉武帝和唐明皇导致的王朝衰落与内乱，其政策被抛弃自然是国家之幸、百姓之福。本来就不该如此嘛!汉武还知道“轮台悔过”呢，毛泽东死后才纠正他定的国策有何不可?

　　(第五，)就是加入WTO，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制造”能走向全球，才有了今天中国的经济财富的聚集，这是不必多说的。值得强调的是：一，当年英国人要与乾隆皇帝平等通商而不可得，“殖民主义”者要通过“炮舰政策”来开辟世界市场，我们今天享受其成果了，不要再只有所谓“丧权辱国”的悲情了好不好?二，我们对充当“世界警察”的美国不要那么敌视可以吗?中国的海外合法利益也需要保护是不是?若有本事，谁侵犯了中国利益，不论是领土被占，还是侨民被害，还是债务被赖，不都该采取必要的措施吗?文的不行来武的，就是这么一回事。

　　(第六，)再有，就是科技的进步。

　　这点不用多说。过去修河坝、修铁路公路都靠人海战术，现在修高速公路、高铁，更不用说建高楼大厦了，工地上看不到几个人。过去自己在长江上架座南京大桥，报纸电台要吹好久，现在长江上架桥像在码积木!至少农业的粮棉产量，回看毛泽东时代的那些奋斗指标，什么“跨黄河”、“过长江”，简直像在听远古的笑话。

　　随手写这么多，算是对某些朋友的回答。

　　都是常识，我本懒得写的。

　　2014/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