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跃然：谁夺了地方政府的权？

bridged

谁夺了地方政府的权？| 政见CNPolitics
原创 2017-05-10 张跃然 政见CNPolitics

摘要
造成国家机器瘫痪的力量，恰恰来自国家机器内部。

张跃然 / 政见观察员

1967 年上半年，全国上下涌起了一股轰轰烈烈的「全面夺权」浪潮。各地政府、党委的领导人手中权力被夺，国家机器的日常运转陷入停滞，夺权者在国家机器之外另立实际领导机构。「全面夺权」的展开，使得本已混乱的社会局势向更混乱的方向发展，并在许多地方引起了大规模的暴力冲突。

在人们的一般印象中，夺权行动主要是由工人和学生组成的造反组织完成的，而一些中央人士的策划和支持，也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也符合一种对于「最高领导人为何发动这场政治运动」的主流理解：领导人担心官僚国家机器不断僵化、官僚逐渐变成新的特权阶级，因此希望通过自下而上的造反打碎这一国家机器，实现人民的自我动员和管理。

但这个视角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全面夺权」浪潮的波及范围远远超出了那些工人和学生聚集的大城市？为什么在基层造反力量并不活跃的农村，大量基层政府也被夺了权？对于这些问题，社会学家魏昂德（Andrew Walder）和合作者最近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论文，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

通过对广西省档案材料的细致描摹和全国范围内夺权事件的数据分析，研究者得出的结论是：在许多地方，夺权过程中的关键角色不是由工人和学生造反派扮演的，而是由政府中的基层干部们扮演的。换句话说，造成国家机器瘫痪的力量，恰恰来自国家机器内部。

1966 年，当这场运动刚刚展开时，各级地方政府的领导还普遍认为：和之前的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这场运动的目的无外乎是通过官僚体制的动员，把国家机器内部的「敌人」揪出来。地方官员们并没有意识到，最高领导人的意图，恰恰是通过群众动员来击碎官僚国家机器本身。

因此，在运动初期，地方政府领导们依旧是用老办法，自上而下地把体制内部的「反党分子」揪出来。在1966年的八九月份，随着学生和工人造反势力的不断壮大、逐渐开始挑战政府权威，地方政府领导们的应对方式是将体制内部的官员和干部动员起来、成立「赤卫队」，以抵抗造反派的挑战、保卫政府的权威。

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 1966 年十月份。为期三周的中央党会，彻底批判了那种由领导说了算的、自上而下的斗争方式。「赤卫队」对于基层造反势力的打压，被斥为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这次党会释放了一个非常强烈的信号：这一次政治运动，不是要在领导的带领下清理阶级队伍；领导们本身，就是这次运动意在斗争的对象。

党会的精神被迅速散播到各地政府。最早捕捉到这一信号的，自然是在先前自上而下的斗争中被「揪出来」的基层干部们，他们最有动力组织起来挑战地方政府领导的权威。而对那些先前和领导们站在同一立场、甚至积极参加了「赤卫队」的基层干部们来说，既然中央把地方领导们之前的所作所为已经定性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既然地方领导们很可能就是中央意在斗争的对象，那么继续选择站在领导们这一边，很有可能就不是福而是祸了。

这样一来，越来越多的基层干部选择站在领导的对立面、造领导的反。广西省的档案显示，十月份之后，各地的「赤卫队」迅速解散，有些地方的「赤卫队」甚至直接转变成基层干部的造反组织、开始将矛头对准地方领导。在广西的一个县级政府里，11 月底的时候，全部 883 名干部中有 520 人分散在 50 个造反组织中。到了 1966 年十二月，随着全国核心大城市里工人和学生造反派的声势越来越大，各个地方政府中也有越来越多的基层干部选择成为「造反派」，并出现了造反干部们打断政府会议、公开谴责和质问领导的现象。

1967 年 1 月 6 日，上海市党委和政府的权力被夺、领导人被打倒，标志着「全面夺权」浪潮的开始。最高领导人对上海造反组织的夺权行动表示赞赏，并以中央贺电的形式号召全国造反派学习上海的经验。1 月 22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全国各地大张旗鼓地发布夺权的号召。一呼百应之下，各地政府的权力纷纷被夺，而在许多地方，夺权过程是由基层干部组成的造反组织完成的。

通过对于全国范围内夺权事件数据库的事件史分析，研究者发现，虽然 1967 年 1 月 22 日之前各地也发生了一些夺权事件，但正是在 1 月 22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之后，夺权浪潮才在短时间内以惊人的速度散播开来。在那些工人和学生造反势力十分不发达的小城市和农村，夺权事件同样大量出现。而且，在 1 月 22 日之后，夺权浪潮的蔓延呈现出自上而下的散播规律：当某一地方政府权力被夺之后，其下辖的次级地方政府往往紧接着被夺权。这种自上而下的趋势，间接说明了基层干部在夺权中起到的关键作用。

一个组织严密、运行良好的庞大国家机器，竟可以在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彻底陷入瘫痪。自上而下的控制机制，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行，却也成为国家机器迅速崩溃的前提条件。当国家机器的最顶端释放出「将斗争矛头指向地方领导」时，这一信息层层下传，在基层干部中一呼百应。

身处运动之中的基层干部，面对的是混乱且迅速变动的政治环境。是站在领导一边、还是造领导的反，他们在短时间内就需要做出这样事关前途命运的重大选择。这样的选择，往往是那个年代中的任何个体都无法逃避的。魏昂德之前对于红卫兵运动的研究同样发现，学生们在红卫兵派系之间的站队，亦是被他们在混乱形势中仓皇之间做出的自保选择所决定的（参见《红卫兵的派系是怎么形成的？ 》）。混乱环境下的仓皇选择，反过来深刻影响了历史的走向。

参考文献

主要参考文献
Walder, Andrew G. and Qinglian Lu, 2017. “The Dynamics of Collapse in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China in 1967.”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2(4):1144-1182.

次要参考文献
Walder, Andrew G. 2006. “Ambiguity and Choice in Political Movements: The Origins of Beijing Red Guard Factionalis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2(3): 710-750.

Andreas, Joel. 2007. “The Structure of Charismatic Mobi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Rebellion Dur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2(3): 434-458.

微信编辑：张烨  
图片编辑：江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