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璟：孟建伟的维权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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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相”到的比孟建伟预期快。
    但他所期待的“正义”，仍无时间表。
父亲被打死后第87天，在此案第一次开庭中，孟建伟听到了行凶者的当庭供述，将此案指向当地政府官员。
孟建伟为复旦大学在读博士生。2010年10月30日凌晨2点，他的父亲孟福贵在邻居家中，被携带工具翻墙而入的拆迁人员殴打致死。
2011年1月24日上午，太原中院1号法庭上，行凶主犯武瑞军当庭供述，他率拆迁队伍行凶，系太原晋源区原副区长计建中、晋源区金胜镇党委书记张兴旺指使。
“没有领导指示，保安公司是不敢做这个事的。”武瑞军在法庭上详细讲述了，计、张二人的事前“工作布置”与事发后“善后商议”。
24日下午，同案被告高海东亦当庭翻供，称自己受到办案人员“刑讯逼供”。
上述涉及当地政府官员的供述，并未出现在太原市检察院对此案的起诉书中。此案，由太原市晋源区公安局侦查终结。
虽然起诉书将此案定性为武瑞军与其名下公司成员的“个人行为”，但多项证据证词显示，此事与晋源区政府、晋源区公安局均有关系。
因计建中停职前系晋源区副区长，孟建伟与其代理律师指出，由晋源区公安局侦查此案“难以保证公正”。
父亲死后的88天中，孟建伟写下88篇《奔丧日记》，发布455条微博。
他拒绝先行民事赔偿、拒绝当地政府“私下沟通”，与律师签下法律援助协议，几乎中断学业，拿着拍摄、录音设备，背着厚厚卷宗，数次往返于上海和太原两地。
在同学王艳良眼中，原本想法单纯、乐观的孟建伟，在此事后“迅速成熟起来”，“对社会的看法变得像我们在工作过几年的人”。
“我想要一个合理的说法，想看到幕后主谋得到应有惩处。”孟建伟语气平静的，对我轻声重复这句话。
在孟建伟看来，这是一个很不普通的实验，实验的是被强拆损害者“在法律途径下”的维权可行性。
现场再现
即使起诉书中，还原后的案发现场也像“鬼子进村”。
2010年10月30日凌晨2点，沉睡中的太原市晋源区金胜镇古寨村，出现了一辆现代越野车、两辆猎豹越野车、三辆依维柯客车。
数十人从车上下来，身携镐把、砖头及伸缩梯。
在用这些工具，封堵现场、“将闻讯赶来的村民赶走”后，闯入者用一辆挖掘机，“拆除”了孟建伟家屋顶及墙壁。
在孟家邻居武文元院墙架设伸缩梯后，几个闯入者携带镐把，爬上梯子，“进入”武文元家中。
“遇到”从屋内走出的孟福贵、武文元后，闯入者追赶二人至屋内，“从地上捡起砖头砸孟福贵”，“持镐把猛击武文元左手，朝其身上乱打，又持镐把朝孟福贵头部猛击两下”。
把孟、武二人打倒在地后，闯入者将孟福贵身上的手机顺手偷走，将孟、武二人抬至院中。
在被抬到院里后，躺在地上、已无反抗之力的孟福贵，又被另一个闯入者“持镐猛击腿部，致右腿胫骨骨折”。
随后，闯入者指挥挖掘机，将武文元家房屋后墙挖开大洞，将孟福贵、武文元从洞中抬出院外，“丢弃在路边”。
丢下被他们殴打至奄奄一息的孟福贵后，所有的闯入者逃离现场。
这些闯入者的名字，分别为武瑞军、高海东、李彦忠、张俊奇、逯仙鹤、张胜峰、乔国军、常鹏、杨世文、赵永红、候晓东、高飞、刘晓瑞、张建文、钟少敏……
其中的为首者武瑞军，是太原市保安服务公司晋源分公司大队长，个人注册了一家物业公司。
其他闯入者，按照起诉书及相关审讯笔录，均在该物业公司任职。
资料显示，此次拆迁隶属当地“滨河西路南延工程”，为将当地一条公路延建20公里，太原市晋源区政府为此专门成立了“南延工程协调指挥部”。
攻守同盟？
凶手与幕后指使者身份，是孟建伟事发后一直追问的问题。
根据孟建伟与代理律师李劲松的调查，与武瑞军的当庭供述，该案与当地政府时任官员关系匪浅。
“武瑞军对古寨村的“拆迁工作”，一直以其保安公司大队长的身份。”孟建伟说，“这家保安公司，挂靠当地公安局下，由公安局管理的。”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武瑞军晋源区公安局一楼，曾有武瑞军的“专属办公桌”。
起诉书中显示，同案中被以包庇罪起诉的两个被告李根虎与弥华，职业为“无业”。
孟建伟则坚持二人均系地方政府工作人员，“村里人说，事发前几天，李根虎来村里做拆迁动员，大家还是叫他李书记，说他是晋源区城建委副书记。”
在起诉书与所有公开的书面资料中，两人身份几乎无迹可寻，仅有一段笔录隐约支持着孟建伟的怀疑。
弥华笔录中称：“30日上午8时，我在古寨村拆迁指挥部里，听说拆迁工地出事了，李根虎电话让我到晋源区政府门口，我就让单位的**开车送我，李根虎从晋源区区政府办公楼出来。”
弥华在笔录中承认，李根虎对其表示“领导们对你不错，有些事要顶一顶”，并教李彦忠说“为了多挣钱，自己带人拆迁的，是自己的个人行为”。
此外，弥华亦在笔录中数次表示，李根虎是其“领导”，自己“作为下属，不好意思拒绝”。
至24日的本案首次开庭中，武瑞军突然当庭供述，讲述了起诉书与笔录中没有的细节，部分证实了孟建伟质疑。
武瑞军表示，案发前的10月26日，滨河西路南延工程指挥部（即上述“古寨村拆迁指挥部”）召开了一次“拆前”工作会议，武瑞军提议先对孟富贵和武文元两家强拆，提议得到计建中和张兴旺的同意。
武瑞军指出，事发当日早晨6点，张兴旺致电自己，明确表示将给予20万元资金“善后”。
在应张兴旺约前往“见面议事”后，武瑞军发现，除了张兴旺，时任晋源区副区长计建中也在“善后议事”现场。
随后，武瑞军与计建中、张兴旺前往区政府办公室。“计建中电话叫来了李根虎，共同谋划了攻守同盟。”
结合前述弥华笔录，李根虎电话叫来弥华，指使弥华、李彦忠等人做假证，将强拆一事说成“是自己的个人行为”，正是当日清晨、被计建中电话叫去区政府办公室“商议善后”后。
目前，计建中已因此案被停职待查，但对其调查并未进入司法程序。晋源区公安局对此案“侦查终结”后，起诉书亦未显示上述内容。
“维权实验”
孟福贵一案，是强拆致人死亡案件中，为数不多进入司法程序的一个。
其原因除案情清晰外，死者儿子孟建伟的坚持亦密不可分。
在父亲死后，孟建伟在博客中每天记录案情进展与自己调查结果，并发布455条微博，多与本案或各地拆迁事件有关。
尽管孟建伟家中弟妹为此事都中断工作、在医院照顾此事后病发的母亲，孟家仍拒绝了先行先行民事赔偿。
同时，孟建伟拒绝当地政府的数次“私下沟通”，接受了两位律师的法律援助，直到该案进入司法程序，数个作案者陆续被捕、或“自首”。
在这三个月中，孟建伟基本中断了学业，拿着拍摄、录音设备，背着厚厚卷宗，数次往返于上海和太原两地。
本学期，孟建伟选修了三门课程，因与庭审时间冲突，放弃了其中一门课的期末考试，除一门本科时选修过只需交论文的课程，另一科他也草草交了试卷。
同学王艳良告诉我，事发后，孟建伟主要呆在老家搜集证据，为此案奔走，只回学校两三次，几乎没有上课。
在就读博士前工作过三年的王艳良眼中，案发前，一路修读微电子专业的孟建伟，为人积极，常常协调几个专业之间的同学踢球、出游；想法单纯，“相信社会整体是好的”。
三个月后，孟建伟“迅速成熟起来”，学会了与社会中人打交道，许多相关知识、想法比王艳良更全面，对社会看法“向工作过的人靠拢”。
“我建议他想一下处理这事的底线是什么，担心他陷入一味的追求最理想处理结果。”王艳良说：“但值得庆幸的是，我感觉他现在还是理性清醒的，没有我担心的趋势。”
对我回忆案情时，孟建伟一直语气冷静、神情平和，“我只是想争取一个合理的结果。也考虑好了万一案件得不到合理处置时怎么办。”
孟建伟说，他不会放弃对父亲死亡的追问，也不考虑先接受赔偿，“我现在所坚守的是维护一个人作为人的道德底线。如果我们连最起码的生存的权利都没有了，那我们还能称得上是个人吗？！”
“一，用工具猛敲我父亲头部，明知他快不行了却不叫医生不报警丢弃在路边，这应该算故意杀人而非故意伤害罪；二，此案不能只抓打手，不追究幕后指使者。”孟建伟对我说，这是他和律师对此案的两个主要诉求。
“我现在所做的是一项很普通而又很不普通的实验，如果我的实验失败了，那也就表明法律途径行不通，大家就可以寻求其他途径来解决问题，而不用重复我走过的道路。”
2011年1月13日，经历了两个半月“社会实验”后的孟建伟，这样写道。
（本篇博客的写作，谢谢周范才老师、李建军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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