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增城打砸烧事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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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

广州增城打砸烧事件调查：

　　被打砸烧的大敦村管理外来务工者业务（综治信访维稳，暂住证办理、租房登记等）的办公室。

　　一起没有人员伤亡的简单纠纷案，为什么会引发连续3天的打砸烧聚众滋事事件？一则“打死人”的谣言为何能抵得过政府的公开信息？一群习惯于挥舞棍棒执法的治保队员又为何瞬间被聚众人群“击溃”，一度不敢抛头露面？
　　这就是“待解”的“6·11”增城聚众滋事事件。
　　大敦村的8万名外来务工者，大部分住在厂家的集体宿舍里，没有电视也没有电脑，空闲时，只能到村里超市门口看会电视，打会台球或上网。他们拿着计件工资，只有在“大厂家”工作的人才有机会有社保。
　　这8万余名外来务工者由40余名治保员管理着。“治保队”主要由当地村民组成。外地人老板交着巨额房租与治保费，打工仔为当地带来了人口红利，但在他们眼中，治保队员“就是一群挥舞棍棒的土匪”，治安队还制定了一套“大敦村规则”，并借故疯狂地敛财。
　　政府在抓“造谣者”与打砸烧嫌犯；民众却在热论打砸烧背后的原因。不过，答案似乎并不复杂，大敦村的外地人与部分本地人一致认为：治保队，太不得人心了。

　　早报记者 于松 发自广州增城  
　　
　　新塘镇与大敦村，是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倒挂的典型代表。在新塘镇，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比是2:1（50万：22万），在大敦村，这一比例更是高达11:1（8万：7000）。
　　许多社会学专家指出：广东等省（市）的一些沿海村镇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倒挂，福利差距造成鸿沟。为此，这些地区的管理创新，显得必要而迫切。
　　不过，当地的管理模式与思维似乎并没有质的转变：大敦村40余名治保员管理着8万余名外来务工者，都20多年了，治保员最惯用的手段仍旧是挥舞手中的棍棒，要么打人，要么罚款。
　　这样一个人口与暴力相互倒挂的现状，一旦失控，险情可想而知。为此，在“6·11”事件中，大敦村治保员弃棍而逃，而本地警力连续3日都没能彻底稳定住局面。
　　“打死一个，也就50万”
　　20岁的孕妇王联梅（四川开江县人）虽已挺着大肚子，但还得经常与丈夫唐学才（28岁，四川开江县人）入夜后去大敦村摆地摊。一些知情人说，他们卖的是牛仔裤，在大敦村摆摊已有3个月，“小王（王联梅）是想为即将出生的孩子多赚点奶粉钱，才这么辛苦”。“夫妇二人“时刻要提防着治保员，经常‘打游击’，晚上8点后才敢摆摊。”一些商户老板“看他们挺苦的”，就光顾了她的小摊。
　　然而，王联梅还是遭遇了治保员。
　　增城警方通报：10日21时许，王联梅夫妇占道经营摆摊档，阻塞通道；大敦村治保会工作人员见状后对其违章行为进行劝离，后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孕妇（王联梅）倒在地上。
　　但知情人梁雅琪等人称，治保员根本就不是劝离，而是直接要扣留王联梅的摊档，“目的就是叫你交罚款。”当时王联梅夫妇坚决不从，“双方才发生争执与肢体冲突的”。
　　目击者蔡敏等人说，在肢体冲突中，王联梅倒地“一动不动”。这一幕，令唐学才更加激动，也引起了围观群众的不满。蔡敏说，争执在升级，增援的治保员不断增加，围观群众也急增。围观群众报警后不久，民警、政府工作人员与120救护车相继赶到。
　　增城警方称，正当民警会同新塘镇相关部门领导将王联梅夫妇送医院治疗时，现场有一些滋事人员不断起哄，坚决阻挠孕妇上车；个别人员投掷矿泉水瓶和砖块，导致3辆警车、1辆救护车以及多辆私家车被砸烂。
　　就此，蔡敏说，先是唐学才不让医生把妻子抬上车，其后才是旁人“出头”，他们要求警方先惩办打人的凶手。
　　钱娟等知情人则称，事态也并非无端失控的：“缺颗牙齿”的治保队长在现场挥舞手中的铁棒对“起哄”的围观群众喊“打死你们（外地人），一个就（值）50万（而已）”；治保队的嚣张，彻底把外地务工人员压抑已久的积怨激发出来，肢体冲突随即爆发。
　　梁雅琪等人说，事态失控后，围观人群开始将硬物砸向了民警与政府工作人员，而在外围，大家在疯传“孕妇被治保员打死了”，因此，不断有人加入了打砸人群。
　　在增城官方的多次通报中，均没有提及有人在聚众滋事中受伤。一些目击者称，这是因为双方刚一交锋，治保队就败下阵来：治保队长“趁乱逃跑”，其他治保员也“不见了踪影”，“民警也刻意避开了（肢体冲突）”。
　　增城市政府通报：10日晚“部分不法分子”逐步向大敦派出所聚集。不过，目击者称，当时聚集人群直接“冲击”的是大敦村治保队办公楼（一幢3层独立办公楼）。一些知情人说，值班的治保员被上千名聚众人员吓得弃楼而走。冲在前面的人甚至没有遭遇抵抗就冲进了大楼，开始打砸。多名目击者回忆：小崽子们（年轻人）冲进去砸，外面的人一边鼓掌一边高喊“砸得好”。
　　增城市政府的消息称：11日凌晨1时许，事件初步得到平息；不过，11日凌晨3时许，又有部分不法分子向清理现场的民警投掷石块、砖块、玻璃瓶等硬物，妨碍民警执行公务；警方将现场带头闹事的25名滋事人员带回调查。
　　警方两度称“有效控制”
　　11日上午，增城警方通报称：聚众事件得到有效控制；经医院诊断，王联梅夫妇均没有受伤。不过，多名知情人称，在增城警方开发布会之前，就已有几百名群众聚集在大敦派出所“要求惩办打死（伤）人的治保员”。
　　钱娟称，聚众人员开始向派出所内投掷砖块与玻璃瓶等硬物。为了防止有人冲进派出所，警方先后向人群发射了两枚催泪弹。
　　大敦派出所附近一西瓜摊的老板张亮称，警方发射催泪弹后，有的人就“流着泪”跑到他的西瓜摊“歇脚”，待症状消失后再次去围聚。
　　有知情人说，其间，警方通过大喇叭等方式告知聚众人群“昨晚没有人死”，但仍未说服聚众人群。
　　钱娟说，聚众人群见“攻不进”派出所，部分人又跑到了大敦村治保队办公室，“再砸一遍，还放了火”。
　　一些知情人还称，不断增援而来的警察在大敦派出所与治保队办公室附近进行了布防。不过，一些聚众人员又跑到了200米远的大敦村委会，“砸坏了大门，烧了停在大院内的轿车”。
　　钱娟回忆，聚众人群与警方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警方在东布防，他们就跑到西，警方赶到西边，他们又跑回了北。”增援的民警将多辆警用大巴停在了村外，一股人就趁民警在大敦村内“兜圈”布控时悄悄跑出大敦村，把那里的警用大巴“给砸了，还烧了”。
　　前来增援的久裕村治保队也遭遇了“回击”。多名目击者称， 11日晚，一队人马“杀”到了该治保队办公室，乘虚而入“砸了办公室，还放了两把火”。
　　众多知情人称，11日“是闹得最凶的一天”。钱娟称，她跟着打砸人群“看了一天热闹，都累出了病”。而四川达州14周岁的谭晶文（就读小学六年级），混在聚众人群中后竟然“失踪”了。
　　不过，增城市政府12日的通报并没提大敦村与久裕村治保队与村委会办公室被打砸烧，也没有公布被烧车辆的具体数字。
　　12日上午，增城市政府又通报：事态得到有效控制，无人员死亡。而王联梅的老公也现身新闻发布会，表示自己和妻子及她腹中的胎儿“都没事”。
　　然而，12日晚，聚众打砸烧却再次上演了。这一次，聚众地点转移到了大敦村5公里以外的太阳城加油站与107国道附近。聚众人群不但砸烧了警车，还将砖头砸向了过路的社会车辆。有目击者称：聚众人群针对无辜路人的打砸已近失控，“（他们）见到轿车就砸，10多辆被砸，被烧。”中国石化（太阳城）加油站的员工告诉早报记者，聚众人群甚至还想冲击加油站，后经加油站工作人员“苦求”才作罢。
　　13日，又有大批武警与特警挺进新塘。不过，增城市政府至今都没通报12日晚针对无辜群众打砸烧的详情。
　　“造谣者”与“不法分子”
　　增城市政府称，“6·11”事件是个别群众与治安队员发生纠纷引发的聚众滋事事件。但为什么一件简单的纠纷案会引发连续3天的聚众滋事事件？
　　当地政府提到了“谣言”与“别有用心的不法分子”，而此前潮州的通报中则出现了“不明真相的民工”。广州市长万庆良等领导称，“打死人”的谣言，经网络传播，蛊惑了人心；部分不法分子有组织的带头闹事与挑拨，加大了维稳的难度。就此，增城警方14日将在网上散布“孕妇老公被活活打死”的陈某抓获。司法部门也加大了对打砸烧人员的侦查力度。警方不断抓嫌犯，增城检察院也批捕了一批涉嫌聚众滋事人员。
　　在民间，“聚众滋事者”有组织地偷袭和转移“阵地”，也令人遐想；而“聚众事件演变成不法分子趁乱打砸烧”的声音已被部分人接受。甚至王联梅夫妇都在怀疑“让一些人钻空子了”。
　　“6·11”事件伊始，就有人在传“增城四川老乡会”在“带头闹”，甚至有人发微博说：“增城四川老乡会”的会长称打死一个警察奖励50万元。不过，这些说法尚无法考证，增城市政府也没有就这一细节进行通报。
    早报记者曾拨打了两名“增城四川老乡会”成员的电话，听到是媒体采访，一名称“你去问警方”，另一人直接挂断了电话。不过，“四川同乡会”毕竟是个拿不上台面的灰色组织，它没有固定办公地点，没有明确的组织体系，更没有注册登记过。因此，“增城的四川同乡会”理论上可以有N个。
    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中，有人怀疑11日与12日的打砸烧人员为外来无业人员，并非新塘本地的务工者。理由是面孔都很陌生；他们打砸银行“那是想抢钱”。然而，早报记者在大敦村采访期间，依旧有很多人对政府的公开信息存疑，“谁知道政府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他们（基层政府）说假话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19名首批被批捕的打砸烧嫌犯中，年轻人占了绝大多数，18岁的就有7人。就此，有人称，年轻人情绪容易被感染，被不法分子蛊惑。可年轻人在打砸烧时，旁边有叔叔与婶婶级别的围观者在为他们鼓掌和叫好，这已很难再用“情绪感染”、“不法分子蛊惑”或“外来滋事的无业人员”来解释了。
    17日，增城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告诉早报记者，“6·11”事件很复杂，水很深。不过，他们均未再披露更详细信息。
“棍棒”下的积怨
    大敦村的打工仔由几百人到几千人再到8万人；工厂老板也大都从“广州老板”变成了“外地老板”（服装利润大降，本地老板转行，将厂房租给了外地人）。外地老板交着巨额房租与治保费，打工仔为当地带来了人口红利，但40余名治保员在执法时，还是动不动就挥舞棍棒，打人或罚款。
    钱娟在大敦村工作生活已有20年。她称，这几年，治保队员执法要比过去收敛了一些，但“还是粗暴，完全称不上文明执法”。
    “治保队”还制定了一套“大敦村规则”，并借故敛财。例如，外地人购买摩托车后，不能在大敦村内行驶，必须得去治保队办个“大敦牌”，“否则，抓着就罚款，最少200（元）”。
    倪军等人说，掏50元办个“大敦牌”也成，但办“大敦牌”须有本地人担保。“这一条件太苛刻了，简直就是歧视，本地人压根就不愿意为我们担保。”为此，他们必须出钱（1000至1500元不等）让本地人代办“大敦牌”。
    “还有就是无休止的罚款。”四川籍老板徐军称，他几年前曾买了一辆三轮车，因无法办理“大敦牌”，“一天被抓好几次，每次都要罚，少则100元，多则300元。”后来，他交纳了1000元“保护费”（有效期1年）才避免被重复地抓、罚。
    “摆地摊的，抓住了也是罚款。”大敦村街头水果摊主王玲夫妇称，曾两次被治保员抓住，被扣了车（三轮车），“必须要交200元钱罚款才会让你走。”
    村外人也在抱怨。那些没有“大敦牌”的摩的司机称，被抓住少说200元，不交钱就扣车，你反抗，他就打。为此，很多摩的司机称：“若不是这次治保员被群众打跑了，我都不敢带你进（大敦）村的。”
    据公开报道，大敦村治保队员2009年曾因查处摩托车挥舞钢管将他人打成了脑震荡。有人还称，治保队借故敛财“简直都疯了”。有企业老板与务工者称，生意清淡时，几个人围在桌子前玩几把小牌，“5角钱一局的”，也被治保员抓去了，把人关在治安队办公楼的楼梯拐角处，要么关你3天，要么家属拿钱来赎人。
    有些女性务工者描述了治保员查暂住证（现为居住证）的粗暴：他们不敲门，一脚把门踹开。而有些企业老板说，前几年收治保费与卫生费时，治保员“收债一样的凶相”。
    在大敦村，外地企业老板每年都要向治保队交纳一定数目的治保费与生活费。具体金额依厂房面积与区域位置，数额由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不过，他们称，治保员没有给予足够的尊重，“会查你的摩托车，一样会收拾你”。
    一直以来，不断有人质疑治保员执法合法性，“他们罚款不开（罚）单”。多年来，有人投诉到了政府，也找过媒体，“但均没结果”。有群众很疑惑：大敦派出所就在大敦村内，安保工作为何还要交给治保队？就此，新塘镇委书记刘观佑告诉媒体：城中村警力不足，所以有的村子才花钱组建了 “治安联防队”。
    不过，有知情人却分析：有治保队在，一年就能收几千万元的治保费；若警方负责片防，再收钱就师出无名了。
    早报记者在大敦村见识了“大敦牌”，从牌号上判断，“大敦牌”至少已发放了3500多块。公开资料显示：大敦村内车辆一律要办“大敦牌”，这一规定从2007年6月就开始实施了。村治保队竟然会有发车牌的权限？当年，就有媒体找到了当地警方，得到的答复是：属村内的事，不会干预。
大敦村治保队的“江湖”
    综合知情人的各类信息，大敦村的治保员，以前都是大敦村本地人，多数系“当兵退役后，进入治保队的”；后来，随着大敦村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很多本地年轻人不再愿意巡街了，于是，大敦村开始从新塘镇的其他村子招聘治保队员。新塘镇委书记刘观佑也曾称“治保队（也称‘治安联防队’）主要由当地村民组成”。
    治保员在大敦村的权力“很广也很大”。他们不但巡街、抽查居住证，还充当着车管、城管与交警的职能，抓“黑车”，驱逐地摊贩，罚款。
    钱娟说，大敦村治保员的工资不是很高，“每月在2000至3000元之间”。但这份差事“不差钱”，“他们罚款，不开（罚）单。”不过，这笔钱，治保员与治保队之间具体如何分成？有人说，是要上交给治保队，拿提成。不过，治保员的罚款太随意，那些事主没做什么抵抗就闷声交了钱，治保员也难保不会将罚款装入自己的口袋。
    对于治保费与罚款的去向，大敦村一些本地村民也认为这是个灰色地带，容易滋生腐败。（应采访对象的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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