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志：我们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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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出路
郑志律师
阅《陈有西：讲述春天的故事》有感，遂作此文以评论。
之一 有西的文章越来越厚重、有分量。不过最后仍把希望寄托于官方，的确不太靠谱。法律人是冷静的，不希望有大的动乱。然而现在利益集团盘根错结，法治说说也许是可以的，但要真正行动却阻力重重。历史经验表明，打破利益分配格局，形成分配新秩序，总是极其痛苦的。像英国王室被迫加有远见的做出对自己负责亦对国民负责的，没有几个。中国的历代朝廷更迭，其优良传统是：权贵宁可横尸街头，也不愿意让出权力。这来自于视野狭隘以及害怕失权之后果。于是，恐惧、打击、顽抗是必然的。即使有个别开明的政治家也无力于扭转他所处群体的整体状态。温总都已指出阻挠改革的两股势力。他表达的很无奈，他四处演说，但事实却总给他做相反的批注，不正说明他身为总理的无能为力吗？中央政府似乎拼尽全力在控房价，但事实是房价越来越高；中央政府似乎是竭力要反腐败、要管好食品安全，但事实是腐败越来越多、食品越来越不安全。

整个政治和社会生态系统已经出现大问题甚至腐败恶化了，但因为利益集团能够从中渔利，他们掌握了方向盘，因此，完全可以坐视社会朝绝路上开。为什么会坐视？这是因为利益集团是一个概括的称谓，他们并没有一个严密的在一起共商国是的组织和机制。他们没有一个决策委员会，指出这是一条绝路，并且它得出的这个结论能够得到团体的大致认同。在这个群体中大部分人是短视的，是唯利是图的，他们目光短浅，只知现在过得爽，不管或意识不到明天要去哪里。就如法王路易十四所言：在我死后，管它洪水滔天！他们之间是有矛盾和利益纷争的，但其根本目的是一致的：即维护这个集团利益的最大化。他们中也许有明眼人，但其意识和力量显然不能占据主流（这是任何一种权贵势力中后期普遍遭遇的状况）。何况，现在的全球化大大超越从前任何朝代，其中已经有不少既得利益者纷纷将妻、子和财产转移海外，甚至自己也早有了海外居留权。然后仍然或公开或隐身在国内继续当官、捞钱、作威作福、胡吃海喝，继续享受特权的好处，而一旦变乱起处，他便拔腿就跑。总之，若能得多一天特权，我便享受我的；若社会动荡不堪，那便由你们自己收拾。我想持这种心态的人应当不在少数。当然其中也定然会有一部分老爷当惯了的，认为永远是太平盛世，不知道自己也将会有被“踩在脚下”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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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 因此，官方靠不住，不能指望。官方的主流第一是没有改变的愿望和动力，第二是有部分人被迫想有改变时却没有改变的能力。精英和富豪们已纷纷出国移民了。他们为什么要出去，是不爱国吗？不是的。爱国是每一国家国民的集体无意识。是固有情结。只是他们没有安全感，在政治、经济、自然环境、生命健康、人身与言论自由、食品卫生、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等诸多方面，都感受不到安全感，甚至到处都有不可预知的巨大威胁。此种威胁并不论你是达官显贵还是普通民众都是存在的。如果说中国当下还有平等，大概可以说“在不安全感面前人人平等”。现在的人没有以前封闭时代那么愚忠。经历过文革的影响大家更精明了。在“势”的面前，任何个人无法阻挡。因此，不会再留做“英雄”的幻想。国民的劣根性确是存在的，悠久传统留下酱缸文化，“英雄”不但要受到权贵势力的打击，的确还要被蘸人血馒头。因此，有本事的人大多是要往外走（事实是已经往外走和正在持续往外走），诗经有谓“誓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他不愿意耗费大把的青春和生命再做无用功。尤其是这个社会和民族千百年来总是循环往复。把有限的生命放在无限的循环中究竟意义何在？

如此在不久的将来，留在国内的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权力和资源垄断者，他们对故土极为留恋，因为世界各地不可能让他享有在中国能享受到的无边快乐，因此若不到万不得已就一定舍不得离开；一类是为数众多的芸芸众生（以劳苦大众居多），他们没有别的路好走，只好继续呆在这边土地求生存，同时忍受盘剥和奴役。至于数量稀少的有正义感的精英人士（因为本就数量不多，大部分出国了，少部分被收买了，剩下来的就更稀少了），愿意为民生民权奔走呼号，但声音孱弱，无法声震环宇；或如有声发出，在不影响既得利益者之大局时，可以容忍之，但捋虎须者，强力镇压之。精英阶层没有同盟军，甚至缺少同情者。他们离劳苦大众很远，劳苦大众不知道他们的呼号与自己有何关系；他们内部也会分裂，以抵销自身的影响。既得利益者握有强大的专政工具，从不惧怕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他们有一百零八种方法来对付你。他们也不真正害怕劳苦大众，最多在撑不住的时候，分出一两杯自己吃不了的残羹冷炙，劳苦大众即欢天喜地。于是统治秩序得以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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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三 我知道有人看不惯我的论调，当局者固然不喜，因为我大概说出了真相；斗士们也或不喜，因为我立论悲观。不论喜或不喜，大约你们无法否认中国历史的经验。二千年前春秋战国时代初兴的朴素民主法治思维后被无情扑杀自不必说，中华文明由此步入民主法治征程中的漫漫长夜。明末以来，从黄宗曦到梁启超，正值西方向现代文明的转换期，而经数百年之历史，多少仁人志士奔走呼吁，抛头颅洒热血，结果换来了什么呢？就从辛亥革命算起到如今也有一百年了吧。孙中山所呼唤的用现代眼光来看颇有些原始的宪政民权思想，就是这些原始的宪政民权思想，历经百年之久，有多少在中华大地上成为了现实呢？

总起来说，在民主法治的进程中，从几千年到几百年再到一百年再到几十年再到近几年，中华民族到底有何进步呢？一代一代的中国人都过得是什么日子呢？这其中若说寥若晨星的有一些英雄的名字被人记住，也只是残存几块墓碑（甚至墓碑都被人毁坏以至于难寻其踪了），在青史上留下些影像，对历史进程有什么推动呢？我们看到的只有轮回。有时进，有时退，进时极为艰难，退时却是大步流星，以势不可挡的碾轧一切阻挡力量的、极其残酷的非人性的后退。在进时，似乎没有带来过太多福祉，在退时，却是带来惨绝人寰的民族浩劫和亿万人难以愈合的伤痕以及悲痛的回忆。想到历史的轮回，难免使人悲摧而极以致于要风中凌乱了。

就以现在，遑论所谓法治的胜利，事实上到处是被抓、被失踪、被流亡、被死去。远有方、刘，近有艾、李。如果有一天，陈有西等虽大有名气但活跃的知名维权人士亦出现如上状况，若默默无闻如我等亦出现如上状况，我想这也并不能使人感到太过讶异。试想看，如果是公开开庭，即使制造了很多障碍，但毕竟还有对抗，可以有抗争的、发表意见的途径，去争取、去营救。可是，若是根本连基本的法律程序都没有，就失踪了、就不见了，你说该如何争取、如何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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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四 本来要回个贴，一不留神就写这么多。既然写的多了，就给文章起个标题，叫《我们的出路》吧。对与不对就不说了，来自于一些或许不大成熟的感想。社会有赖栋梁。这些栋梁往往得抱着随时牺牲的准备。这是历史演进规律。而更重要的，是在尽可能有理、有据、有节的抗争中，以正确的信念影响、团结大部分对这个社会有作用力的群体。在夹缝中培养壮大有正确辨识力的中产阶层，同时进行深彻的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法治社会思想启蒙（不是普法），要在中国出现一批孟德斯鸠、米开朗基罗之类的思想家、法家家和文艺家，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深彻的社会法治思想启蒙。而伟大的政治家是后于伟大的思想家而生的。不要指望横穿出世一个政治家，就一锤定乾坤。要想打破“城头变幻霸王旗”的历史规律，必要先产生一个觉醒的、强大的、自觉抵制专制主义的公民社会。到底是先有奴隶主还是先有奴隶？这是历史学家的命题。但一个奴隶意识缺乏生存空间的社会，一个没有奴役土壤的社会，一个彻悟法治之于每一个人均有巨大益处的社会，一个强烈呼唤民主自由、不自由勿宁死的社会，专制是没有表演舞台的。

如果抱定了中国要走这一条路的信念，那一定要理解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囿于中国的传统和社会类型、民智状态，这都比西方要走更长的路，才方有实现之可能。说实话，对于中国未来会向何处去，我是没有判断力的，相信很少有人能有判断力。因为所有的预见总是要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而这个国家的特殊性在于，有时它的发展变化会超出一切的理性。

一切有志于民主、自由、法治，担忧个人命运以及对这个民族前途负有责任感的义士们，现阶段所能做的唯一工作，不外乎是共同努力：使这个国家和能够影响这个国家走向的人们，回复到并持久坚持在理性的轨道上。

后记：评论写完之后，想起今日是青年节。谨以此文献给为国家富强、人民自由矢志不移抛头颅洒热血的志士仁人。不是先贤不给力，实是后辈不成器。立于21世纪第2个十年之书桌前，遥想我中华历史千百年之大轮回，我中国人民千百年来之命运沧桑，难忍内心酸楚，难解心头苦闷。好在世代皆有才人出，国家赖有栋梁在。见多了苦难会使人麻木，已没有人相信眼泪，弱者的悲鸣亦发不出声音。无他，唯向贤者学习，朝夕努力一途耳！仅以此小文，就教于方家及有西先生。（2011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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