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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和谐）
真相难求？
——自己与自己的商榷
贺卫方
贺卫方按：迎新年，本来是喜悦的时刻，但是，浙江温州钱云会案件却让人心神不安。这起疑云重重的案件，我们看得到的只是政府在发布信息，警方控制证人，真相如何，全凭政府一张嘴。假如政府本身与这起事件的发生有着脱不开的干系（如钱云会所作所为构成了对于政府要实现目标的障碍），假如相关证人以及受害者家人受到政府控制和威胁，假如政府试图封杀人们的议论（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网上的批评正在被大规模地删除），假如中立而权威的第三方调查受到阻挠，那么，我们就可以合理地怀疑，钱云会之死就很可能是一起谋杀，而凶手很可能就是当地政府！
这篇写于四年前的文章呼吁迅速建立一种得以揭露事实真相的机制，可是遗憾的是，年复一年，岁月蹉跎，相关制度建设不仅没有起色，甚至在稳步倒退。聂树彬案没有真相，黄静案没有真相，高莺莺案没有真相，杨佳案没有真相，邓玉娇案没有真相，孙伟铭案没有真相，现在钱云会案也继续没有真相。到处正龙拍虎，假相充斥；事事妖雾弥漫，令人窒息。如此下去，势必国将不国啊。201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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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我针对近期几件舆论沸沸扬扬，但不同方面对于事实情况却各执一词的案件作了简要的评论（见“真相难求”，《法制日报》2006年7月13日）。文章发表后，自己又读了一遍，觉得有些道理说得不清楚，于是就“以今日之我，非昨日之我”，在前文的开端之后，尝试进入另一个思路，以期提出对于这类案件或事件公正解决的制度建设思路。
前文曾引用了《民主与法制时报》对于襄樊高莺（敏）莺事件的报道，表达了对于地方权势者在如此惨剧发生后可以动用公安、武警等政府力量把事实掩盖长达四年的感叹。接下来我就进入到了司法如何运用正常也是复杂的技术对于争议事实加以揭示的路径，虽然也提到法院中立和超然的必要，但是没有对更大的制度问题加以分析。这使得最后把某些疑难留给“冥冥之中，善恶终有报应”的说法显得苍白无力。其实，高莺（敏）莺事件，也包括至今尚无明确说法的河北Nie Shubin案件、虽然一审作出判决但是仍然不足以服人的湘潭黄静案件等等，之所以难以公正解决，恰好是因为我们整体制度上的缺陷所导致的。如果说这是灾难，它们乃是人祸，而非天灾。
首先还是必须强调司法独立的价值。面对女儿的悲剧，高天虎夫妇根本不相信法医作出的所谓自杀结论。报道告诉我们，他们这些年一直在上访投诉，但是却毫无结果。我们还记得，湖北的佘祥林冤案，他的母亲为儿子上访，居然被当地警方拘留！问题是，当地的司法部门为什么会无动于衷呢？原因很简单，无论是法院，还是检察院，都受控于那些制造了这起冤情的部门或人们。这显示了我们这个国家在政府体制设计上的一个大缺陷。就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而言，我们的一个结构性困难在于，行政、立法以及司法三种权力都强调横向的控制，而缺乏纵向的制约。在司法方面，苏联的体制尚有检察机构的纯上下结构的构造，从而打破了地方政府对于公权力的垄断，为中央政府监控地方官员提供了制度管道。但是，我们在1950年代借鉴苏联检察体制的时候，却把苏联式的垂直领导变通成为上级检察院与同级党委双重领导。因为人事与财政事项都受控于同级党政，于是所谓双重领导终究还是同级党委占据了主导地位。法院在与本地党政之间的权力关系上，甚至较检察院还要等而下之。
政府权力架构上这样“分灶吃饭”的体制安排固然使得中央在人事和财政事务方面少操心、省气力，然而却带来了地方权力对上不透明的后果。平常所谓“一手遮天”，在一个地方，只要像襄樊市委书记这样的“一把手”要掩饰一件事情，只要能够封锁媒体（这已经变得越来越容易），其他诸如人大、司法等部门也只有乖乖听命的份。高莺（敏）莺死后，竟然有公安、武警来抢夺尸体，其背后是怎样的权力在操纵这一切不难想见。蒲松龄感叹“覆盆之下多沉冤”，我们这样的体制架构不就是在强化着一个个地方权力的“覆盆效应”么？当发生了冤情，当事人呼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能够减少这种“覆盆效应”的只有越级上访。这也可以解释何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民众到京城上访最频繁的国度的事实。不过，当上访的处理因数量太大也不得不依赖掠夺型的官僚体制的时候，一切都只能是徒唤奈何了。
所以，疑窦重生的高莺（敏）莺事件能够一压四年绝非偶然。我们需要在体制上让这种每天都可能制造冤情并且压制申冤的“覆盆”变得透亮和透气，司法独立正是其中最要紧的环节。假如孙寅初们对于襄樊市检察院和法院毫无干预之权力，高天虎夫妇何至于投诉无门？假如司法机关是独立的，即便公安部门配合掩饰恶行，终不能通过检察院审查这一关。检察院反而要对于高莺（敏）莺的死因进行公正的调查，对于制造了这起惨案的犯罪人以及参与伪造死因结论者提起刑事控诉。不用说，法院在独立性得到保障的情况下也会以法律的逻辑来对于案件作出裁判，最终还原死者以正义。如此一来，襄樊市的天不就亮了么？
司法独立之外，新闻能够自由地对各种恶行加以揭露也至关重要。记得约翰逊博士曾经令人意外地说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人们属于野蛮人，他的理由是那时没有报纸，没有报纸就无法很好地传播知识。不过，他并未提及没有报纸带来的另外一个后果：恶行不能受到有效的揭露，于是权贵们愈发为所欲为，小民的处境便日益艰难。所以，没有报纸就没有文明的政治。当然，襄樊是有报纸的，不仅报纸，还有电视、电台，可是这些是真正的大众传媒么？不妨调查一下，所有这些媒体四年来可曾对于高莺（敏）莺事件有过任何报道？我们都知道，第一家报道该事件的是来自北京的《民主与法制时报》，而且还是在孙书记身陷囹圄之后才出现的。令人困惑的是，这种分明是特别有利于为非作歹的地方官员们欺上瞒下的，也就是说特别不利于中央了解地方实情的新闻管理模式却在近年来不断地强化，例如不允许所谓“异地监督”，例如不久前审议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其中居然出现这样的条文：新闻媒体“违反规定擅自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的”，由（突发事件）所在地履行统一领导职责的人民政府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如高莺（敏）莺之死这样的突发事件，新闻媒体也必须听命于地方政府，可是地方政府的官员们不正是这起突发事件的制造者么？这不等于让陈世美“统一领导”有关秦香莲所遭遇突发事件的报道吗？那些把这样的条文硬塞进立法中的人们是何等用心？在这种上欺下瞒、左旋右抽的迷魂战法之下，党中央再英明，也无法避免闭目塞听的结局啊！
真相难求？不，在太多的情况下，真相就在我们眼前，只是我们自己或自愿或被迫地闭上了眼睛而已。
2006-7-14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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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1-4-2011 12:2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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