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材大换血：文言文比例飙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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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材大换血：文言文比例飙升 | 短史记
2017-08-02 谌旭彬 今日话题

导语


短史记


如此大幅度地增加文言文，是否有必要，是否会产生好的效果？



图：“部编本”小学语文教材


语文教材百年来的第七次大换血，终于尘埃落定。


从2017年9月份开始，全国中小学语文教材将统一采用全新的“部编本”（由教育部直接编写），语文教材“有限的多样化时代”告终。


据媒体报道：此次“部编本”教材，换掉了约40%的课文，文言文比例大幅提升。较之以前的人教版，小学6个年级，古诗/文总数增加了55篇（一年级就有古诗），增幅高达80%；总计124篇，占到了全部课文的30%。初中3个年级，古诗/文总篇数也提升至124篇，占到了全部课文的51.7%。


这是自白话文兴起后百余年来，语文教材中文言文所占比例最高的一次。


回顾：前六次大换血

1、民国时期，小学课本不选文言文，初中再逐渐递增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始于1905年废科举设学堂。当时白话文尚未兴起，故教材课文多是古代散文。

1920年代初，北洋政府受白话文运动风潮的影响，训令：1、小学“国语课”全部使用白话文（语体文），不许选用文言文；2、初中教材白话文逐渐递减、文言文逐渐递增（第一年白话文占3/4，第二年占2/4，第三年占1/4）。这是语文教材第一次大换血。换入的多是周作人、蔡元培、胡适、梁启超等人用白话文所写的文章。

民国长期实行“民间编写、教育部审定”的教科书制度，故各家出版的语文教材，所选课文并不一致，惟白话文在各家课本中普遍居于优势地位。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发生过多次激烈的文、白论战——反对的理由大致有二：1、白话文的发育尚不完善，在承载文学表述、学理阐释方面尚嫌不足；2、因主官个人惯性，公私机关的文件往来仍多用文言，学生毕业后因工作需要，多选择再次进修文言文。①

2、1950年代初，《背影》被踢出课本，文言文也几乎完全退出

第二次大换血，发生于1950年代初。具体的换血方针，如1951年7月出版的“初级中学语文课本”之《编辑大意》所言：“无论哪一门功课，都有完成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这个任务，在语文科更显得重要。”

此次换血，很多传统名篇被撤出语文教科书。最典型的例子，是朱自清的《背影》。该年，有中学语文教师在《人民教育》上刊文批评《背影》与当前政治任务矛盾，课文没法教：

“这课书，在今日青少年学生面前，抽象而颓弱地渲染着一个父子之爱，是与当前三大政治任务——抗美援朝（参加军干校），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相矛盾的。假若将背影的思想感情在今天向学生渲染得太深的话，那么就可能使本想参加军干校的同学，或感于父母年迈而迟疑不前。也可能使地主或恶霸地主家庭出身的学生，在思想感情上无故勾起‘家道中落’或‘失父之痛’一类的无谓的纷扰，这是不言而喻的。再者，……光就朱自清那三次感情脆弱，有点林黛玉式的下泪，就可能给感情尚未完全成熟的青少年学生以不健康的感染。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青少年的眼泪，只有欢笑的眼泪，胜利的眼泪，以及对万恶敌人忿恨的眼泪。”②

《人民教育》杂志的编者按高度赞誉了这篇批判文章，并号召全国语文教师一起来检举教科书里其他“不适当的文章”，遂引发语文教育界对《背影》的集中批判。1952年，《背影》被逐出语文教材，1982年才再度回归。

此次换血，文言文也几乎完全退出了初中语文教材，仅于1952年在高中课本中略有保留，每册教材最末一个单元，选有几篇浅近的文言诗文。

3、1954年，学习苏联经验重拾语言训练，文言文重返高中文学课本

过于侧重政治说教，而忽视语言文字运用方面的训练，引起了苏联专家的批评——1953年，苏联学者普希金在观摩了北京市女六中的一次语文教学后，发言指出：这节课“语言和文学的因素过分的少”，“在我们的语文课中还存在着一个缺点，就是把语文课变成了政治课，这样就妨碍了语文的发展”。③

同年12月，“中央语文教学问题委员会”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承认：当下的语文教学，导致“学生缺乏严格的语言训练，在写作中形成语法、修辞、逻辑上的严重混乱，遗害很大。……也没有使学生得到必要的系统的文学基本知识和文艺欣赏能力。”④

于是又有了1954年的第三次大换血。

这次换血，学习苏联经验，将中学阶段的语文，划分为“汉语”与“文学”两个科目，分别编写了文学课本和汉语课本（人教版），分科教授。文学课本选用了一些名家名作，政论时文的比例有所下降。其中，高中文学课本中的文言文比例达到了4成左右。初中部分则仍以现代文学作品为主，文言文甚少。



按苏联经验编写的《高中文学课本》第三册，从目录可看出古诗文占比很大，政治色彩被淡化


4、1958年，苏联经验被抛弃，文言文再次几乎从教材中消失

1958年中苏交恶。同年掀起“教育大革命”，语文教材第四次大换血，领袖著作和报刊时政文章大量进入教材，“小学语文课本成了报纸杂志的剪辑，收入了许多喊口号、贴标语的诗歌和文章”。⑤1960年，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用“三个月的奋战”编出一套“十年制汉语拼音课本和一至十年级二十册共约三百五十万字的语文课本”。这套新教材的第一册“歌颂‘三面红旗’和培养学生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课文占70%以上。”⑥

1958年的换血，使文言文几乎从教材中消失。1960年政策微调后略有增加，但现代文仍占到了各年级课文的绝大多数。1963年教育部颁布新的《语文教学大纲》，要求加强文言文教学，初中教材的文言文要占到全部课文的25%，高中要占到40%。但按该大纲编写的人教版新教材只出版了四册即告夭折。

5、“文革”十年，文言文被最大幅度压缩

1966年6月13日，教育部《关于1966-1967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获中央批转。该报告指示：

“中学历史课暂停开设，政治和语文合并，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选读文化大革命的好文章和革命作品，发动师生揭发批判原有教材。”⑦

第五次大换血后，文言文在教科书中的篇数被最大程度压缩，一册课本往往只保留1~2篇文言文作为点缀，且主旨必须契合现实政治需要，如自《聊斋志异》一书中精选，结果只有一篇《狼》合格能够进入教科书，理由是《狼》这篇课文“可以教育学生提高警惕，识别阶级敌人的阴谋诡计”。⑧



1968年北京市高中试用《语文》教材。从目录可以看出几乎所有文章都与领袖相关


6、1978年，文言文进入中学语文教材，比例升至22%，稍后又进入小学教材

文革结束后，语文教材第六次大换血。1978年，中、小学生拿到了新的语文教科书。《背影》等“经典文章”被大量恢复，报刊时政文章则缩减至约1/3。语言文字运用方面的训练重获重视，但思想教化功能亦未放松。1988~1990年，高中语文教科书曾将王蒙《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与鲁迅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同时编入，受到批评后于1991年删去。2000年，有学者对小学语文教科书1-12册进行统计，发现“含思想教育内容”的文章篇数占到了总数的60.9%，“含激发政治情感内容”的文章占到了总数的36%。⑨

文言文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1978年新编中学语文教材中，文言文的比例上升至22%。据语文教材专家周正逵披露，这个比例是这样定下来的：

“‘文革’之后，……多数人主张文言要学，而且要加大比例。但是加多少合适呢？在教材会议上，讨论来讨论去，最后编写组领导拍板定为22%。为什么会定为22 %呢？原来‘文革’前1963年的教学大纲规定最多的时候是40%，而‘文革’期间最少的时候只有5%，一个最高分，加上一个最低分，再除以2，就是22.5 %，稍微保守一点，留点余地，正好是22%。当时的一位教育部副部长是这次教材会议的主管，有一次他开会时碰到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在休会时问他：现在的语文教材选没选文言文啊？副部长说选了。又问选多少？回答说22%。据说小平同志听后皱了皱眉头，没有说话。后来这位副部长回来传达了这件事，当时的教材会议负责人连夜召开编写组会议，说小平同志可能嫌我们定的文言文比例小了，要求我们连夜修改大纲，调整比例，补充篇目。经过一夜奋战，我们把比例增加到30%。第二天又去副部长那里汇报，这位副部长听后感到很诧异，说这怎么行，我和小平同志汇报的是22%，你们怎么又改成30%了？这不是变成我的汇报不实了吗？赶紧改回来。于是还维持了原来的22%。由此可知，语文教材编写工作的决策过程曾经是怎么一回事。文言文假如应该占30%才合理，你就不能定在22%；假如22%最合适，甭管谁皱眉头，你都应该坚持啊。原来在这里原则没用，完全是根据长官意志，甚至是看长官的眼色行事。”⑩

22%这个文言文比例，并不是教育界的“共识”。有人觉得太少，也有人觉得太多；有人主张中学不必教文言文，因为绝大多数人在工作中用不到文言文；也有人“主张学生多学点文言文，可以采用多种教材”（钱学森语）。

但论战并没有发生。因为1981年陈云就古籍整理工作进展缓慢（主要是缺乏文言文功底过硬的人才）提出意见后，中央出台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明确要求“学理工的人也要有一定的中国文化传统的知识，应当同时加强大学的文科教育，并从小学开始，就让学生读点古文。”教育部随后根据该指示，做出部署：1、大学理工科亦开设语文课学习文言文；2、加强中学文言文教学；3、从小学开始，让学生学习古文。[11]

自中国现代语文教育诞生以来，文言文终于首次大规模进入小学语文教材。

现况：文言文比例空前，令人担忧


本次“部编本”语文教材出炉，乃是百年来语文教材第七次大换血。文言文再度高歌猛进，篇数占到了小学六年全部课文的30%、中学三年全部课文的51.7%。这个前无古人的高比例，究竟是怎么定下来的，目前尚无权威资料可以说明。

如此大幅度地增加文言文，是否有必要，是否会产生好的效果，笔者是存疑的。

1、复兴“传统文化”，并不意味着从小学就要大量学文言文

比如，支持教科书大量增入古文的人说：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文言文不从娃娃抓起是不行的。

这个理由并不成立。

复兴“传统文化”没有问题。真正有价值的“传统文化”，必然能够与现代文明接榫，比如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之分，就仍值得今人深思，也足以与现代政治文明发生共鸣。[12]

但这并不意味着文言文有必要从娃娃抓起。语文教育的核心目的，是训练学生熟练运用时下的主流语言、文字工具（当然是白话文而非文言文），来自如、自由、自洽地自我表达。这是第一目的，也是最重要的目的。其他任何目的，接榫“传统文化”也好、培养文学才能也罢，只要出现冲突，都须为第一目的让道。小学30%的文言文，初中51.7%的文言文比例，显然会严重干扰到白话文的学习，侵占后者的学习时间（考虑到文言文的学习较为困难，其耗时比例，必然远大于其所占课文的比例）。小学、初中阶段的白话文学习，关系到很多人的一生——当下，国人说话留言写文章，缺乏逻辑词不达意的现象非常严重，大都与小学、初中的白话文学习不合格有关。

他山之石或有参考价值——据2013年的一份统计，台湾“国立编译局”版小学语文教材中，1年级的古诗文比例是0%，2年级是12.9%，3年级是11.1%，4年级是11.1%；至5年级则增至40.74%，6年级增至60.86%。这其中绝大部分是文辞浅显的古诗词，非古诗词的文言文，也多是翻译成白话文后，再呈现给学生。[13]

2、当前的白话文不够成熟，不是让小学生、初中生转而去大量学习文言文的理由

再比如，有一些教育界人士认为：白话文只经历了100年的发展，无法“与文言文的漫长统治相比”，且迭经宏大口号、暴力词汇的污染；白话文缺乏经典作品，“汉语中真正的优秀作品绝大多是用文言文写成的”，“如果一个人的文言文功底很扎实，一定会对他熟练、甚至创造性地使用书面白话文有莫大的帮助。”[14]

这个理由也不成立。

（1）白话文当然有它的问题，也确实是一种尚不算十分成熟的语言。但现实不可逆转，国人在日常生活与工作之中，已几乎不再使用文言文。筛选最优秀的白话文作品进入语文教科书，剔除其中所遭受的污染，提升国人的白话文表述水平，才是语文教学当下最应该做的事情。

（2）对成熟的作家而言，扎实的文言文功底，确实可以提升白话文的写作水准。但对小学生、初中生而言，这种“提升”，恐怕多半会是这种面目：

“战书：近闻晓冬兄挑国术之尊威，旌麾太极之初。雷公束手败绩。今在下孙××，隐武多年。终看不下去尔。愿与晓冬兄会猎于京都。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在下孙××”

（3）文言文也有文言文的问题。台湾当代文学家王鼎均、逻辑学者殷海光，都曾指出，中国古代文言文，常犯逻辑上的致命错误。

比如：“车有两轮，鸟有两翼，是故文武之道不可偏废也”这种话，就毫无逻辑可言——车有两个轮子，鸟有两个翅膀，根本就不能证明“文武之道不可偏废”。遗憾的是，先秦诸子的议论文中，大量使用这种类比推论手法；其中很多被选入语文教科书，且要求学生必须能够背诵。国人今天仍在熟练使用这种手法讨论现实问题，与语文课本的熏陶不无关系。

此外，老子的“道”、孔子的“仁”与“圣人”、宋儒的“理”与“气”……都是涵义极其模糊的概念。这也是中国古代文言文不讲逻辑的一种表现。这一陋习传承至今，语文课本里那些不讲逻辑的文言文，多少也有责任。

略言之，当下中国语文教育的核心目标应该是“让学生学会用白话文自如、自由、自洽地表达”——自如表达，需要掌握足够的词汇和表达技巧；自由表达，需要清除多年沉积的语言污染；自洽表达，需要学会有逻辑地“好好说话”。至于“传统文化”和文学素养，可以有也应该有，但不能干扰乃至破坏核心目标。


原人教版初中三年级下册所选《孟子》。截图所示孟子对“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一结论的论证，可谓毫无逻辑——按孟子的说法：有些得了“天时”的人去攻拥有“地利”的城失败了，就足以说明“天时不如地利”；有些拥有“地利”的城没能守住，就足以说明“地利不如人和”。



注释


①徐訏，《论文言文的好处》，《论语》半月刊, 1933年第26期。②黄庆生，《一篇很不好教的课文——〈背影〉》，《人民教育》 1951年第3期。③1953年7月号《人民教育》社论《稳步地改进我们的语文教学》之附件：《从“红领巾”的教学谈到语文教学改革问题》。收录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共三册）》，P228-231。④胡乔木，《关于改进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报告》。转引自：潘锋，《建国初期语文教育借用苏联教育经验的历史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⑤王仲杰、轩颖/主编，《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P37。⑥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小学语文教学改革小组，《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 编写新的语文教科书》，《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60年第3期。⑦李良品，《中国语文教材发展史》，重庆出版社，2006，P361。⑧周正逵，《语文教育改革纵横谈》，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P112-113。⑨吴康宁，《“课程内容”的社会学释义》，《教育评论》2000年第5期。⑩周正逵，《语文教育改革纵横谈》，教育科学出版社，2013，P113。[11]同上，P118-119。亦可参见：齐浣心，《陈云与古籍整理出版》，中华读书报，2015年9月9日。[12]顾炎武云：“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按顾炎武的逻辑：朱明政权变成满清政权，乃是“亡国”；仁义社会变成丛林社会，则可谓“亡天下”。[13]董雪洁，《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古诗文比较：以苏教版和台湾“国立编译局”版为例》，《世界教育信息》2013年第13期。[14]陈季冰，《强烈建议！中小学语文应至少一半文言文，1930年以后作品原则上不收》，冰川思享库，2017年7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