庸众如此之多，自由社会的投票如何保障理性和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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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5-13 唐映红 psy-eyes

Q&A150513

　　问：庸众如此之多，自由社会的投票如何保障理性和公正？

　　答：无论是自由社会，还是极权社会，所谓的精英相比于庸常大众来说总是少数。这两种社会有着截然不同的权力分配和组织方式，前者依靠普选投票来组织和分配权力；后者依靠权力集团的内部斗争和暗箱操纵来组织和分配权力。由于现时代人类社会结构已经相当复杂多维，自由社会的普选投票实行一人一票原则，但真正能够理解并经由理性分析来审慎选择投票支持某一候选人的总是少数，而大多数普通人既缺乏足够知识来了解复杂多维的社会，也缺乏理解问题的方法学基础，他们往往靠非理性的线索来投票选择支持的候选人。那么，投票时的庸众如此之多，又如何保障最后的票选结果合乎理性呢？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那些具备相应专业知识，能够经由理性的审慎思考来投票选择候选人的少数人，他们是通过“中心途径”（Central route persuasion ）被候选人说服。即他们是根据候选人所提出的主张和拟行措施进行理性的分析，然后根据利弊大小选择最可能符合自己利益的候选人投票支持。而大多数庸众往往缺乏分析问题所需要的专业知识背景，甚至难以理解不同主张的分歧之所在，他们是通过“外周途径”（Peripheral route persuasion）被候选人说服。即他们是根据一些所谓的外周线索来决定支持谁，如谁更亲民，谁显得更诚实，或者谁演讲的声音更有魅力，等等。由于外周线索与谁更胜任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而庸众票数又压倒性地多过少数理性投票的“精英”，那么，就很可能由庸众的非理性选择而票选出不胜任的次优候选人，从而使票选缺乏公正。

　　不过，这种担忧在很大程度上是杞人忧天，一个成熟的民主体制能够保障最终的票选结果尽可能理性，而且所依靠的不是任何人或集团的意志，一个自由的社会本身就能最大限度地保障票选的理性和公正。

　　首先，对于特定社会群体而言，经过“中心途径”的理性分析而选择的结果往往会趋于一致，而经由“外周途径”的非理性线索选择的结果却更可能分散。由于选民所感知和注意的外周线索趋于分散，往往与各自的感知和注意倾向性及个人好恶有关，因此即使是同一社会群体的普通选民在选择时也就更可能分散。由于这种些分散的选票缺乏理性的逻辑基础，从群体而言往往呈现出偶然性或随机性的特点来。因此，分散的选票会互相抵消，反而使相对一致的“中心途径”选票从噪杂的背景中凸显出来。

　　其次，从传播心理学角度，候选人通过大众传媒所传播的主张或观点并非直接影响普通选民，而是要经过中间所谓的“意见领袖”（Opinion Leaders）来间接地影响。任何群体的“意见领袖”往往是那些在特定议题上具有一定权威性和专业背景，他们更可能具备理性分析的能力和有足够的动机去进行理性分析。由于现时代社会结构的复杂多维，普通选民能够感知和注意的外周线索也往往既多元又模糊，他们自己也更可能没有把握仅仅通过那些含糊的外周线索来选择“对”的候选人。因此，他们更可能听取或依据他们信任的意见领袖的分析和解读，并受到意见领袖的影响而投票。只要意见领袖是基于相对理性的意见，那么追随他的那些选民也就能趋于理性地做出选择。

　　更关键的是，成熟的民主制度通过彼此制衡的权力配置，无所不在的民意和舆论监督，以及共同遵循的法律约束，即使选出不胜任的领导人，也不会给整个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事实上，自由社会选出次优候选人的现象并不罕见，但分设的权力配置能有效地制衡不胜任领导人的恣肆妄为。例如，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其任期内的经济、福利和对外政策饱受争议，显示出他并非当初以最优候选人当选，但独立的国会选举削弱了他的权力，使他成为所谓的“跛鸭总统”（Lame Duck，即他所代表的党派在国会选举中失去多数席位），从而弥补了其不胜任可能带来的恶果。

　　由此可以看出，言论和新闻自由是确保一个复杂社会票选趋于理性的重要保障；彼此制衡的权力配置是避免哪怕选出一位不胜任领导人也不致带来社会灾难的有效防护带。相反，缺乏自由保障的极权社会更容易暗箱操作出不胜任的领导人，并且给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如朝鲜。


2015-0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