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地生存纠结：常外的那些家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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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常外之前，我走访过那些没有“家长”的毒地。在山东章丘，江苏靖江，比常外毒地严重得多，甚至引发了命案的案例，都并未获得太多关注。他们的“吉布斯”什么时候才能出现？
　　【财新网】（记者 张嫣）2月17日，在常州外国语学校南门外，喜欢研究历史和文学的A爸和我聊起了美国的拉夫运河事件和一位名叫洛伊斯?吉布斯的蓝领母亲。
　　那是发生在美国上世纪70年代的一场社区环保运动，最终促成政府将社区居民全部迁出，并出台专门处理危险废弃物的新法案——超级基金法。因曾在拉夫运河社区自发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吉布斯成了整个拉夫运河事件中的关键人物。
　　吉布斯的儿子在那所建在废弃排放点旁边的小学上学前班后不久，便患上了癫痫，白细胞数量偏低。吉布斯怀疑这和当地渐渐从地下冒出来的废料桶有关。事后证明，胡克公司曾向拉夫运河中填埋了总量达2万吨的有害化工垃圾，一边在地下腐烂，一边释放出200多种化合物，其中至少12种为致癌物质。这些物质渗透泥土，在人们的后院和地下室弥漫。吉布斯的不完全调查显示，拉夫运河的众多居民患有相近的疾病，吉布斯的儿子只是其中一个受害者。
　　“我们30年前在纽约州拉夫运河社区里所做的抗争，正是我们现在仍然在抗争的。你们觉得30年啦，我们应该进步了很多，但事实并非如此。”2009年，在拉夫运河事件三十周年纪念会上，吉布斯发表演讲时说道。
　　类似的事情，确实在中国常州发生了。常外的家长们则和当年的吉布斯一样，他们收集了大量病例和资料，面对媒体表达时难得地克制过度的情绪，并抱有坚定的决心。
　　2016年1月7日，我在靖江刚刚做完了为时一周的靖江危废案采访，从昆山回到上海虹桥火车站。这时，同事发来了 常外“毒地”的线索，家长正要求搬迁。
　　前一晚，昆山一名从事危险废物运输的企业家告诉我：“江苏遍地都是毒地，你家小区门口或许就是一块。”万万没想到，这么快就一语成谶。
　　二月中旬，在常州市新北区的一处咖啡馆里，我陆陆续续见了近十位常州外国语学校的家长，从下午四点一直聊到晚上十点。这里是一派中国新城的典型风貌——宽阔的六车道马路、精心设计的人行道、大片高层住宅区、鳞次栉比的西餐厅和咖啡馆，不远处是高档商圈常州月星环球港的标志摩天轮，在夜色中闪烁着璀璨的灯光。而就在十几年前，这里还是大片农田和臭气熏天的化工厂。
　　新年刚过，咖啡馆里并没有太多客人，我们一大堆人挤在一张小桌子前，还加了好几把椅子，很是显眼。一个挎着公文包的西装男一度走到旁边的一张桌子向我们这里张望，家长们立马停下了谈话，直到对方走出了咖啡馆。
　　此前联系时，家长们就表现出了十足谨慎——从不互相直呼真名，而以孩子的姓加爸爸或者妈妈来表明身份；尽量使用微信语音，而非文字。
　　事实上，家长们并未谈及任何敏感非法的内容，他们更多的只是在向我描述他们孩子的症状、把孩子送回学校的担心和对学校提出的诉求。为保障自己孩子的健康而展开维权，这本身没有任何不正当的理由，也无需躲躲藏藏。
　　但与以往的环境维权事件中的维权主体相比，常外家长是个略特殊的群体——他们之中，有人在当地化工企业任职，有人是从事化学品检测的专业人士，有人是律师，有人则在政府部门任职，其中更有一位自称当年是帮助常隆浇筑封盖化学药渣填埋坑的工程承包商。在常州这个不大的社会里，他们拥有丰富的人脉，深谙处世之道，对化工厂污染也见怪不怪，但偏偏从未料到，自己的孩子有一天会在这样一块化工毒地对面上起学来，并自此要冒着开罪领导、客户，失掉饭碗的风险，为了孩子的健康走上一条维权之路。
　　“我觉得我应该去做调查记者，你们记者证是怎么考的呢？”这是B妈在见到我后说的第一句话。如果不是常外毒地事件，B妈现在的生活应该还是每天早上开着车到自己所开的公司上班，有空的时候去乡下承包的一块农地上照顾多肉植物——自女儿确诊为甲状腺结节后，这些她全顾不上了。和大部分家长一样，她坚信学校对面的毒地，极大威胁着女儿和她同学们的健康。但当她找到在当地媒体工作的昔日同窗时，对方却只是抱歉地表示自己无法报道。这让她恨不得自己改行去做记者。
　　作为公务员的C爸，则从整体区划方面分析常外选址新北区背后的官场逻辑。他抛出了三个直指重点的犀利问题：选址是否合法？公布的监测报告合理科学吗？同一场所同一时间段出现同一症状的，这正常吗？
　　A爸则在家长中被公认为头脑冷静、说话有水平。那天晚上，他一直静静听着我们说话，直到最后才开口，指出目前政府修复方案的问题。他认为，相比之前，政府调整后的土壤覆土封盖的修复方案更为敷衍，而只是“猫盖屎”——只能掩盖一时气味，却会产生长期隐患。据他的计算，覆土工程工期只有短短十多天，这意味着，实际覆土厚度也远远达不到政府宣称的厚度。
　　家长们反复强调，他们的诉求并非要政府揭开常隆地块地底下的秘密，毕竟化工厂污染的事情，他们认为是早已心照不宣的事实。他们手里还是保留了不少常隆地块的材料，是为了作为谈判砝码，让学校和政府答应搬迁上课的诉求。
　　他们的丰富的见识、对情绪的克制、明确的目的性、出众的沟通能力让我这样一个调查记者都感到折服。即便如此，他们还是输在了和学校的一场开学博弈中。学校直击了家长们的软肋——孩子未来的升学。家长们怀着忐忑把孩子送回了学校，但并未停止抗争。
　　2月份，《名校与“毒地”为邻》刊出后，我不断收到常外家长们的微信和电话。某天，在北京拥挤的地铁里，我接到了一位我未曾照面的常外家长的来电。和其他不断向我报告最新进展的家长不同，她打来的是一通“忏悔”的电话。
　　“我没有别的办法，孩子要上学，我只能把她送回去。”电话里，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妈妈泣不成声。“但我真的担心，我怕我的软弱害了孩子一辈子。”
　　我一直试图寻找合适的语句去安慰对方，但无奈我并不擅长。这通电话打了近半小时，最后这位妈妈自己收住了哭泣，反过来安慰我道：“没关系的，张记者，谢谢你抽时间听我说话。我们还会继续努力，推动搬迁。”
　　在我看来，她并不软弱。
　　两个月后，常外“毒地”事件再次引发全国关注，并迫使环保部重启现场调查。
　　此刻，我更多想到的是却是去常外之前，我走访的那些没有“家长”的毒地。在山东章丘，江苏靖江，比常外毒地严重得多，甚至引发了命案的案例，都并未获得太多关注。癌症村层出不穷，农村遭受严重工业污染这样话题虽沉重，却早已渐渐让人麻木。他们中间的“吉布斯”什么时候才能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