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不相信，然后呢？

bridged

龙应台：不相信，然后呢？
原创： 龙应台 大家 1月17日



不相信


不久前，我收到一封台北读者来信。他说：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已经变成一个什么都不相信的人了。看新闻不相信新闻，看机构不相信机构，听公众人物说话听不下任何一句話。我的问题是，那，我应该相信什么呢？欧美的年轻人也有同样的问题吗？


怎么回答他的问题呢？让我们来看看美国的状况。


[图一]

图一


图一呈现的是，美国人对于报纸、电视新闻、国会，以及公立学校这几个体制的信任程度从1973的近乎60%一路降到2014的30%以下。


[图二]

图二


图二告诉我们，美国人对政府的信任，从1958的超过70%到2015已经落到20%以下，这还在特朗普上台之前。


[图三]

图三


图三是以世代来看价值观。“你认为民主体制对你的生活是重要的吗？”1930年代出生的一代，70%以上认为重要，然后逐代递减，1980年代出生的人，只有不到30%的人认为重要。


就台湾而言，2014年主计处做过委托调查，结果是这样的：对媒体的不信任度达到了74.9%，而对于台湾当前的“行政机构”，不信任度是59.5%，对于“司法部门”的不信任度是64.7%，对于“立法机构”的不信任度是70.8%。


不信任，是21世纪的时代特征。相当一部分就是年轻一代对上一代人的不信任，对专业权威的不信任。


我自己就属于那被不信任的一代。听说今天在场的听众多半是超过四十五岁掌有权力的企业“老板”们，那么也许可以说，“我们”就是被新世代不信任的一代。

不信任成为全球趋势，和全球化与新科技有直接的因果关联。因此，作为大会的闭幕，我想提出来让大家带回去思索的是：全球化和新科技带给了我们一个极端分化、世代不信任的社会，而我们同时又都知道，“信任”是一个社会非常重要的社会资本。缺了這個关键的社会资本，制度很难走下去。面对不信任的危机，我们能做什么？



不信任，有没有道理？


首先，年轻世代对我们不信任，有没有道理？


我回想第一次明确感受到网络世代和我这代人的差别，和衣服有关。有一次在巴塞罗那的街上，十七岁的儿子陪我逛街，当我一时兴起要跨入一家国际连锁店的时候，他一把拉住我，说，“这种店，不要去啦。”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你看，7.99欧元一条牛仔裤。你要想到“廉价”的幕后是什么：生产一条洗白牛仔裤要用掉八千公升的水，三公斤的化学物，四百mJ的能量。还有，那7.99，廉价到这个程度，你想像厂商給工人多少工资？


我连mJ是什么都不知道。好，他跟我解释，mJ是一个热值单位，就是“兆焦耳”（mega joule）。什么叫“兆焦耳”？他耐心地说，1焦耳是用1牛顿力把1公斤物体移动1m所需要的能量。


我就不太好意思问，什么叫牛顿力了。


这样的生活小细节，却让我心里一惊：我们之间有世代差异。


我的父母一代人，经历战争和贫穷，他们是用布去裁剪衣服的一代。剩下的布块要拿来缝成百补被单，剩下的碎布，要拿来纳成鞋底。我的来自湖南的父亲就是怀着他母亲亲手用碎布纳成的鞋底流浪天涯的。


我这一代人，穿制服长大，一套白衣黑裙制服穿三年；对于衣料的质量、服装的美感，是接触不到的。因此服饰的美，几乎从来不在我的思虑之中。


一条7.99欧元，也就是七十块人民币的牛仔裤，十七岁的青少年可以用非常实际的知识来“教训”我，是因为网络科技所给予年轻世代的，不仅只是无边无际杂乱无章的信息，它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形塑价值判断的大海般的知识基础。他不“一时兴起”地踏入消费，而选择在事前做功课：研究物品的履历，看它的制作过程是否违背道德，分析它的材料和质量，判断它是否与价钱相符；他们在检视这是不是一个诚实的产品，然后决定支不支持。


令我沉思的是，谁说网络世代比我们不在乎道德、不讲究责任呢？网络新科技给了他们一个知识库，可能使得他们比我们这一代人更有多方位的知识，更宽阔的全球视野，他更有能力去实践道德责任。


然后我开始检讨自己：我曾经代表体制，负责创意产业，创意产业包括服装设计，但是以我的养成，来自一个对服装没有感觉、没有知识的时代和环境，如果我又不谦虚地去认识新的世界，不知道全球化和科技已经改变了生产的逻辑，而我却是那个有权力为服装设计做产业政策的人；那么，二十岁的人对我不信任，他完全没有道理吗？



读书


我曾经问我的父母：你印象中青少年的我，是什么影像？


他们的回答不必猜就知道：白衣黑裙短头发，坐在书桌抱着书读。


我的儿子们留在我脑海中的青少年影像，却是：半躺在床上，膝盖上一台计算机，手上是手机，头上挂着耳机，床上还有一个Kindle。所有的机器，都是开的。


我对网络“怪物”是有偏见的——网络世界充满了垃圾，即便不是垃圾也是大海般的碎片信息，哪里有任何深度可言？当我们这一代的人相聚时，我们的说法是，年轻人不读经典了，年轻人根本不读书了，他们拒绝深刻，拒绝思想，拒绝专业，他们拒绝权威却自己又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抱怨的是：你明明可以到深海中游泳，但是你却愿意全身浸泡在沙滩上的泡沫里。


这绝对不是假的。台湾的出版产业在五年内掉了40%，是一个惨淡的现实。然而，这个偏见，也被推翻。有一次，我看见儿子一整个星期都在听耳机，走着坐着躺着，在巴士站等车时，都在听耳机。我终于忍不住问他，你这家伙到底在听什么。


他——在听整本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这是一本我放在床头但是一直没有时间读的书。



我的发现是：你没看见他穿着制服坐在书桌旁苦读一本厚厚的书，不代表他不读书。一个耳机挂了一整个礼拜的年轻人，事实上已经读了我这个“大人”放了六个月都还没有翻开的书。不看书，不代表不读书。他听书。


出版产业，曾经是我的管辖范围。如果说，我这个婴儿潮世代的人，完全不清楚科技如何改变了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知识消费的基本原理，而我又是个决策者、管理者。那么，年轻世代不信任我，他完全没有道理吗?


全球化和科技化已经彻底改变了知识的生产和传播方法，也因而改变了人的行为和价值观的形成，过去的标准已经无法拿来理解新世代、衡量新世代了。



断崖的两边


一般都说全球化和网络科技是一个分水岭，可是分水岭是可以跨越的，我其实更觉得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断崖，断崖把这个世界分成两边两代人：“数字原生代”——就是新禧世代、网络世代，和“非数字代”——包括了所谓X世代、婴儿潮世代、安静的世代。


在这个信任的社会资本已经严重淘空的时代里，我们作为掌有决策权、教育权、管理权、话语权的一代——不论是学校的老师、媒体的评论家、企业老板，已经走到了一个断崖边，我们如果不“脱胎换骨”地去认识这个新时代，我们就要掉到断崖下面去了。


这两个世代的成长认知差距究竟有多大？让我们做一个快速历史倒带。



1952


我出生的那一年，报纸的头条新闻几乎每天都是同一件事：韩战（编辑注：此处“韩战”为台湾媒体版面当时的说法，指的是抗美援朝战争）。


在中国大陆，镇压反革命运动刚刚要结束。在台湾的五十年代初，军事法庭审了三万多个案子，1952是枪毙“匪谍”的高峰。


美国正在闹麦卡锡主义，制度性地迫害被认为有左倾迹象的知识分子。同时美国发射了第一枚氢弹，比原子弹的威力超过一千倍。第二年就轮到苏联发射。


我出生的这一年，什么疾病都有。小儿麻痹在美国爆发，那一年死了三千多个人，五万七千个孩子瘫痪；疫苗还没产生。孩子们被放进一个所谓“铁肺”去治疗，一辈子锁在一个铁桶里。


霍乱、疟疾、伤寒，不是课本上的抽象名词，是真正发生在身边的病。我三年级那一年，霍乱爆发，学校突然解散回家。再开学时，班上几个同学永远地消失了。


[上世纪50年代，小儿麻痹症患者住在“铁肺”（IRON LUNG，一种人工呼吸器）里]

上世纪50年代，小儿麻痹症患者住在“铁肺”（IRON LUNG，一种人工呼吸器）里



1962


十岁的我，住在高雄港。放学途中，每天看见美国水兵从军舰上下来，冲上七贤二路，满街追着酒吧女。酒吧女掀起他们的帽子，撩在手上逗弄。我不知道的是，那一年美国开始轰炸越南，不断增兵。我见到的疯狂水兵，其实是美国的青年，从越南战场来到高雄港口休假，过几天醉生梦死的生活，然后回到不知还可以活多久的杀戮战场。


[在泥潭中躲避炮火的越南战争难民。AP / Horst Faas]

在泥潭中躲避炮火的越南战争难民。AP / Horst Faas


我当然也不会懂得，古巴危机正在发生，差一点点就要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也不知道，柏林围墙就在几个月前一夜间竖起，想翻墙过去和家族相聚的人当场被射杀在墙头。


1962年，我的父母接到一封神秘的信。他们在1949年失散的儿子，现在十五岁了，亲笔写的信，辗转传来，说，他可以徒步到香港，如果爸妈可以到香港去接应他。


父母躲在关了灯的厨房里，用手电筒偷偷读信，窃窃私语。


他们当然没有任何能力去香港，把信藏起来，连回信都不敢。


我不知道的是，失散的大哥，就是那时想去香港的其中一个少年。成千上万的人在香港留了下来，更多的人被英方遣返。香港人不舍地看着这些被遣返的同胞，拼命往遣返卡车里丢食物。


[香港市民为逃港者送粥。Three Lions/Getty Images]

香港市民为逃港者送粥。Three Lions/Getty Images



1972


二十岁，是人格的定型期。如果“不信任”的政治文化有一个起点，美国人可能会说，1972就是一个历史起点；这一年，二十世纪最重大一桩政治丑闻开展了——水门事件。


1972年，我们用计算机查找数据吗？没有。我们的论文是用打字机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的。你知道1972年最炫的新科技是什么吗? 第一个手持计算器HP-35, 一支多少钱? 395美元。我当年做家教，一个月的薪水是600元台币。


我们用电子邮件吗？不，我们写信。亲笔写信，然后骑单车到邮局，向坐在玻璃窗后面的老伯伯买五颜六色的邮票，走到巨大的红绿邮筒，投信，然后就开始每天等候穿着绿衣服的邮差骑单车的铃声来到你的门口。


[计算机曾经这么大……]

计算机曾经这么大……


婴儿潮世代出生在仓皇贫穷的战后，陪伴我们青少年时期的重大影响第一是战争，尤其是非常影响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冷战。冷战的束缚和定型，使得我们这代人对全球化的理解和接受，相对困难。


第二是贫困，贫困塑造出来的美德是俭约朴素和为了挣脱贫困所激发出来的奋发图强。所有的美德都可以倒过来看，俭约朴素，倒过来看，就是缺乏美育和创意的自由想象；奋发图强倒过来看，就是生活选择的单调与固执。



数字婴儿


时代的背景塑造我们对世界的认知、看事情的的眼光和总体的价值观。今天二十岁的人，出生在1997。如果我们这一代人的背景是战争、冷战，1997出生，是个什么样的时代？


你也许想到的是香港回归中国，或者黛安娜王妃车祸丧生。而我会想到Deep Blue。


IBM的Deep Blue计算机在1997年打败了世界棋王 Gary Kasparov。一场棋赛，宣告一个新时代的来到：机器打败了人脑。



我们的十岁，1962，是古巴危机，是战争，是饥饿……那么在2007满十岁的人，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长大？


我当然不是在说，2007罗马尼亚加入了欧盟，也不是在说声乐家Pavarotti过世。我在说一件革命性的大事：


iPhone在2007年出世了。



专栏作家Thomas Friedman（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2007是一个历史关键年份；这一年，脸书和推特真正的拔地而起；这一年，Airbnb诞生；这一年，Kindle出现；这一年，Android 系统宣布了，它使智慧手机变成人人都可以拥有的信息武器。云端、4G、app, 加上全球化带来的国际秩序大变、气候变迁造成的地球质变，每一项都是2007的大革命。


现在二十岁的人类，出生在计算机赢了人脑的数字时代，成长在大数据几何式飞跃的革命时期，他们一睁开眼看见的世界就和之前所有还活着的世代——X世代、婴儿潮世代、无言世代，不一样。


现在的代差，是数字代差。数字代差的意思是，“我们”和“他们”活在两个平行的气泡里，没有交集。两代人获取知识、形成判断、养成价值的途径，已经截然不同。



权力支点大挪移


我们这一代人，必须要认识到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就是权力位置的大挪移。


从前很多的价值建立在有“槛”这个前提上。


要获得知识，要有能、或有钱、或有身份作为门槛；网络卸下了门槛，人人可以获得知识，于是你发现，如果你曾经是启蒙者，启蒙者的社会角色不见了。人人都掌握某块的知识，庶民变成网民，网民与菁英平等，你这个启蒙者变成笑话。


要发挥影响力，要有平台、或有权力、或有长年累积的实力作为门槛；网络拿走了门槛，人人都有机会搭建自己的平台、取得权力，然后把权力转化为实力。他不一定需要长年的累积，只需要一点对时机的透视力或者恰恰好的个人魅力，他就变成“网红”，“网红”和意见领袖平起平坐，甚至影响力更大。


要掌有权力，要依靠知识、或智能、或技术，或者某种资源的垄断，网络化把学校、媒体、大企业、教派，名教授、大知识分子，所有曾经掌握话语权力的菁英及菁英体制，都给扯下了宝座。


在新的结构里，有权力的，是群众，不是菁英；有影响力的，是网民意见，不是专业知识。


[“影响力的倒置” ]

“影响力的倒置”



这是好的吗？


2014年，俄罗斯占领了克里米亚。政治学者针对2066个美国人做了一个比对调查，他们问两个问题：一、请他们在世界地图上指认乌克兰的位置。二、问他们是否赞成美国轰炸乌克兰。


调查的结果是：一、只有六分之一的人指得出乌克兰的位置，平均离谱2880公里。二、越是不知道乌克兰在哪里的人，譬如有的人认为乌克兰在拉丁美洲，越是主张出兵。


2015年，一个政策民意调查问了另一个问题：你是否赞成轰炸Agrabah？结果：民主党支持者19%赞成轰炸，36%反对；共和党支持者刚好相反，33%赞成轰炸，13%反对。


这么重大的外交及国防政策，选民的态度很明确吧？


问题是，这个轰炸目标，Agrabah，是迪士尼电影《阿拉丁》里头一个虚构的国家，它不存在。也就是说，选民充满自信、斩钉截铁地表达见解，做政治决定，对一个完全不存在的地点。


[阿格拉巴/Agrabah：《阿拉丁》童话里虚构的阿拉伯城市]

阿格拉巴/Agrabah：《阿拉丁》童话里虚构的阿拉伯城市


我想用美国学者Tom Nichols的说法来回答这个问题，不信任，是好的吗？


他说，美国人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把无知捧成了美德。把拒绝相信专家说法，视为“独立思考”。


他说，“这是件很严重的事。社会会进步，是因为精深的、累积的专业，使得我们敢去信任菁英、专业，认为他们可以带来社会进步。当这个信任不在了，民主和专业就会崩坏，因为民主机制的菁英们就不会愿意陷入一个泥沼里与知识破碎而声音却又特别大的群众一再纠缠，他们会选择退出。那个时候，专业就不再是为社会公益服务的了，而是，谁有权、谁有钱，就去买他要的专业。这个结果，其实已经来到眼前。”



一颗眼泪



全面的不信任，当然是不好的。如果网络科技带来的只是反菁英、反专业、反体制的民粹，当然是危险的。


因此，我们可能希望告诉年轻的网络世代：你看，眼泪，是水和盐组成的。但是，当你用科技把水和盐加到一起，放进一个玻璃瓶，请问，这是一颗眼泪吗？


当然不是。水加盐永远不会等于一颗眼泪。新科技再怎么神奇，它取代不了思想；人工智能再怎么超前，它产生不了情感。水加盐，不是眼泪，因为它没有心的激动。


因此，我们会希望跟网络世代说：你必须从你的同温气泡里出来，和“我们”的历史经验以及代代相传的专业积累做衔接，否则单单是全球化和新科技不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幸福。


问题是，如果“我们”这些管理者、教育者、决策者、评论者自己其实也处在一个同温气泡里呢？


如果“我们”根本不理解科技如何改造了知识生产，如何重塑了人际关系，如何颠覆了基本价值结构，如果我们自己不理解网络世代的逻辑，我们怎么可能跟他们对话呢？


如果我们自己心中充满对新时代的无知和对新世代的偏见，我们怎么开启重建信任的工程呢？


面对全球化和新科技的排山倒海而来，我深刻觉得“我们”这几代人，站在断崖边，要不就学会搭桥，要不，就掉下去。


注：本文为作者2018年1月11日在《台北天下》杂志的演讲稿。经作者授权刊载。发表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